然是宝熙所提的先行审定各种教科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们现在着手准备，到时候便可以从容应对。”
孙元起这时已经有了主意，回去之后双管齐下：首先，收集现有的各种教材讲义，借以进一步完善经世大学编纂的教科书体系。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争取在学部审定教科书之前，造成一个既定事实：尽管经世大学的教科书不是官方审定授权的，但在全国已经处于主流地位。官方只要不逆潮流而动，只能默认现实。
其次，商务印书馆争取和某省官书局合作，成立合资企业，使之具有官方背景，然后以官方名义出版全套丛书。这样，以后在学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学部里面就会有自己的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老大人见孙元起已经有了对策，这才提醒道：“其实，此次成立学部，对于你经世大学影响最大的，并非是教科书审定，而是学部的机构设置和章程起草。假如有人故意刁难，在里面做些手脚，纵然你说学校是洋人所办，恐怕依然寸步难行。”
听了这番话，孙元起脸色凝重起来：这好比是后世的标准化组织，你的产品再好、体系再完整，只要在组织内没有话语权、和组织的规章制度有冲突，不须手段，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你打落凡尘“原先，学务处有三个管学大臣：张埜秋，荣华卿，再加上老夫。如今张埜秋已调任户部尚书，老夫也垂垂老矣，以后成立学部，尚书定然是荣华卿。”老大人口中的荣华卿，就是现在孙元起的顶头上司荣庆，“荣华卿旧学出身，对于新学知之甚少，等他执掌学部，必然要倚借他人之力来设置机构和起草章程。前年奏准的各级学堂章程，便主要是你拟写的。只要你和荣华卿多多沟通，他肯定还会借重于你。到那时候，学部究竟应该如何，还不是看你和荣华卿两人所言？”
虽然孙元起对那荣庆不感冒，不过形势比人强，少不得多上门拜访几次，送些稀奇的礼物。在1905年12月6日，根据政务处大臣与管学大臣商量结果，老佛爷批准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为左侍郎，而刚出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的孙元起为“署右侍郎”，也就是临时代理的意思。
经过调整，学部排在吏部之后、礼部之前，成为显赫一时的衙门。学部开设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孙元起、罗振玉、张元济、严复等经世大学老师起草的，体现了浓重的现代大学气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三一章吹绿东风又一年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比，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瑛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牍、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些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瑛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性》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直到春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因为“对细菌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我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了解，无法做出恰当的评价，不过我的同事向我大致描述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即阐明了特定细菌会引起特定的疾病，他是以举世瞩目的开拓性成绩，问心无愧地捧走了这个奖项的。
“得到化学家的是拜耳，想来扬克你也听过这个名字——”
看到这里，孙元起不觉微微失笑：如果是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提到“德国拜耳”，估计很多人想到的是全球制药巨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德国拜耳集团；可能只有知道一些科学知识的，才会想起这是一位使世界变得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杰出化学家。需要注意的是，化学家拜耳yer）和拜耳公司yer），除了都是德国的、中文译名一样，此外再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提到拜耳，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和徒子徒孙们，因为这是科学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佳话：他的老师，就是在梦中发现了苯环结构的凯库勒，凯库勒的名字随着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而他的学生费雪，在1902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比拜耳还早三年费雪的学生瓦尔堡，在193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瓦尔堡的学生克雷希斯，又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卢瑟福的信中写道，“这位杰出的化学家，最先发现了靛青、天蓝、绯红三种现代基本染素的性质与分子结构，而他研究和合成的各种有机染料与芳香剂，使世界上的妇女们能打扮得比以往更漂亮、更动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得到这个奖项，也是理所应当。只是他的成绩偏重于应用，若从长远角度来说，无疑你的理论更加重要“相对而言，今年的物理学奖就有些逊色了，因为它的获得者是德国基尔大学的勒纳德，以表彰他在阴极射线方面所作的工作。评奖委员会认为，勒纳在1898年发表的《关于阴极射线的静电特性》，率先认定阴极射线由带负电的粒子组成的，所以拥有这一发现的优先权。事实上呢？扬克你发表的《铀、钋、镭辐射射线的实验研究》、《关于原子结构的实验与猜想》，可是也在1898年。况且，你的论文内容更加丰富详实，论断更加精准可靠。只要是聪明人，就绝对不会忽略这两篇来自远东的独立研究成果很显然，评奖委员会的眼睛被国家、种族和肤色所蒙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让这个本该光彩四射的奖项褪色……”
勒纳这个名字，孙元起听过，知道他是和汤姆孙、卢瑟福齐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更令他声名远扬的是，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做过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孙元起对之付以一笑。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迈特纳、艾弗里、博内尔、吴健雄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连发动数场战争的奥观海却能获得和平奖，这个奖项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在自己心中早已是定论了。
在给卢瑟福的回信中，孙元起解答了他和马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并随信附上了自己关于超导的论文，以表示自己尽管没能去美洲工作，依然没有闲着。此外，孙元起希望他在恰当的时候，能来经世大学工作。因为在模模糊糊的印象中，这位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会在这几年返回英国，出任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系主任。
很显然，孙元起在向各国寄送《超导体与超导电性》论文的时候，只是打算想给那些物理学家们添添堵，省得他们胡思乱想，却完全没料到这篇论文所带来的轰动效果。
二十世纪前后的第二次工业**，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可在应用过程中，大家就发现电力在传输时会有很大的损耗，即便采用超高压输电也难以避免。看到这篇论文，科学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能不能找到一种常温下的超导体，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在理论上甚至是零损耗而那些大财阀在实验室看到超导现象，也怦然心动，少不得多撒些银子给科学家，希望能早日寻找到这种材料。
不说别人，就说春节后刚到经世大学的教主大人，在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都心旌摇摇，不止一次对孙元起说道：“扬克，我觉得我们在研究电子计算机的间隙，可以顺便研究一下超导体的”
孙元起知道教主大人对宏伟的免费电力事业还念念不忘，不过更知道研究超导体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便再三再四地拒绝了他的不靠谱想法：“特斯拉先生，我觉得在研究出电子计算机之前，不适合一心二用”
就这样，特斯拉一心扑在了电子学实验室，让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
第一三二章为谁流下潇湘去
研制电子计算机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在电子元器件超级落后的二十世纪初，基本上就是手工作坊，每一个电路都得亲自动手焊接。，无孙元起估计，没三五年功夫，这玩意儿肯定出不来！
很明显，这种操作性和探索性兼备的工作，正中特斯拉的下怀，教主大人简直是乐此不疲。对于学校的青年学生，这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好多人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尤其是刘斌，完全把搭建成是有趣的游戏。通过他，孙元起终于明白，为什么后世中学生总喜欢亲手焊一个收音机了。
尽管孙元起计算机研究的始作俑者，但对于这种搭积木、搬运汉诺塔般的手工活，还是有心无力，只能避而远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部的初创工作中去。
由于孙元起之前曾亲手编写过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对于教材审定、课程设计那是驾轻就熟。尤其是科学知识部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了方案，送到尚书荣庆的案头。荣庆对这些东西自然看不明白，不过知道它对于大清统治并无违碍之处，便轻松放行。麻烦的是国语知识部分。
中国自古至今的官场上，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似乎一坐到那个位置上，随便写的几段话，都能变成“伟大精神“、“重要指示“：胡扯几句，都是风趣幽默，不管好笑与否，周围人都得配合着傻乐：脑袋一热，外行就能指挥内行，而且内行还得表现出佩服的神情。如今荣庆就是这样，从刑部尚书改任学部尚书之后，好像立马对新式教育内行了一样。
按照孙元起原先的计划，除了外语，分为语文、思想品德、作文三部分。这是后世常见的分法。荣庆拿到方案之后，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捻起毛笔，便在圈圈点点。等孙元起拿到修改稿之后，几乎是欲哭无泪：先说语文。荣尚书大笔一挥，改成了“读经“下面还字注明：“小学堂学生毕业，须能背诵《诗经》、《尚书》：中学堂毕业，须能背诵《孟子》及《春秋》三传之一种：至于高等学堂，在熟读三礼后，可泛滥于诗词歌赋之间矣。
“对于孙元起提到的拼音尚书大人尤其不满，全部用大笔扛掉之后，边上笔墨淋漓地写道：“《春秋》严夷夏之大防，《孟子》云未闻变于夷者也。吾人焉能改华夏之文字，从腊丁之字母乎？！”。
再说思想品德。荣尚书批道：“不妥！不妥！幼童入学便当授以忠孝仁爱、修齐治平之道。而人伦道德之根本，在《孝经》《论语》二书。此课可改名为“修身””
最后说作文。荣尚书的墨水好像不要钱，把原先的稿子涂了大半，在天头地脚上写道：“学生作文，总须知道起承转合、平厌押韵，故而作文课之内容，可分为古文、骈文、古诗、律诗等种。次第授习……”
照荣庆这么一改，该背的经书一本不少，该写的八股文、试帖诗只是改头换面这新式学堂的教育和传统经学教育有啥两样？背诵些经典，孙元起倒不反对，可也不能《四五经》一本不少吧！
孙元起婉言劝说了几回，可荣尚书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