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黑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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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瓦黑瓦-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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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安静。    
    天底下出现这样一幅情景,这是油麻地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    
    但,人们似乎又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当他们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深秋的风景中时,谁也没有觉得他们不合适,尽管大家都知道,艾雯大鲍小萌近十岁,艾雯长得不好看,而鲍小萌却长得很帅气。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艾雯会去做妻子。但,她做了。寒假里,她跟他结婚了,她随他去了一趟苏州。她穿上围裙了,—件淡绿的围裙。这围裙将她—下子固定在了—个温馨、恬静的媳妇形象上。她似乎很乐意为人妻。因为这结束了那漫长的寂寞和淡淡的自卑。她拥有鲍小萌,便使她与这世界上的那些幸福的女人—下子扯平了。她除了上课,就是愉决地去忙那些家务。那间独身宿舍,现在有了温暖的家的气息。她总是给他洗衣服,给他弄吃的。她的心情就如这秋天一样地明净。她脸上有了红润,上课时,比从前有了力气。男人真神奇,他居然能使一个女人变得健康、决活。    
    在好长—段日子,艾雯沉浸到她的生活里去了,忘了我的作文,忘了让我去看那些书了。    
    鲍小萌也似乎成了另—个人。他的那股野气,竟如同飘落的秋叶,从他身上飘逝了。他很勤劳地参加劳动,每天傍晚,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卷了裤管,扛着工具,右手里抓—顶草帽,略带疲倦却又显得很愉快地从地里回来。他走得很快。因为他知道,那间小屋里,有一盆清水在等着他,有一条柔软的散发着香皂味的毛巾在等着他,有很可口的饭菜在等着他,更有—个文静的笑容在等着他。这世界上,似乎只有鲍小萌真正领略了她。女人更神奇,女人能很轻易地软化—个男人,把—个男人软化成她所希望的样子。    
    但那年春天,艾雯却几乎要被毁掉了。那天晚上,鲍小萌迟迟不归。她一次又一次地站到路口上去眺望。后来,天完全黑了,夜风也—阵紧似—阵地吹起来。她沿着鲍小萌去田野干活的路,一路找过去。夜色苍茫,她轻声呼唤他的名字,然而,世界无声无息,只有夜风掠过树梢时的沙沙声。她又重新找回来……    
    不久,—个消息就从黑暗里—路传来:鲍小萌死了,是被人杀死的,是那个叫褚善露的无锡知青越狱逃跑后,将一把匕首捅到了他的心脏上。    
    鲍小萌被杀死在芦苇丛里,据发现的人说,他躺在那里,像在那里睡觉。    
    艾雯—听到这消息,当时就跌倒了。我们将她送进医院。在那里她输了一周的液。停止输液后,她在病床上又继续躺了一周。出院那天,我们不少人都去接她,她瘦得更像—张纸。又休息了些日子,她终于又走上了讲台。她用枯涩的眼睛望着我们,很久,才向我们讲话,声音像微弱的风吹过浩淼的水面。    
    高三第一学期将近一半时,她得到上头来的通知。通知上说,同意她调到上海去工作了。她准备离开油麻地镇的那些日子,恰巧赶上了油麻地镇开往县城的轮船坏了,拖上岸修理,使她不能离去。她等了几日之后,对我说:“我不想再等了。”    
    星期天,我借来了一只船,载着她,也载着她的行李,去十多里地外坐另一班开往县城的轮船。河水很满,伸向河心的树枝,不少已经快要与水面接触了。人从船上站起来时,可以看到堤岸那边的庄稼地以及远处的村庄。艾雯望着这些她已熟悉的乡野风情,眼中满是留恋。她微微叹息了一声:“哎,说走就走了……”    
    我无言地摇着橹,将她送向前方。    
    河水很清,清得见底,可见水中鱼虾。她有很长—阵时间低着头,望着河水。她见到了自己的面容,见到了一些混杂在黑发里的白发。    
    我有点累了,停—橹来,让船暂且顺流着往前漂去。    
    “我老了。”她轻声说道。    
    “你不过才三十出头。”    
    “可比你大了了多少?”    
    “才大十三岁。”    
    “才大十三岁?”她微微摇了摇头,“大十三岁还少吗?”    
    船往前漂着,我偶尔扳一下橹,将秀摆正。    
    她望着我问:“喜欢陶卉吗?”    
    “我不知道。”    
    她笑了,“你已经十八岁了。”    
    我把她送到了船码头。往岸上搬那两箱子书时,她只让我搬上去一箱,另一箱却要留在船上,“我们一人一箱。”    
    我—下子局促起来,“我没有东西送你。”    
    她打开她的小箱子,拿出了我的两本作文,“我抄的那两本你留着,这两本底稿就留给我。”    
    轮船开出时,她站在船外边,一直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轮船消失了,机器声也消失了,大河仿佛一下子笼在了洪荒里。    
    我坐在那箱子书上,忽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


第四部分赵一亮(1)

    第一节    
    我在黑瓦房读高一时,赵一亮在红瓦房读初三。我在黑瓦房读高二时,赵一亮却没有能到黑瓦房读高一。油麻地镇初三学生太多,不可能个个上高中。推荐时,镇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    
    他从此便与黑瓦房永远无缘,与学校永远无缘了。    
    有很长时间,赵一亮闭门不出。最初几天,他几乎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房门一关,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也不睡,翻着白眼看房顶。他母亲很担忧,怕他的脑子出问题,就总在他的房门口转,叫他起来吃东西。他倒也不发火,只是说:“我不饿。”人便—天—天地瘦下去。    
    他母亲便来学校找我,“林冰,你和—亮玩得那么好,也不去看看他。他整天躺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    
    我早想去看他了,可是又不知道是否合适。从前那个傲慢的、总是沉浸在优越感之中、绝不肯在人底下而只能在人头上的赵—亮,总在我眼前晃。这样一个人倒霉了,你去看他,并且你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比他优越的位置上,他会怎么想呢?我这人,似乎很小时就对人情世故很敏感(岁数大了之后,反而迟钝了许多)。去看—个倒霉的人,真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不看他吧,对方也许会想:好,你现在比我强了,就瞧不起人了。去看他吧,对方也许会说:你来显摆了,你来看我笑话了。即便是这两者都不会有,还有可能无端地让人家自卑。若是这样,去看的人,岂不又无端地增加了一份歉疚?    
    “有空去看看他吧。”赵一亮的母亲说。    
    既然他母亲这样希望我去,我当然要去看看他。那天下午,我就去了。我敲着他家的院门,不一会儿,就有脚步声走过来。    
    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你来了!”他母亲见了我,很高兴,“他在家呢……”说着将我一直引进屋里,走到赵—亮的房门口喊:“—亮,林冰来啦!”    
    房里没有声音。    
    他母亲提高了嗓音,“一亮,林冰来啦!”    
    “谁呀?”赵—亮在里头含含糊糊地问。    
    “我,林冰。”    
    赵—亮将门打开了,“林冰。”随即舒展双臂,双眼闭着打哈欠。那双臂抻得很用劲,仿佛练臂力把五根弹簧都拉开了。他的样子,很慵懒,很舒适。然而,我并未从他脸上发现熟睡的余痕。    
    “你在干吗哪?”我问。    
    赵—亮双手往上捋了捋头发,“没事做,睡睡觉。你学习忙吗?”    
    “还行。”    
    “我是念不成书了。不过这挺好。我本就不喜欢读书。读与不读,也没有什么两样。读了又怎么样?再读几年,不还是回乡务农?想起来,读书真没有太大意思。我现在不读书了,在家睡睡觉,拉拉胡琴,比读书舒服……”    
    我们正谈话,他母亲出去包了一纸包熏猪耳朵回来了,倒在—个盘子中,浇了些酱油,放到了院子里的小桌上。赵一亮轻轻拉着我的胳膊,“吃点东西。”    
    我和赵一亮面对面坐下来,中间是—盘切好了的猪耳朵。他吃得很香,猪耳朵的脆骨在他雪白的牙齿间咯吱咯吱地响。他不时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他母亲说:“妈,再来一点酱油。”    
    “妈,有蒜瓣吗?剥两颗。”那盘子,冲他的那一面,不—会儿就快要见底了,而我这一侧,却还像河岸那样矗立着。过了—会儿,这“岸”就向他那一侧坍塌了下去了。他—边吃,一边向我不停地说话,说他新搞到了几首二胡曲子,拉起来很好听,但常要换把位,有时突然地要换几个把位下去,难度挺大,但现在对他来说,已完全不成问题了。    
    我在他家待了一两个小时,觉得赵一亮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心里倒也坦然了。他送我到院门口时,依然还是从前的形象——腰杆很直,脑袋微微扬起,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走到巷头,忽然起了—个要加强“我俩—如从前”这—感觉的念头,就转身回来,准备向他要一块好松香(其实,我还有好松香)。走到他家院门口,就听见赵一亮在向他母亲发脾气:“谁让你去叫人家林冰来看我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口气很凶,并且踢翻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回去的。当又—个什么东西被赵—亮踢翻之后,他父亲骂道:“你这个畜生,还问‘怎么啦怎么啦’,你干吗整天躺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不想活了,门口就是大河!”    
    赵—亮大声叫道:“我这就去干活,我这就去干活!”    
    我怕赵—亮真的要出来干活,赶紧走开了。    
    赵—亮并没有干活,但也没整天躺着,而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拉胡琴。拉的都是—些哀怨悲愤的曲子,很投人。拉得他母亲泪汪汪的,拉得他父亲不住口地骂:“死吧!死吧!……”    
    拉了半个月胡琴,赵—亮突然很潇洒地旅行去了——去上海的—个亲戚家玩去了。    
    过了—个月,赵—亮回来了。回来第二天,他就宣布:“我要劳动了。”他所说的“劳动”,不是指帮助父亲染布。他从前的骄傲在于他家的富有,但他—直就有点鄙视这使他家富有的相传了五代的作坊活计:一双手一年四季被颜色染着,像什么样子?他所说的“劳动”,是作为—个社员,参加地里的劳动。他母亲一听说他要劳动了,就仿佛听见他说“我要活下去了”一样,眉头舒展,满心欢喜,赶紧去给他准备劳动工具。只一天的工夫,大锹、洋锹,镰刀,扁担,柳筐……就——办齐了。扁担还是—根桑树扁担,极有柔性。    
    赵—亮说:“我还得有—双草鞋。”    
    他母亲说:“从前的人做生活,要穿草鞋。而今的人做生活,不太兴穿草鞋了。”    
    赵—亮却说:“不,我要穿草鞋。”    
    他母亲马上就出去寻找草鞋,找出镇子,才买回几双草鞋来。第一回穿草鞋的人,穿不上一会儿工夫,脚就要被打破皮的。于是,他母亲就用榔头反反复复地捶打那些草鞋,直至将它们捶打得软绵绵的。怕还要打脚,在脚后跟等关键处,又缝了几层布。    
    赵一亮下地干活了,初时,混在人群里,不太自然。有人说:“赵大少爷,下地了!”他的脸就忽地—下红了。后来干了几天,也就自然了。不过,他的形象仍然像舞台上—个演出来的“新型农民”。他总穿得那么干净(每日换两套衣服),两只裤管卷得一般齐整,草帽是新的,带子雪白,腰里束了根牛皮带,手腕上还戴了一块从上海买回来的手表,而脚上却穿着草鞋,显得太煞有介事。他到地里劳动,他母亲就为他劳动——除了不停地给他洗衣服,还要给他端上洗脸水,还要请人帮他磨镰刀之类的工具,还要—天两次地往地里给他送吃的。    
    赵—亮在野外被风吹着,被太阳晒着,心情又不太坏,倒显出了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所没有的健康。那天,我在大桥上碰到了他。他正挑着空筐从地里回来,见了我,就在桥上站住了,“林冰!”声音很响。他将担子搁在桥栏杆上,双腿微微劈开,稳稳地站着,多解了一两颗钮扣,露出结实的胸膛来,右手拿着草帽,轻轻地扇着。那样子让人觉得,只有劳动才是件叫人身心愉快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一次相遇。他说:“林冰,晚上要是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把你的胡琴带来。”    
    晚上,我就拿着胡琴去了他家。    
    他很不在意地向我问了许多关于学校的情况,还向我开了个玩笑:“听说,那个叫艾雯的老师很喜欢你。”    
    “别听他们胡说!”    
    他笑了一阵说:“我们拉几首曲子吧,我—个人拉也没有多大意思。”    
    我自然还是给他拉副弓。    
    拉了一阵,我感觉到赵—亮的胡琴拉得不及从前顺了。不管是弦上的手指,还是捉弓的手指,皆显得有点僵。我明白,这是劳动的缘故。体力劳动能使人的手的感觉钝化。—个乡下人敲你的房门,为什么不及一个城里人(尤其是一个城里姑娘)敲得让人愿意接受?就是因为乡下人的感觉钝化了,不知轻重,一敲门,就像有人来搞突然搜查,那门敲得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看来,体力劳动对某些艺术来讲,是—种损害。搞这些艺术的人,可以看着别人劳动,然后把劳动的节奏与快乐弄到自己的艺术里去,但惟独自己不能亲自去劳动,尤其是不能去参加那些沉重的筋肉劳动。有人不大懂得这—点,把艺术家们一窝蜂地轰进地里去,轰进工厂去,结果,毁了无数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画家。赵—亮才劳动了几天?手就不听使唤了。我—边拉,就一边想着,从前赵一亮的手。那四根在弦上的手指,都是活活的小精灵,它们在弦上活动着,犹如四只在松树干上淘气着的小松鼠,既灵活,又让人喜欢。赵—亮曾给我们做过一次表演,把一铁块从火炉里取出来,稍微凉了凉,他用左手的四指在上面弹跳,竟然烫不着。这会儿让他再做这种把戏,我想,是非要将他的肉烧糊了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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