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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点，特别是翻译大项目时，我们的翻译组织者、出版社，就必须考察这种学术“生产的制度结构”（借用科斯的一本书名）。我们必须考察其组织结构和支付方式。例如，即使在大型翻译项目中也要尽可能减少监督的层次，要更好地界定产权，而不是如同以前的某些翻译项目那样强调层层负责（因为监督的层次越多，也许每个层次都可以推卸，都有依赖性）。也许，在某些翻译项目中，我们应当考虑是否可以废除审校者的署名制度，因此让每个译者直接对文字翻译负全责。注意，我只是说废除署名制度，但可以保留审校者，为了补偿审校者失去的署名权，也许可以适当增加他在翻译中的报酬比例。这样的结构方式可以防止责任不清。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就是一个好的建议，因为这也可能会使校对者“卸责”。因此，具体应当如何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还有，只要可能，就应当鼓励一个人独自翻译一部著作，而不是两三个人合译。也许，我们还应当考虑，翻译的项目一定不能太大，否则组织必定会很复杂，交易费用一定会很高。因此，可能百科全书类的翻译应基本上废除，而事实上，这些年也较少见这种翻译项目。也许我们还应当废除一些“民主型”丛书翻译的编委会。据我所知，在中国目前这类编委会实际上往往并不承担任何翻译上的责任，不仅不参与或很少参与翻译，而且有许多对推荐书、评审书也不承担责任，书出了问题，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往往起到的是一种广告的作用利用他们的某些剩余无形资产。
最后，尽管翻译中译者和主编非常重要，但是每一本译著的编辑在这一方面也有责任并且应当承担起责任来。如今的许多编辑确实很勤奋，很努力、认真，为人也很诚恳、合作，也颇为专业化，但是也确有一些编辑对其编辑的译著所涉及的知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知识面相对较窄，因此有的虽然有大学学历，甚至研究生学历，也仍然无法更好承担起作为专业编辑的任务，有时甚至无法避免一些显然的错误（即所谓硬伤）。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出于同样的原因，极少数编辑会擅自改动译文中的专业术语，乃至于有的译者明确要求编辑不要动他的稿子一个字。后面这种情况是灵活的合约化制度安排，从道理上讲，对个案是好的，但是从整体上这并不利于翻译的发展，尤其是会破坏出版系统内部的制度建设；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实际上把编辑变成了一个跑腿的，变成了一个对于法学著作的翻译无关紧要的角色，而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生产制度相比就可以看出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从许多美国学者的致谢或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致谢不应当仅仅理解为作者的礼貌，事实上，有些学术著作的撰写是由编辑先提出来的。并且，中国的这种译者与编辑的制度安排只有在相互之间知根知底的情况下才会预先做出，因此这种安排必定会强化译者（或作者）与编辑的私人关系，强化编辑对“信用品”的依赖，因此有可能阻碍其他好的译者或作者的作品进入出版渠道，妨碍了学术竞争。当然，这个问题的具体的解是什么，我无法回答。但是一个大致不会错的回答是，翻译编辑的专业化和知识面的拓展，而不是学历化，可能是我国各个出版社以及诸多编辑目前面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她们实际上也是翻译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影响翻译质量的一个变量。而且这一点甚至不是翻译中的特有现象，而是在整个学术出版中（不限于法学）的一个普遍现象。
第二部分 法学著作的翻译第15节 制度视角及其他
借助制度经济学的思路，本章对当代中国法学著作翻译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考察，但是这个考察并不只是回顾，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做出了一些言之成理尽管需要进一步研究甚至需要时间来验证的预测。坦白地说，这些问题和预测甚至是我在撰写此文前都没有想到的，而是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给人一种兴奋感。我感到这个有关翻译理论的视角是一个有用的视角，是对目前主要基于外国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或严复等前辈学者的翻译经验提出的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学著作翻译和推进中国法学著作的翻译是具有启发性的。
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理论视角和进路的适用性不限于法学著作翻译，甚至不限于翻译著作。设想一下，如今的许多丛书，许多由多人撰写的教科书或专著中，实际上都存在我在此分析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也可能可以回答为什么目前的许多丛书很滥，水平不一，为什么在中国主编的著作普遍质量不如专著，也往往不如某个个人的文集，这里提出的分析思路都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提出一些完全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一进路比目前一般流行的批评视角和进路，道德化的批评进路（例如学术腐败之类的）；例如，有关“伪注”问题的学术讨论和批评。有关的文章，可参看，《博览群书》；2003年1月7日。更具有解释力，同时也更可能为人们（包括被批评者）所接受。
甚至这一思路还可以延伸，如同我在上面简单涉及到对编辑者的分析那样，延伸到出版的许多环节，包括其他丛书的选题、出版等，同样可能给人们以某种启示。甚至可能为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提供一种参考，例如关于未来的法学著作翻译、关于将来的教科书的编写等。这些都不需要我更多赘言了。
本章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篇学术综述，因此，我还希望指出本章对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的两点意义。第一是有关学术综述类文章的撰写。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年度或会议综述文章，作者只是列举了张三李四说了些什么，也可能有问题的分类，但只是按照问题的外在相关性的分类，作者提不出构建他/她的综述性论文的问题和内在逻辑结构，自然也就很难展开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因此许多这类综述性文章变得可有可无，在学者心目中很少有人将之作为学术论文的，最多只是将之作为一种资料提示。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本章在一定意义上是试图对这种综述文章范式的一个突破，其要点就在于强调综述文章的作者必须从其所综述的现象中提出综述者本人的问题，强调综述者本人的特定视角对某一特定领域的问题之整合和塑造。我认为，这样的综述文章将会给读者更多的启发。
其次，我要强调，本章与法学研究的关系并不仅仅在于它讨论的主题是法学著作的翻译，而且在于并且主要在于本章处理这个问题的进路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的或道德化的。我认为一篇论文是否法学论文的根本标志不在于其讨论的问题，而在于其如何讨论，在于其切入点。一般的泛泛谈论反腐败，甚至讨论反司法腐败，也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论文或著作，尽管可能被这样归类。只有当从制度或规则角度切入，并始终保持这一进路，那才是法学的论文。而这一点，是中国法学界以往不大注意的。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注意，才使得法学论文和其他论文甚至宣传性的普法文字难以区别，才使得一些法学论文有偏向过度的所谓法学词汇和术语的倾向，使得一些法学论文追求过度的哲学化甚至有玄学化的倾向。
正是由于本章始终坚持了制度的进路，因此尽管讨论的是翻译问题，但它与本书的整体结构具有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它提出的或隐含的制度建设措施，也可能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法治的一个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第16节 人文学科并不给人以人文精神
乔治·斯坦纳
上一编的分析、讨论和回顾均表明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确实存在众多的问题。从数量上看，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产出数量，无论是“群架”还是“单挑”，至少同他／她们的美国同行相比，都偏低。不仅是论文的数量，而且还有论文的篇幅；而这本身也就隐含了质量的问题。尽管质量难以评定，但如果论文的篇幅、引证资料的数量以及与后者直接相关的研究的彻底性这三个因素可以视同质量的近似替代标识的话，我还必须承认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偏低。惟一比我们的美国同行自豪的可能只有我们的法学翻译。据我的观察，美国法学界都强调法学和法律的地方性，相对各自学习研究的条件而言，美国的法学界就总体而言可能要比中国法学界更为封闭一些；除了偶尔引用英语国家的一些判例，美国法学界引介或翻译非英语国家的法典和法学著作较少。但这未必真的是个问题，因为法律最终要解决的是本国的问题，运用本地的资源。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引介和翻译就未必必要。只是对于后发国家，引介和翻译才变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但是，即使在翻译上，我们的翻译也存在着一些绝对的质量问题。
但是，这也许不是判断学术的真正标准，因为，如同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法治是一个实践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事业，因此真正的判断标准也许是中国的法治实践。我们不是常说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吗？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在法治建设上也仍然存在着重大问题。我们对宪法和法律的研究基本上还都停留在规范层面，缺少对宪法和法律之功用的实在效果分析；我们在立法、司法和法律理论的研究上至今仍普遍不重视习惯，我们仍然被锁定在一种自“五四”以来“革命”和“启蒙”的情结中；在司法上，尽管口头上说法院不是行政机构，但实践中法官仍然追求和更看重法院系统的独立，而不是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尽管也谈论制度建设，但是从骨子里我们仍然不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考察改革，往往以为制度就是订一些措施，例如，关于法官遴选问题，总是寄希望于所谓的训练和考试，而不是考察制度运作的可能性；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对自己的权力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理解和定位，但对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系统的功能以及知识需求仍然认识不足，缺乏可行的定位。套用一句政治话语的语式，我们中国的法治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这些法治实践的问题有许多是中国社会转型构成的，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比较细致分析的，许多问题都不是法学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也认为，法学研究的薄弱，特别是成果质量薄弱，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甚至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欠缺的因素之一。
法学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法学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增加法学知识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也同样与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转型、知识体制变革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仅与法学自身的传统和发展有关，而且与其他学科的传统和发展有关；不仅与作为学术人的法律人有关，而且与作为社会人的法律人有关；不仅与学术训练有关，而且与制度环境有关。事实上，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基本的社会制约。
本编的三章将越出法学界，试图在一个更宽阔的社会背景下针对一般的学界，但主要是社会科学界，讨论法学的问题。本章通过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可能借助的学术传统，来凸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知识转型问题，而法学也面临着同样的知识转型。第六章则侧重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来凸现专业化问题。第七章则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了中国当代学术产出制度的基本要素，激发我的当然首先是法学研究的问题。
讨论一般的学界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勾连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学术知识类型转型之间的关系，令读者重新看到学术发展的社会构成因素。由于并不直接分析法学界的人和事，也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中国，特别是在法学界，哪怕是再自我节制的批评都可能引发人际关系、校际关系的误解。“把枪口抬高一寸”，使法学人避开对自我利益的关注，也许会让读者更能看清法学界目前的问题。这种选择自然有不可否认的“公关”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接受“后果主义”，或者说“动机效果的统一”，我追求的是论证的效果，而不是一时的酣畅淋漓。
但是，这三章的关系又绝没有因这种“抬高枪口”、未直接处理狭义的法学问题，从而失去了法学的性质或与前几章有所断裂。并非如此。首先，本编其实是从学术上对前几章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例如，本编的讨论至少可以部分地回答中国当代法学研究中为什么缺乏实证分析和真实的因果分析，而更多地满足于“价值判断”或概念的因果分析。而第六章和第七章则可能部分回答了第二章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年龄50岁左右乃至以上法学家的学术产出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三章，尽管都是在更一般层面上的讨论，却始终坚持了贯穿本书的制度进路。在这个意义上，这三章的理论逻辑主线与全书是一致的，而不是脱节的。请记住，结构本书的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