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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众寡悬殊。魏斯是在敌人中间孤军作战。
布鲁诺顺着华沙废墟中清理出来的一条小路向这边走来。魏斯一见到他，一见到他那瘦弱的身影和那张经常以一种怪相来嘲笑自己身上的病痛（他总是没有时间治病）、表情非常丰富的脸孔时，心中涌起的感情就象囚徒获得释放，在监牢的大赦日见到前来迎接他的亲人一样。尽管他在这几个月中严格训练自己，并为这次接头作了细致的准备，现在他还是克制不住自己，急忙向布鲁诺奔了过去。
“注意情绪！你不带情绪不行吗？”布鲁诺不满意地说。
布鲁诺跟在魏斯后面，在废墟中间的小路上走着。布鲁诺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嗓音轻轻地、认真地说：“同你失去联系以后，我们那边情绪也有些波动。你铺得太开了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行，干得挺在行。恐怖分子的画像收到了，翻拍了，发给了各个行动组。画得不错。有才气！”
魏斯停住脚步。
“走呀，”布鲁诺吩咐他，“等会儿我们交换位置，我再听你的，现在你先听我说。”他压低了嗓门：“战争。就要打了。”他再次厉声地说：“走呀，走呀，别东张西望。现在谈谈你最感到困难的事。战争爆发后，不要管它。沉住气，要克制。最初一个时期停止联系。”他叹了口气：“就这样，老弟，不管多么难熬也不能感情用事，忠心耿耿给帝国效劳吧。不要有任何活动，明白吗？完全适应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适应他们。”接着布鲁诺把魏斯应该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几乎一字不差地向魏斯转述了他父母的来信。布鲁诺说，他到魏斯双亲家里去过。接着他又传达了领导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最后他说：“将要另派一位同志来和你联系。现在你说吧，简短些，我听着。”
布鲁诺绕过魏斯，走在他前面一点。
魏斯把没来得及通过秘密埋藏点转达的情况统统作了汇报。等地汇报完工作，正准备谈谈如今最使他心情激动的问题，也就是布鲁诺刚才说的关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废墟间的小路已经走完，前面到了一个广场。
两个德国士兵只好就此分手——一个往右，一个往左。他们没有想到，他俩还要见一次面，最后的一次……
魏斯买好他所需要的各种东西，跨上自行车，回头向他那牢笼般的驻地驰去。所谓绘制冯·勃劳希契的肖像，说得确切些，不过是把他的尊容从军人杂志的彩色封面上临摹下来而已。魏斯精神抖擞地骑车回到铁门前，向哨兵出示了因公外出三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许可证。魏斯把冯·勃劳希契的肖像画好了，但是冯，勃劳希契并未光临。希特勒的军队已集结在苏联边境，完全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只等元首一声令下了。
从那一天起，对魏斯的考验也就开始了。这种考验要求他付出全部的精神力量、耐性和随机应变能力。往往是，好比你自己撕下自己的皮，把它翻过来又贴在身上，脸上还要露出笑容来。要装出一点也不痛苦的样子，好象你并不是恨不得马上就去报仇雪恨。当然，并不是为自已去报仇雪恨，当自己的人民在流血牺牲的时候，哪里还能想到个人呢！
但是他注定只能袖手旁观。苏维埃人遭到屠杀的时候，而他必须置身于一群刽子手之中，在他们的营垒里老老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等待时机。为了能准确无误地完成全部任务，他必须等待时机。有人正在设法防范法西斯秘密力量的暗中袭击，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每个人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意志和理智的力量决定着那个时机的到来。
第十六章
魏斯被调到施泰因格里茨少校领导下的一个特别分队工作，该分队的任务是跟在进攻部队后面，在占领区内为军事情报局的情报处和反间谍处收集情报。
盖世太保也担负着类似的任务，因此必须把工作搞得特别出色，才能超过对手。编入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分队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特别训练班的学习。
魏斯在特训班同军事情报局的职员们一起研究苏联证件的原件；党证，团证，身份证，授勋证书，出差证，工作证，通行证以及其他各种证件。他还听了关于苏联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结构，关于统计制度以及报表和文件的形式等等一系列讲课。
有一课是用俄语讲，然后再译成德语。报告人的年龄无法确定，他身穿蓝哗叽西上装，便便大腹之上紧绷着一件花哨的毛线衣。此人是个叛国分子，过去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魏斯后来了解到，曾经有一家德国公司在签订了供货合同之后送给他一份厚礼，并收买了一个女人同他幽会。幽会地点是城郊的一座饭店，这家伙赤身露体、不堪入目的丑态被拍了照。他原有妻室儿女，很珍惜他那正人君子的名誉；为了保全家族的声誉，起初他吐露了自己掌握的一些工作机密，后来竟为保住狗命而出卖了祖国。
共产党员亚历山大·别洛夫却要象对待老师那样笔直地站在这个败类面前，象小学生那样回答他的问题。当他满意地告诉翻译：“这个士兵头脑清楚”，翻译对魏斯夸了一声“好”的时候，魏斯报以恭敬而感激的一笑，内心却十分气恼，因为他不能掐住这个老师肥胖短粗的脖子结果他的性命。
魏斯开车送少校到华沙去了几趟。说也奇怪，自从在课堂上见了那个令人憎恨得浑身发颤的叛徒以后，他对少校甚至有一些好感了。施泰日格里茨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敌人，职业特务，觉得自己那一套秘密工作经验很了不起，自认为对打开人们心灵的各种方法无所不精，他是那样沾沾自喜，实则早已丧失了辨别人类行为中那些细微含义的能力。魏斯可以毫不费力地取得他的更大信任。有一天，他对少校说：
“少校先生，我把车停在帝国政治委员官邸旁边的时候，一位盖世太保的特勤队长，三十来岁，胖胖的，淡黄头发，相貌平常，他钻进车坐在我身边，起初给我一盒烟，后来给两盒，还答应下次增加一瓶烧酒。请问，我应向他报告您的什么情况呢？”
魏斯用淡漠的、公事公办的腔调说了这一番话，好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照章办事，如此而已。
少校默而不答，好象没有听见，没有弄明白，毫不在意似的，但是看他眯起眼睛、抿紧嘴唇那副模样，魏斯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这番话击中要害了。
直到周末一次例行的外出时，施泰因格里茨才顺便问道：“喂，又见到那个人了吗？”他把魏斯所说的那人的特征丝毫不差地重述了一遍。
魏斯顺着少校的意思随口答道：“见到了，但是我避免同他交谈，因为我没有得到您的指示，不知道应当向他说些什么。”
“给元首办事的人想知道什么，你就应当告诉他什么，”少校简短地说。
魏斯沉吟片刻，考虑这句话的含义。他坦然地笑笑说：“少校先生，我婶婶教过我：‘你的主子走运，你也走运；常换主子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主子’。”
“你婶婶是聪明人。”
“她去世了，”魏斯告诉他。
少校很快地说：“去见那个人，答应把他感兴趣的事都摸清楚。”说罢从兜里掏出皮夹，递给魏斯几个马克：“这个给你去同他喝啤酒。”
“谢谢少校先生。”
但是，魏斯想利用他虚构的这个盖世太保来吓唬施泰因格里茨，尤其是想借此套出一些关于少校本人的情况的计划没来得及实现。第二天夜间，特别分队突然紧急集合，魏斯随大伙一道离开驻地，开拔到东部边境去了。他们驻扎在一个当地居民早已被赶走的村子里。车过戒严区的时候，魏斯看见第二梯队的步兵和摩托化部队正在出发阵地上待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的事。
原教育部官员、一等兵尤普博士最近作了几次指导，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对敌方文件进行分类。文件要分门别类装入带保护色的口袋或箱于，党内文件是一类，政府文件是另一类，经济类文件又是一类，等等。证章、勋章、奖章、图章、硬印等要装在带盖的桶里。每个士兵都领到一个类似邮递员背的那种挎包。
出发前夕，分队又补充了四名士兵，他们各人配备一套拧门撬锁的工具和开保险箱的割炬。这几个“新手”相当内行，不需要接受特别训练。魏斯深信这一点，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语言方面跟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他的老师们虽然精通德国各地方言，但是对德国盗贼的黑话却一窍不通。魏斯只好在这里就地充实一下自己的语言知识。
还是那个尤普介绍了，如果需要从苏联公民嘴里得知文件收藏地点及文件分类的情况，应该如何对付他们。尤普最后引用了元首的一段话：“我要让人摆脱所谓良心那种使人屈辱的空想。良心也同教育一样，害人不浅。”尤普补充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获得的自由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摆脱了那些束缚个性的概念，例如对敌人要怜悯、宽大、慈悲等等。”
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库特·赖因霍尔德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尤普说：“这个坏蛋拼命想掩饰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言论。后来他还告过教授和大学生的密。谍报局要了他，这倒成了他的一件功劳。”
“你是怎么知道的？”
赖因霍尔德膘了魏斯一眼：“我在莱比锡大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他常常叫我往盖世太保的一个处里送文件。所以我清楚。”
邻村驻着党卫队保安局的一个特勤小队。魏斯得知这个特勤小队的士兵不久前在集训营里受过训。还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党卫队就在各个团建立了集训营。
集训营有三种：劳动营，“病号”营以及党卫队分子学习领导本领和“镇压方法”的实验营。作为实验材料的人由特别法庭提供。该法庭的使命是“消灭第三帝国的敌人，主要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
盖世太保在所有的居民点每五户设一名报告人，其任务之一就是检举应该关进集中营的人。
对送进集中营供实验用的人，有一种极其秘密的处理方法。那里对一切都作了详细规定，包括集中营的建筑设计图，死亡率最高的流行病的统计数字，预防传染病的注意事项，囚犯在服劳役时维持其体力的集中营菜谱，以及为帝国和集中营紧缩开支的最低口粮标准。
有一项指示规定，正在进行医学试验的集中营特别区严禁外人入内。据说这种试验成果有利于保护第三帝国公民的健康。任何泄露这些试验方法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还有一些埋人坑示意图，上面分别注明了这些坑到禁地点的距离，并附有最合理的尸体叠放方法的说明以及各种深度和宽度的埋人坑的容量表。示意图的说明中写道，由于德国不承认日内瓦协定，故有关的战俘管理制度均由集中营行政当局自行制定。
《集中营违章惩处条例》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最有效的惩处措施”。
这些规定不发给士兵。
担任分队长的军官把这些规定夹在图囊的透明的赛璐珞下面，只拿在手里让每个士兵读一下。
这些天来魏斯暗暗观察自己的同事，发现他们一个个情绪高昂，乐天知命。那还用说！他们躲过了到前线部队去的厄运，战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跟着突击部队向前推进，只要勤勤恳恳地办事就可以了。
有些人甚至说，他们爱好旅行，战争使他们能免费游览许多欧洲国家，从各地带些纪念品回去。他们还说，男人若不打仗就象女人不能生孩子一样。他们常常回忆起一句古老的德国俗语：“国王统率普鲁士，普鲁土统率德意志，德意志统率全世界。”
这多半是些老成持重的人，或是小官吏，或是小店主和作坊老板，他们对于脱下便服换上军装，感到挺惬意。
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幻想，希特勒会象他三十年代初在“革命”演说中所作的保证那样，对大康采恩加以限制，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繁荣兴旺创造条件。
希特勒甚至答应过没收大百货公司，在其中安置一批小商人。他就是用这些诺言把小商人小业主们变成了法西斯主人的狂热信徒。但是，希特勒借助德国工业巨头登上帝国总理的宝座后，却大肆排挤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和新立法导致千百家小企业破产。小业主们认为，这是对他们那种轻率的资产阶级革命幻想的惩罚。他们中一些头脑机灵的人连忙加入了纳粹党，企图在政治喧嚣声中光复自己的旧业；另一些人则到军队和特别小分队里谋得一个位置，他们有着稳固的社会地位，在这里是不会栽跟头的。
这是一伙身穿军装的小市民，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少吃苦头，较为轻松地走完元首给他们规定的胜利之路。他们头脑里早就形成一种概念：法西斯党是“国家思想的体现者”。过去他们的太太在餐巾上绣的都是生活中的劝善箴言，现在装点他们住宅墙壁的，则是精心刺绣的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贝尔格的语录了。
从前他们用圣经里的话教育子女，如今元首的话成了最高道德准则：“我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激烈、苛刻和残酷的人。我希望他们象猛兽一样。”
许多这样的新信徒在填表时自豪地写上，他们的儿子在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局、党卫队和军事情报局为帝国服务。这使做父亲的享有许多特权，其中就包括在特别分队工作的权利。
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同奥斯卡·冯·迪特里希上尉一起住在一幢不大的别墅里。
少校同此人早已相识，差不多还有点交情。差不多！因为少校素不结交任何知心朋友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麻烦。他的信条是：人皆为己，无人为大家。人人都肯为自己花钱，而不愿意为别人打破的碟子赔钱——这句格言是施泰因格里茨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础。施泰因格里茨一生中不管跟谁交往，都不过是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迪特里希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出身于尊贵的容克家族。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