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为什么？”
“你忘了吗，冯·扎里茨怎样大谈而特谈所谓恐惧心理产生的社会力量？”海因里希提醒道。“我认为一切都是出于恐惧”
“不懂你的意思。”
“怎么不懂！那些成天感到恐惧的人渴望着摆脱恐惧，随便到哪儿去，哪怕到集中营装扮成囚犯躲一躲也好。这样就可以逃脱惩罚了。”他冷笑着说：“不久前，我叔叔把他随身带在打火机里的小毒药瓶拿给我看。他动不动就摸摸上衣口袋，唯恐忘了带上这个打火机。他摸到了，就放心了，脸上就露出蛮横和嘲弄的神气：意思是说，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随时能求得解脱，脱离苦海。”
“他当真想自杀？”
“哪儿的话！他是乐天派，决不会自杀。不过他既然掌握着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觉得有了精神头罢了。”
“那么，你叔叔认为战争已经打败了？”
“不，看你说的！他不过怕别人抓住他什么把柄，出卖他，让元首下令杀了。万一战争失败了，许多跟他地位相当或者地位更高的，他们自有良策。”
“什么良策？”
“魏斯，你真是个土包子！”施瓦茨科普夫有点火了。
“难道你不明白，元首的大多数亲信为什么要劝阻他占领瑞士吗？”
魏斯摇摇头。
“我的老天！”海因里希叫了起来。“在这个中立国家有好些大银行，帝国的大小要人都在那边拥有秘密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明白了吗？唉，你呀，真是个土包子！”
“我自然是个土包子。多想到柏林去开开眼界啊。柏林是我向往的城市。”
“好吧，”海因里希说，“等什么时候我带你逛逛柏林。”
“等到战争结束吗？”
“怎么，等急了？”
“至少是，我不想和你再次分手，”魏斯真诚地说．
“我也是，”海因里希矜持地答道。
魏斯又开始巡视集中营。这一次是到专门的儿童集中营及儿童与成年人关在一起的集中营。
魏斯利用这趟出差，把一些情况无情地展现在海因里希面前，迫使他成为那个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见证人，让他亲眼看看几百名骨瘦如柴的孩于怎样被审查、挑选，然后出口到国外。他们是亲人们用钱赎回的。
这些孩子面色惨白，因为频频被抽血已濒于死亡。他们一个个没精打采，对什么事部无所谓。看到几位军官先生来了，他们木然地问：“我们该去毒气室了，是吗？”他们问这句话时，脸上毫无表情，毫无恐惧。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感到恐惧了。他们尝尽了世间的一切苦难，已经习以为常，就象他们习惯于每天早上自己动手把死尸拖出营棚一样。
这一切对海因里希震动太大了，魏斯甚至担心他由于一时的绝望而自杀，或者突然拔枪打死那些陪同他俩巡视集中营的保卫人员和管理人员。
办法只有一个：在去下个集中营时强迫海因里希留在旅馆里。海团里希孤独一人，又象往常那样喝得烂醉如泥。
魏斯此外能有什么办法呢？出这趟差他得把有关事宜处理完毕，而且除了那些准备卖给亲人的孩子，还有一些孩子可以救一救，魏斯利用自已的特权，把好多这样的孩子也列入了后送名单。
魏斯已经通知祖鲍夫，要他和波兰游击队联合行动，准备袭击军用列车的卫队，救出那批没有亲人的孩子。魏斯已把这些孩子单独编成一个人数很多的小组。孩子获救后，由愿意抚养他们的人领回家去。
魏斯把列车停车地点和孩子装车时间都用密信通知了祖鲍夫，这才认为自已的任务已经完成。他还借口党卫队的商业机密，不要武装卫队专门押送，而把照顾孩子的事交给了集中营头头们的妻子，虽说这班太太里面有不少人手段残忍，抡皮鞭，使手枪一点也不比她们的男人逊色。
临行前，魏斯到旅馆找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这时已经豁出去了。他说，要么魏斯帮助他把那些残害儿童的坏蛋通通打死，要么他独自去干。魏斯胆敢阻拦的话，他就把魏斯毙掉。
“好的，”魏斯说，“我一定帮助你。不过，最好是先帮我把孩子们救出来。”
“怎么救？！”海因里希喊道。“怎么救呀？”
“你还剩下几天时间。只是不能急躁。我知道一些波兰地下工作者的情况，要跟他们取得联系。我来教你怎么做。”
“那你呢？”
“我不能参与这种冒险。请你别给我添麻烦，”魏斯冷冷地说。“我可不想让盖世太保绞死。”
“胆小鬼！”
“是的，”魏斯说，“我对你并不隐瞒这一点。”
“从前你对我说过什么？你是怎样说服我的？”
“你瞧，”魏斯冷静地说。“批判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一回事，决心去进行公开斗争，也就是投向正在同我们交战的一方，这可是另外一回事。”
“哦，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魏斯耸耸肩。现在他已经没有气力说别的了。一种使人晕眩、不可遏止的仇恨把他折磨得浑身无力。这几天他在各集中营间奔走，感到精疲力尽，简直要失掉自我克制的能力了。
那些小小的囚徒——半大的幼小的——由于长期囚禁在集中营里，对于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任何想象。
他们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将要被带到或用手车推到“防疫站”去，已经习惯于听天由命。所谓“防疫站”，是指那种四壁密封、没有窗户、地面倾斜并钉上白铁皮的毒气室。
从前还没有毒气室和火葬场时，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枪杀犯人。孩子们在这两天设法躲起来，大人也帮助他们躲。如今火葬场的焚尸炉昼夜不停地燃烧，躲藏已没有用。孩子们就不再躲了。
每周一次送“防疫站”的孩子不下二十人。最初送有病的孩子，后来送身体虚弱的，如果凑不够数，那些胸前缀着黄布条的孩子就知道该轮到他们了。他们很早就晓得有这一天。大孩子对小孩子说。从头到尾时间不长，也不太疼，还没有抽血那样疼。只要稍稍忍耐一下，然后就不可怕了，因为一切都不存在了——集中营、饥饿、电线鞭子等等，全都没有了。
集中营的孩子彼此说话，是用一种奇怪的混杂语言，除了他们自己，谁也听不懂。
一个一米高的小骷髅，面容疲惫不堪，跟成年人一样，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却还是孩子样的，他对魏斯说：“军官先生，今天请您别送我进毒气室。我还能抽血。”他很认真地解释说：“上一回血流不出来。大老鼠吃掉了我的口粮，哪来的血呢？”
魏斯分辨不出来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孩子们和其他犯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的个子小。所有犯人的面孔都是一样的——苍老、于瘪、呆板，象是从死人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型。
党卫队的一个一级下士拿了些糖果给魏斯，这样更便于向孩子们打听过去的情况。但是，每当魏斯把糖果给孩子，他们都吓得脸色灰白，退到一旁。有的孩子经不住花花绿绿糖纸的诱惑，接过去后仍然不敢放进嘴里。
魏斯以为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糖果是什么东西，就硬让他们吃下去。一个个子较高的孩子照办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朝地上一躺。过了一会儿魏斯听到他发出一阵惨叫。孩子哭喊道：他吃的是坏毒药，效力很慢，他一定要道好长时间的罪。
魏斯从纸袋里抓出一大把糖，急忙剥去糖纸，放到嘴里狠劲地嚼起来。他以此来向孩子们证明：糖果是无毒的。
那孩子哪里肯信，依旧叫喊说，给他的是坏毒药。
其余的孩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谁也不曾愤怒地、甚至不曾疑惑地看过魏斯一眼。最后，那孩子从地上爬起来，眼睛里充满着惊异的神色，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还活着，也没有觉着难受。
为了尽量救一些人，魏斯参观了几个所谓“青年集中营”。他的感受真是难以表达。他全身的神经都在紧张的抽搐，心中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可遏止地渴望着复仇。
魏斯这副护身铝甲烧灼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就要消耗殆尽，连应付海因里希的力气都没有了。海因里希只去了几趟儿童集中营就变得十分消沉。现在他喝得痴痴呆呆，不住喃喃地说：这太可怕了，人在本质上都是败类，以后要把地球上所有的人象臭虫蚊子那样消灭干净。
魏斯夺走了海因里希的手枪，怕他自杀或打死登门拜访的党卫队员。临走时魏斯就把他反锁在房里，让他独自喝酒。
别洛夫拿自己也毫无办法，有时觉得自己眼看就要发疯了。他发现自己仿佛站在远处，鄙夷而好奇地注视着他扮演的那个魏斯，听见魏斯在说话，在同集中营当局商谈运走孩子的细节。他听见魏斯用满不在乎、厚颜无耻的腔调说：
“先生们，不要做白痴了。路上就要死掉一半的。所以应该按这个比例增加一倍人数。卡片上的材料顶屁用！我要上交一定的头数。什么？一级下士先生，您以为这些小杂种还会记事吗？您有这种想法的话，恕我直言，党卫队前线分队比这儿的差事对您更加合适。我一定如实报告上级。什么？哦，那就太好了！”魏斯宽宏大量地说。“我想现在您已经明白您这儿是怎样的一些货色了吧？”魏斯换成友好的语气规劝对方；“老实说，您对这种货色也太花力气了。奉劝您不必火气太大。昨天您心肠软了要受到惩处，今天和明天就不一样，您若是断绝了帝国的新财源，也许会被吊死的。”魏斯以嘲弄的口吻说；“啊，这个您不知道？现在您什么也不必知道。您只应知道一点，就是您什么也不应该知道。”
别洛夫从旁边看着这个魏斯。他看到的不是活人，而是个会说话的模特儿。突然间，他起了个难以抑制的念头：让这个模特儿抬起它戴着手套的手，带着嘲弄的笑容，叉开五指，狠狠掐住一级下士那条细细的脖子。模特儿遵照他的意愿扬起手来，举到了一级下士的脖子边，但这只手突然停住不动了，然后继续向上，在那张虚胖的脸上轻轻拍了一下。这时魏斯听到的已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是那个手势所要求的意思了：“怎么样，党卫队一级下士，您满意了吧？现在您那些笼子都空出来了，您就轻松了。”
一级下士露出满意的笑容。模特儿魏斯又用干巴巴的声音说起话来，一级下士的笑容随即消失了。
“还有，从今天起要把他们喂饱，但也不能撑坏肠胃。一路上的饮食您也得关照一下。把他们送上列车之前，若有大批倒毙现象，责任在您而不在我。”
模特儿魏斯眯起眼睛，慢吞吞地说：“您把其他用途的食品拿来喂自己的猪，这件事引起了施瓦茨科普夫先生的重视。当然了，只要您完全按照我们商妥的那样去办，我可以通融通融，让施瓦茨科普夫先生忘掉这回事。”
模特儿魏斯在几名当地长官的陪同下走向集中营大门。上车前他把手伸给党卫队一级下士。这是一只戴着手套的模特儿的手。
模特儿独自坐在汽车里。这时，好象一个魏斯把另一个魏斯吞掉了。
两个魏斯合二而一，变成了别洛夫一魏斯。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在的魏斯再也不能怀着仇恨来惊异地观察那个模特儿魏斯了。
这个远离众人的活生生的魏斯，必须在可怕的孤寂中来感受模特儿魏斯所目击的一切。他要克服内心痛苦，避免双重人格的重演，摆脱那种虽能减轻心灵重压，却充满了危险的幻术。
如果能象祖鲍夫那样参加行动，他就可以通过直接的战斗使精神、意志和神经的极度紧张得以缓和。但是，手执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对他来说是严格禁止的。他已经冒过几次生命危险，违背了情报人员的职责。他再也无权那样做了。
他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不参加那种手执武器的战斗，以便乔装成约翰·魏斯的亚历山大·别洛夫能够完成人民所赋予的更高使命。
亚历山大·别洛夫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把建设国家的五年计划视为一场场英勇的战斗。人民向时间开战，迫使时间让路，多少世纪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展现在人民的面前。就象一支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来到人世，要把神话变为现实。”一切现实的成果，一切从人民勤劳的双手下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显得象童话那么美丽动人。
别洛夫也象他的同代人一样，对苏联人民建设强大工业的飞快速度惊叹不已。他们急不可待，跃跃欲试，坚信未来社会的新人所应有的优良品德，也会以同样的速度在苏维埃人中间出现。
这些年轻人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寻找机会来考验自己，看看能否成为未来社会的新人。他们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认为只有那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而一般情况下建立的业绩在他们眼里则算不了什么。他们把不敢向时间开战看成对未来新人的背叛。急躁的情绪产生了偏激的心里。他们要求自己相当严苛，总觉得愧对那些为他们打碎了旧世界藩篱、开辟了光辉前景的前人。
所以，大学生亚历山大·别洛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甘心情愿地离开学院进入情报学校，就不足为奇了。成为一名情报员之后，他坚信自己无所畏惧，一旦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看来，献出生命并不算最难，珍惜生命，把它当作人民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私有物，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上级同志以人民授予的权力，派他前来完成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必须不再是他自己，而要变成苏维埃人准确地称之为帝国主义可怕产物的那种人物。
别洛夫象他的同代人一样，对所谓帝国主义可怕产物只有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那些担任教官的经验丰富的肃反人员给他上课，教他如何扮演法西斯分子，他满怀自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各科考试。当时他认为，在未来的工作中所学的科目不一定都用得上，目前最要紧的是学成结业，日后走进广阔天地，他需要的怕倒是某些别的东西。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