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出路何在
写到这里，未免长叹一声。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人性使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说谎和传谣，而且一生又必然受到无数谣言的伤害，对此我们难道只能徒叹奈何了？
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法则：“何以息谤？曰无辩。”面对气势汹汹的谣言，不争辩，不理会，时间一长，它也就息止了。
这个法则确实灵验，因为一般的谣言具有时效性，如果你并未重要到横贯历史，那么人们对与你有关的谣言的兴趣也迟早会消退。如去争辩，反而会调动起谣言的反攻机制，拖延它的消退期限。而且你是一个人，谣言的传播者则是一大帮，真的争辩起来胜负难卜。只有当事情过去之后，你就有可能用别的多种方式辟谣了，人心软弱，大家也会像当初轻易相信谣言一样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相信。
但是，这一切只是在说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是以沉默的方式自保，谣言的雪球还会四处乱滚，谣传的群鸦还会遮天盖日。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居然悠然不语，岂能心安理得？
由此，我们必须领受比沉默法则更高的法则。
我试过。对于针对自己的谣言，我们缺少辩驳的说服力，但对于针对别人的谣言，这种说服力并没有丧失。所谓别人，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熟识的人。朋友受诬而不挺身而出，自然是天理不容；如果是并非朋友的他人受诬，你有反证的能力而袖手旁观，那就为混乱的世界加添了混乱，如上文所说，你也成了造谣的参与者；即便是针对敌人的谣言，也不应该随意放行，更不要以谣言来报复谣言。我曾目睹过一起冤案的控诉现场，一个受害者在声泪俱下的叙述中不小心加入了不确实的成分，另一个更大的受害者当即反对，说：“我们已知道谎言的罪恶，再也不要向它求援！”
乍一看，说几句真话还要什么勇气呢，照实说就是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人性的弱点、历史的沉淀、社会的定势、功利的需求，常常使谎言和谣言虽然名声不佳却有条条暗丝护佑，仅仅一句真话出口就会爆断很多暗丝，扰乱不少人固有的生态。正是这种艰难，才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千古魁力，才有鲁迅精神的永久性光辉。巴金老人重新倡导讲真话，有人提出异议，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当然不等于，但真话的对立面是谎话而不是真理，你不能在真与假的唯一性选择面前“王顾左右而言它”，何况在真假尚未辨清的时候哪里谈得上真理？近几十年来，我们喊过多少真理，又讲过多少假话！我看，还是应该先像那个小孩一样告诉皇帝没有穿衣服，然后再与他慢慢讨论诸如服装美学的“真理”不迟。其实前者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会让皇帝出丑，所以敢于道破的只有小孩一人而已。
我们未必有小孩这样的勇敢，但也不妨在谣言的雪球下滑时做一枚石子，阻挡一下它的滚势；或者在谣言的群鸦乱飞时做一个稻草人，骚扰一下它们的阵容。为的是，保住一片不大的雪地和蓝天。
至于更大的天地，似乎也可以有点信心。说来好笑，我的这个信心最早产生于董乐山先生好几年前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了一个著名造谣者的故事。这个造谣者就是美国专栏作家瓦尔特·温契尔，在整整几十年间，他既在报纸写文章，又在电台做广播，成天揭发名人隐私，散布流言蜚语，而他的读者和听众居然多达五千万，即三分之二美国成年人。这真可以算得上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罕见的一位造谣大师了。一派胡言乱语一旦借助传媒竟然会引起三分之二成年人的兴趣，这实在让人悲观。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恶性谣言也大多是与传媒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国民对白纸黑字更有一种原始的崇拜，后果自然更为严重。
但是，奇迹出现了。五千万人听着他，却未必相信他；相信的，也未必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全美国来给他送葬的只有一个人。我不忍心对一位死者幸灾乐祸，但毕竟对谣言的问题产生了某种乐观。
居然，送葬的只有一个人！
这位造谣大师的没落晚景，固然与他自己无法预料的臭名昭著有关，但也有一个技术原因：电视的普及。电视需要有新的专栏主持人，更重要的是，电视节目的主要魅力在于纪实性直观，要通过电视镜头造谣，总比用笔和嘴困难得多。新的传媒方式培养了广大观众的实证意识，人们再也不习惯放弃镜头图像而听哪个人信口雌黄了。
当然，人类不可能就此告别谣言。即便是活生生的图像，也有欺人的时候。人类成熟到哪一步，谣言也会狡猾到哪一步，它与人类一起成长。我们即使能死死捍卫住已知的真实，也仍然会惊恐地看到大量真假难辨的物象出现在四周。因此，我们不得不时时向世界投射怀疑的目光。
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
我们小学的课文里曾有一篇高尔基的作品，说这支队伍的领路人叫丹柯，在人们受到谣言蛊惑而混乱的时候，他挖出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大家的道路。与其被谣言压死，不如发出光亮把谣言驱逐；众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你，你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谣言；传谣者都是可怜人，他们能接受谣言，也能接受光亮；光亮是什么？是那颗真正为众人负责的心——说这番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当时拿着书，泪光闪闪。她现在应该白发苍苍了。
被无数丹柯带领到了文明开阔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免除过谣言的侵害。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亿人全被谣言笼罩的局面，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毕竟还是有光亮的聚集，还是有一次次的走出。
这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还会走下去。人类还会遭遇到足以激发更恐怖的谣言的诱因。连地球的命运尚且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我们安能在一时平静中沾沾自喜？至少需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群落，像思想者的雕塑，像佛陀的造像，像坐在牛车上的孔夫子，像乱发蓬松的爱因斯坦，让行走着的人群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慌乱中仍然心存一种信赖，信赖他们明净而忧郁的眼神。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关于嫉妒
源远流长
谈嫉炉，不忍心过于严厉。
它当然不是一个好词，但为什么古往今来一切大作家都喜欢侍弄它？它或许还牵连着某种让人难于割舍的美？
奥赛罗在嫉妒，林黛玉在嫉妒，周公瑾在嫉妒，甚至连神话故事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天神也在嫉妒。嫉妒使他们苦恼、失态、疯狂、自残，又使他们变得真切而凄楚，决绝而苍凉，不能不引起人们加倍的关怀和同情。
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学中，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提炼得越纯粹就越难与读者沟通，而只要出现诸如嫉妒这样的毛病，立即就进入了正常人群的心理感知系统，开始与读者产生实质性的联系。
与其他毛病相比，嫉妒的价值非同一般。它比一般的性格特征严重，严重到足以推进人格的挣扎、事件的突变，但它又不强悍到可以混淆善恶的基本界限；嫉妒具有很大的吸附性，既可以附着于伟大的灵魂、高贵的躯体，也可以附着于躲闪的心机、卑琐的阴谋，几乎可以覆盖文学中的一切人物；更何况一切被它覆盖的人物不管是好是坏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它的存在，焦灼在隐秘中，愤怒在压抑中，觊觎在微笑中，大有文学的用武之地。
然而，这一切都不应仅仅看成是作家们的技巧性选择。文学与嫉妒的因缘，来自于人类与嫉妒的因缘。就像我们无法轻易地嘲笑奥赛罗与林黛玉，我们也无法断然宣称自己是一个从不嫉妒的人。面对嫉妒，谁也难以充当一位居高临下的医生。这是我们城堡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染病，已有不少人因它而疯，因它而死，只是还留下了不少病情较轻的人。就像古代欧洲某些城堡被病疫笼罩的情景，轻病人侍候着重病人，活着的埋葬着已死的，城门已闻，道路已断，指望不了外来的救星。
我读过那些古代欧洲城堡的记载，肆虐的病毒似乎已经胜利，一天天过去，又一个黄昏来临，能在街上轻松行走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人类的尊严终于在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怨恨后点燃火花，连那些挣扎在病榻上的人们也盘算起抗拒的可能。终于，胜负的平衡器产生了微妙的倾斜，不知从哪一个黎明开始，街上有了纷杂的脚步声。
嫉妒的本性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一个人落于凡尘，就产生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强者，也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弱者。彻底的强者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要彻底，他的头顶必须没有天空的笼罩，他的身边必须没有空气的摩擦，他该站在哪里？彻底的弱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有高度就有更低的尺寸，一有分量就有更轻的事物，他要弱得彻底，只能无形无质，那又弱在何处？
所以，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强势体验，需要有别人的弱势来对照，弱势体验，则需要寻找强势的背景。据我看，就多数人而言，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会场和各种仪式中，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曲终人散之后，个人独处之时，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都已回家，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和防范，嫉妒便由此而生。
这是一种隐隐然的心理失落。人们在儿童时就已经开始承受，家长和教师也习惯于利用它来刺激儿童，儿童大多没有消解的办法，只能以直捷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一次次的反应使他们懂得，多数反应既无必要又无作用，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认真，自然地获得了自我消解的功能。麻烦的是，直至年长，有一些心理失落仍然消解不了，变成了天天啃噬内心的隐疾。因此，嫉妒的严重性，不在于它的一时爆发，而在于它的长期保留。
记得早年读过一首儿童诗，句子已记不太准，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满街都是新鞋，
我是多么寒伦。
缠着妈妈一路哭闹，
直到突然看到，
一位失去了腿的人。
这首小诗曾经使我领悟到人世间的许多大道理，而就它的本体而言，却是描述了一种嫉妒的消解过程。
但是，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对手呢：他老在自己眼前晃动，什么都高出自己一筹，好不容易到了势均力敌的当口，定睛一看又成了他的下手，躲他进他不再想他，绕了九九八十一个弯，猛然抬头，他又笑眯眯地出现在前方。
那是一双永远穿着新鞋子的强健腿脚，选择的路向与自己处处巧合。它带领着我又阻挡着我，陪伴着我又遮盖着我，是同道战友，又是冤家对头。差不多的兴趣，差不多的格调，差不多的频率，差不多的追求，这是互相合作的条件，又是互相否定的渊源。
前不久翻到过一本叫做《文人相轻》的书，搜集了古今中外一对对著名文化人相互斗法、两败俱伤的伤心事件，读了颇多感慨。他们结仇的全部原因，在于他们太相像。
这些文化人大多名重一代、气韵高华，有足够的胸怀藏古涵今，也有充分的能力判断对手的文化品位，却为什么气恼了糊涂了？我想主要是发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近距离的遮蔽。
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自己最想达到的目标，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这就忍不住要用口和笔来诅咒、来批判了。但又不能明火执仗，只能转来转去，东躲西藏。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就是嫉妒的证据。
例如一般的批判再严厉也总是有的放矢的，倘若批判者缺少对问题的具体指向，而快速地把兴趣转向了人，转向了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心理趋向、名誉地位，那么，就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动用的主要是理性，倘若批判者感情用事，厌恶的程度与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