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回到柏林后十分放荡，这倒使他的叔父放了心。
戈林在欧洲被占领国大肆侵吞产业，不只令维利·施瓦茨科普夫馋涎欲滴，也为他树立了榜样，鼓舞他去大胆地抢劫。叔父野蛮残酷的强盗行径，似乎被侄儿的挥霍无度遮掩了起来。
更何况，干这种抢劫勾当的非止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一人。德军的将领们统统都在从事这种掠夺，而且毫不逊色。一名暗中监视希特勒军事统帅的特工人员向卡纳里斯报告说：“这帮命运的宠儿如醉如痴地扑向新的财富。他们瓜分欧洲的大片土地；执政头目领取津贴，司令官则大吃补助。”
海口里希·施瓦茨科普夫时常出人的那些柏林“体面家庭”，看起来就象一些店主的仓房。这些郊区私宅的主人地位越高，他们的家就越象是贼赃收购商的“皮口袋”。
帝国上层人物是这样的贪婪，他们甚至恬不知耻地公开举行一种特别的晚会，乘机交换各种掠获的珍品，每当有人上当受骗，他们就乐不可支。
有一回，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给侄儿看了一本《党卫队占领俄国须知》的小册子。其中写道：“将来应使俄国人只会数数和写自己的名字”。海因里希风风凉凉地说：“这种改革首先应该在德国进行。因为只有回到野蛮时代，才能把我国人民变成理想的征服者。”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没有同侄儿争辩，但是过了几天，海因里希就被调到驻波罗的海地区的党卫队去了。
海因里希在那里的一个集中营里找到了戈利德布拉特教授。他马上打电报给帝国专员洛泽，要求释放这位天才的科学家。
帝国专员把海因里希请到自己的府邸，开导他说：“犹太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我党每一个党员都这样说，党纲里也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把他们铲除干净。有时候一些德国人跑来找我，象您一样，各人都要求保释一名有身份的犹太人。虽说犹太人都是些猪罗，但是这种犹太人却是出类拔萃的！我相信那些德国人的话，同样也相信您。我将竭尽所能来帮助每一位德国人。”
“那就完全拜托了。”
“尽管放心，”洛泽跟海因里希握手道别，客客气气把他送到门口。
第二天海因里希到集中营去，在那里他得知：根据洛泽的命令，戈利布拉特教授已于昨夜被处决。
洛泽拒绝再次接见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打电话给他，他嘲弄说：“不错，我答应过帮您的忙。我并未食言：我帮助一位雅利安人摆脱了对一个犹太人可耻的关怀。”
海因里希大发雷霆，以偿命相威胁。洛泽只得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天晚上，海团里希刚刚走上旅馆的凉台，邻楼屋顶上就有人用狙击步枪朝他射击。海因里希肩部中了一弹。洛泽是聪明人，便顺水推舟为海因里希请功，说他参加了剿灭拉脱维亚小股游击队的战斗。海因里希还没有痊愈，洛泽就派救护飞机把他送到柏林去了。
海因里希住在党卫队疗养院里感到十分孤单，于是就酗起酒来。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张罗到一次出差机会，让他去检查瓦利司令部的工作，想用这种办法使丢了脸的侄儿在社会上恢复面子。
当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为了自己的安宁早就可以设法摆脱他这个侄儿，但是有一个情况他不能不加以考虑。
希特勒患有躁狂性疑心病。他对自己的老战友也没有一个是完全相信的。盖世太保甚至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些餐锅，锅盖不透气，能上锁，钥匙由希姆莱亲自掌握。
有一回，海因里希也出席了希特勒举行的隆重午宴。他象在别的宴会上一样，喝得相当多而且举止相当放肆。
海因里希的喧哗声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希特勒对他怒目而视。餐厅里是一片不样的寂静。海因里希慌了手脚，可怜巴巴地眨着眼睛，他看看元首．忽然倦怠地一笑，揉揉眼，把头枕到旁边人的肩膀上，在椅子里扭动了一会，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就……睡着了。
希特勒小心翼翼地离了席，由两个健壮的保镳陪伴着，踮着脚走到海因里希跟前。他望望海因里希的睑，突然开心地笑起来，打个手势要众人悄悄离开餐厅，到大厅里去。
不出元首所料，在大厅里等着他的是一片礼赞和朝贺。可不是嘛，刚才他绝妙地显示了一位催眠师非凡的才能！元首有些飘飘然了：德军在莫斯科近郊被击溃后，他需要的正是这种甜蜜蜜的赞词。
只有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知道，海口里希赴宴时已经喝得酸配大醉，再加几小杯白兰地就能把他送入梦乡。不料海因里希的表现却使希特勒大受鼓舞：他更迷信自己有一种魔力，能迫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后来希特勒还不只一次垂问过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侄儿的情况，说海因里希这样的雅利安人，能够如此灵敏地感觉到自己的元首，对他一定怀有自发的忠诚。
海因里希仿佛有了鬼神的佑护，行为变得更加放纵。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纳粹分子，如有一件类似的乖常行为，恐怕早就丢了脑袋。就连他那地位显赫的叔父对他也不得不另眼相待，因为海因里希原来是极能吸取元首“精神流质”的一个特殊人物。
有一点魏斯知道得很清楚：尽管海因里希纵酒荒唐，他却没有象别的纳粹分子那样受到严惩，他在柏林逍遥自在，经常出入于某些“体面的家庭”。但是魏斯同他谈话以后发现，他毕竟认为自己深深地受到了侮辱和蒙骗，至于多次盲目地去冒生命危险，因为他已悲观厌世，心如死灰。
如果在这一点上确有把握，那么促使海团里希作最后的抉择并不是难事，只须让他看看帕普克的供词就行了。但是，能不能把他对杀父凶手勃发的复仇之心视作可靠的依据，认为他也会对所有希特勒分子及产生这些家伙的根源燃起同样的仇恨呢？
魏斯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海因里希心灵上的伤口，尽管他企图用虚假的玩世不恭和厚颜无耻来加以掩饰。但这个伤口有多深，目前还难以断定。戈利德布拉特的事情并不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兰斯道夫吧，他就帮助过自己的家庭医生、一个犹太人移居到英国。兰斯道夫在审讯时从来不打俘虏。然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只不过比同僚们更加精明些罢了。这一点魏斯是非常清楚的。
这些年，别洛夫一直是处在神经极度紧张的状态下。他不得不凭借极大的毅力来克服这种紧张，这样才能求得一个短暂的、十分必要的精神上的休息。对他来说，精神上轻松一下决非易事。他时常对自己不满，并为未能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苦闷。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员，别洛夫对自己是否能不折不扣地按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还没有把握。
他知道，他已经不止一次违背了上级同志教导他遵守的那些准则。他们曾说，一个敌后肃反人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准备为事业献出生命，而且表现在他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必要时能克制住自己，不擅自行动，不因次要的目标而分散精力。
一开始，最痛苦的考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所作为。当时他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习惯于约翰·魏斯这个军事情报局法西斯分子的角色。
对于这个考验，他没能经受住。看到敌人兴高采烈陶醉于胜利，他觉得五内俱焚。他忘掉了主要的工作目标，不顾一切地爬向苏联坦克，去帮助那支注定要覆灭的驻防部队。
别洛夫不能宽恕自己的那次行动。问题不在于，除了良心上稍觉安慰之外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问题是，那次行动暴露了别洛夫的弱点：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员，他缺乏必要的自制力。
完全是由于自身的过失，他住进了医院，差一点毁掉了自己。后来遇上一个机会，他才又幸运地返回了为他指定的战斗岗位，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他打入了德国机密部门。在这里，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他亲眼看见希特勒分子为了实现其罪恶的目的而干下了什么勾当。他知道希特勒分子近几年内计划屠杀无辜人民的百分比。他和军事情报局同僚们出席过一些会议，讨论过用什么方法在苏联人民的背后插上一刀。基于自己的职责，他必须在这些会议上表现出一个德国间谍的严谨和老练。只有这样，他才能为自已和秘密战友巩固并扩大一个阵地，进而破坏希特勒谍报机关的各种计划。
他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巧妙地周旋在敌人中间。但有时他不免感到，约翰·魏斯这一层护身“铠甲”也会被复仇的烈火烧得灼人肌肤，无法忍受。即使这样，他也无权脱掉这副“铠甲”，否则就意味着事毁人亡。然而，毫无间歇地穿着这副灼人的“铠甲”而不能脱卸，就他来说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第五十五章
总部对亚历山大·别洛夫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但是对他那些坦率而详尽的报告有时并不表示赞许。
在业务会议上，一些同志认为别洛夫缺乏自制力，好感情用事，工作中存在着危险倾向，常常醉心于与任务无直接关系的次要行动，违反了情报人员的纪律。看来持这种说法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巴雷舍夫对这些人说，他同意这些看法：别洛夫在工作中有时不够谨慎，缺乏明确的目标，还够不上一个老练成熟的情报员。他自己也指出，他这个学生的某几次行动理由不足，考虑不周。
巴雷舍夫也同意下述意见：别洛夫吸收祖鲍夫及其小组执行任务，未能很好地加以领导。这个小组的工作应受到严肃的批评。祖鲍夫的行动有时缺少依据，没有道理，这就不仅使别洛夫，而且也使整个小组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巴雷舍夫讲到这里，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用坚决的口气说：
“但是，不管萨沙·别洛夫有怎样的错误，他的工作目前使我感到高兴而不是扫兴。请你们注意：他在报告里从不夸大其词，尽管有些东西是可以夸耀一番的。每一次他都是首先责备自己。他曾写过：‘我不够沉着，委托给祖鲍夫完成的营救囚犯的行动我也参加了。’瞧，他就象个调到前线去了一趟的小伙子一样。”
巴雷舍夫沉吟了一下，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挑选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纯洁，最坚定的青年。我们曾教导他们：苏联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具备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一个年轻的侦察员去到敌后，置身于一群仇视人类、卑鄙残暴的匪徒中间，大家试想，他的心里怎能不燃起仇恨的烈火呢？他的痛苦愈是强烈就愈是说明我们选得人对，好在我们看中的正是这样的一位同志。而这种痛苦磨炼是一个复杂、持续的过程。感情和理智在同等的程度上驾驭着人。感情越敏锐，就越应有理智，这样才能控制住感情。一般说来，感情细腻的人，头脑更灵活，内心更热忱。自制力不仅是控制自我的能力，同时也是善于在任何时候乃至非常情况下始终保持火一般激情的能力。所谓冷静，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这仅仅是停留在任务的框框内，而不去利用自身具备的全部条件。”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巴雷舍夫的观点。但由于巴雷舍夫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学生，总部就责成他尽快同别洛夫取得联系。必须全面分析一下别洛夫在敌后的行动。然后依据约翰·魏斯在军事情报局步步高升这样一个条件，为他制定下一步的任务。巴雷舍夫最理解别洛夫，他早就知道，这个学生在敌后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内心的痛苦。别洛夫会认为自己对祖国贡献太少，没有充分利用这里的一切条件，并为此感到苦恼。这个缠扰不去的念头会促使他冒冒失失地挺而走险，而这种冒险本来是应该冷静地加以避免的。在理智与感情的搏战中，远见卓识并非在人生道路的一开始就占上风。用现成的道理是培养不出远见卓识的，必须用本人的错误、痛苦和仿惶作为代价才行。这种在内心深处磨练而成的胆识已经同真理永远地溶合在一起，一个战士同一个凡夫俗子的本质区别也就在于此。
魏斯很想参加营救五名德军死囚的行动。倒不是因为祖鲍夫说这是一次“漂亮的”很有意义的行动；也并非由于这次行动如若成功，就等于在敌人巢穴中大声宣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是永存的。魏斯只是有一个难以遏止的愿望；直接参加战斗。
他很清楚，这种强烈的愿望并不说明他坚强，倒是表明他软弱。他知道亲自参加战斗很可能妨碍他完成面临的主要任务。
他也明白，如果他在战斗中牺牲，接替他的人将要比他困难百倍，因为他们再没有那种慢慢“过惯”敌营生活的时间了。倒不是说，现在他别洛夫生命十分宝贵，是个不可替代的非凡人物。恰恰相反，他很清楚，还有不少更为出色的苏联情报员在敌后活动，有人比他干得更好，已经完成过好多次漂亮的行动。
问题在于，他，亚历山大·别洛夫，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已经奉命在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占领了一块高地。如果他离开这块高地，敌人就可能从那里打击我们。换句话说，由于形势的发展，他的生命已不光属于他个人，而是联系着许多人的生命，他无权把自己的生命当做私有财产来随意支配。
事情就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后，约翰·魏斯的思想终于坚定了下来。但这种坚定也不是没有限度的。
他时常不得不耐着性于倾听同僚们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说什么生物本性决定德国人要成为“新兴的高贵种族”，德国人“天生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主宰”等等。他们大肆鼓吹战死沙场，但又想方设法地保全自己，把别人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
他们把屠杀别的民族称为“缩减人种的正确手段”。在毒气杀人室的墙壁上都留着瞧望孔，纳粹分子们可以在这里公开检验他们在惨无人道方面是否达到了及格程度。
希特勒曾宣称，德国要么就主宰世界，要么就不复存在。他的话只是给那种妄自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