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具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衰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颇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计算机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餬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长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前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份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国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十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首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成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笔者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大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广西巡抚王之春、奉天将军增祺等）那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枪杆与政权、智慧与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 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国父，有此wisdom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望「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几。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呢？
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土、「全A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不故事：一次汉文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