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宽敞舒适，陈设讲究。柜子里挂着各式各样衣服，厨房里贮藏着许多罐头和酒。
弗里德里希态度有些好转，他向魏斯讲了些自己的事。他说，要不是在沙滩上留下了飞弹发射装置的“滑道”，敌人空军永远也不会发现他们的设施。
飞弹发射。负责消灭发射痕迹的俄国战俘故意留下了这些‘滑道’。那天下了倾盆大雨，卫队没有去检查现场，结果遭到空袭，轰炸后幸存的卫兵都被绞死了，”弗里德里希逼视着魏斯的眼睛说。“在俄国人看来，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呢。”
魏斯也留神地望了他一眼：“怎么说呢，大概正是这样。”
这时弗里德里希变得毫无顾忌了，他向魏斯讲了自己在佩里明德的工作情况，末了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我们是一帮杀人犯。我们的飞弹用于消灭敌方居民，而不是他们的军队。”他看了一眼截断的双腿，嘟哝着说：“当我的脑袋更挨近大地时，我才开始想到：遍游在宇宙中的地球并不是死于战祸的世世代代人的巨大坟墓，而是一个星球摇篮，它哺育的人类后代一定会在我们死后对战争说出那永恒的‘不’字！”
“为什么在我们死后？”魏斯问。“我看这不久便会实现。”
“您是个幻想家，”弗里德里希苦笑了一下。
人民冲锋队员的军服不够穿，于是拨给了他们一些邮政、铁路、地铁和电车工作人员的旧制服，还有各部小职员从前上交作为冬令救济之用的公务服。人民冲锋队的队伍穿着套鞋在大街上行进。这一队队衣衫槛楼的幽灵仿佛是在嘲弄第三帝国昔日的盛况。
戈培尔打发这些人去送死，从大大小小的扩音器里尖声叫道：“德国的幻想家应该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如果他不愿失去自由和生命的话。”
党卫队牵着狼狗，象押送犯人一样把人民冲锋队送上军用列车。
戈培尔从车站废墟上的扩音器里大声叫喊：“今天对全民族来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手握穿甲枪迎击敌人，这要比十个‘聪明人’更加可贵，而这些‘聪明人’却在设法证明我们的希望已化为乌有。”
盖世太保到处捕捉这种“聪明人”，随时把他们吊死在路灯柱上，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连那些亲身领教过苏军沉重铁拳的残废军人也难以幸兔。
“最终胜利的时刻在等待着我们，”戈培尔狂叫着。
“我们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去争取这个时刻的到来。我们所作的牺牲一定会得到报偿……这场战争的结局要在最后时刻的前一秒钟才能决定。”
“数百万德国人将要进行游击战争，”喇叭里的声音象法官在郑重宣判死刑。讲话的是柏林著名广播员格根霍尔姆。四面八方都传遍了他那柔和动听的嗓音：“我们每个人拼死也要把五个或十个敌人拉进坟墓……”
格根霍尔姆外表女里女气，嗓音却浑厚有力，当年是罗姆的情人。罗姆被处死后他被送进集中营，不是男营而是女营，以此加强惩戒的效果。
后来上边想起了他，是因为需要他那仿佛从水井里传上来的深沉嗓音。格根霍尔姆用阴沉的男中音为送死的人民冲锋队各营的老老小小祝福。
第三帝国这艘船正在下沉，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抛进战争漩涡，如同古代贩奴船遭到查禁国舰队追击时，从底舱里把奴隶抛入大海一样。
第三帝国在痉挛，抽搐。被法西斯置于枪口下的老弱残兵并不能补充大大减员的国防军部队：对于退却的军队来说，人民冲锋队只能是滥竿充数而已。这些多病的老人和羽毛未丰的少年临死时哪里知道，元首后来提到他们时带着怎样的憎恨和轻蔑：“如果德国人民这么胆怯和软弱，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可耻的灭亡……也就没有必要去注重保存他们的生命。反之，最好把他们消灭干净。”
防空系统已经名存实无：航空兵部队、高射炮部队和观察勤务部门纷纷被派往东线。美国人的“空中堡垒”、英国人的“哈利法克斯式”和“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几乎是顺顺当当地向德国城市倾投满载死亡的炸弹，连救护队和消防队也早已派到东线去了。
魏斯驱车经过轰炸后的柏林街道，一次又一次看到苏联战俘在浓烟烈火中作业，把老弱妇孺从废墟下抬出来。
这些人满身烟黑，象捧着稀世珍宝那样，小心翼翼地抬出那些炸伤和砸伤的孩子。孩子们搂住救命恩人干瘦的脖子不肯地手，仿佛这些人此刻是世上最亲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保护他们免受惊吓和痛苦。
有一天，魏斯把车停在一座半倒塌的房屋前，看见一个女人在嚎陶大哭，她到烧焦的头发象灰烬一样从头上撒落下来。她把烧伤的双手伸向俘虏，怨恨地叫喊着：“你们的军队到底什么时候开来？什么时候？！我的天哪，快来吧！”
一个俘虏用德语安慰她：“会来的，快了……”俘虏回头望望自己人，用俄语说：“听见了吗？结果倒是我们的错……”
“我不明白！”女人喊道。
俘虏又用德语说：“不要喊了，太太，您不是看见我们在忙着吗。”
女人哭着说：“你们干吗要救我们呀？”
“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战俘说。
“然后把我们都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战俘笑笑，烧伤才愈合的脸上闪闪发光。
“不，”他说。“不。你们有家有国，我们也有家有国。就是这样。我们可不是法西斯……”
海因里希终于把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保存的地图拍摄了下来。他把照片交给魏斯，说：“为拍照，我设计了另外一张图，别出心裁，终于成功了。”
“好样的！”魏斯说。“这大概是遗传，你也象父亲一样，是个发明家了。”
“你说说，如果父亲在世，知道我成为一名苏联情报员，会怎么看呢？”海因里希问。
“他会难过，会担心，象我的父亲一样，”魏斯忧郁地说。“也象我父亲一样为儿子感到自豪。我一定要让您认识我父亲。”
魏斯把地图的照片交给教授，发现恐怖小组秘密基地的名称与迪特里希文件中的地名不符。魏斯慌了：
“或许地图上的名称是暗语，文件上的也是暗语。也说不定两者都是。如果不能破译，这些东西全无用处了。”
“您只说对了一半，”教授笑了笑。“迪特里希给您看的文件确实是译成暗语的，所以才让您看了一眼。破译的办法就在地图上。没关系，我们的专家会弄清楚的。比这更伤脑筋的问题他们也能解决呢。全都会弄妥的。”他把一只手按在地图照片上，想了一想，说：“凭这些材料就可以肯定，法西斯残匪准备进行的恐怖行动将被制止。我们将拯救出我军的许多官兵，拯救出更多的德国人—一新德国的建设者。因此您可以认为，您和您的朋友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已经为德国人民的未来做了一些工作。顺便提一下，您是否认为有必要为施瓦茨科普夫同志请功呢？”
魏斯不禁喜形于色。
“请拟一份密码电报吧，”教授郑重地说。“它会发走的。”
几昼夜来柏林遭到盟军空军接连不断的袭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夜晚，魏斯驱车回卑斯麦大街，忽然看见了祖鲍夫。他慢腾腾地在街上走着，显然朝秘密机关的方向走去。如此违反秘密工作原则是不能容忍的！祖鲍夫不但无权到这条街上来，甚至不得在附近一些街上露面。
魏斯减速驶近祖鲍夫，打开车门：“上车！”
祖鲍夫也不打招呼，老老实实上了车。
魏斯高速驶去，想尽快远远地离开这个街区。他一言不发，火冒三丈。祖鲍夫突然嚷道： “往哪儿开呀？上我家里去！快！”但他马上又挥了挥手。“算了，现在反正都一样了……何必匆匆忙忙。”
“怎么，你喝醉了吗？”魏斯不高兴地问。“一身酒气。”
“也许有酒气，”祖鲍夫说。
“就是说，你醉了？”
“想醉，没有醉成。”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布丽基达……”祖鲍夫吃力地吐着字。“勉强活了两天，后来死了，永远离去了，你懂吗？不对。我在她身边守了几昼夜，后来实在不行了。也不是不行…”他喃喃地说着：“她不是一个人死，和孩子一起死了。再过两个月，我们就会有个儿子或女儿。她最难过的不是自己死，而是孩子完了。你明白吗，她很想活着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再嘱咐过她：‘没有我陪伴，你别上街，别去。’可是她说：‘不走动对我有害。’结果中了弹片——很小的一块，象碎力片那样。大夫取出来扔进盘子里，甚至都看不出来。”
他们驶抵一座楼房，上楼来到祖鲍夫家。
外屋桌上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布丽基达。
祖鲍夫悄声问道：“喂，可不可以把她藏起来，然后运走？”
“运到哪里？”
“我们那边，回家……知道吗，我一直在想，在想：怎样办好这件事？也许能行，是吗？”
祖鲍夫睑色苍白。魏斯决定做一件不许可的事：给施图特戈夫教授打了电话，请他立刻来。
教授进来一看到祖鲍夫，他那严峻的睑色即刻缓和下来。教授挨着祖鲍夫坐下，听他喃喃地讲着，一句话也没插，祖鲍夫说的教授都表示赞同，然后他取出针管，在祖鲍夫胳膊上打了一针。祖鲍夫似乎没有任何感觉，但眼睛渐渐变得朦胧，眼皮下垂，脑袋耷拉下来。
教授请魏斯帮他把睡着的祖鲍夫抬到沙发上。他说：“如果熟睡一觉不管用，他还不能振作起来的话，您必须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去。还要对他讲明白，他是在出卖我们大家。”
第二天早晨魏斯把教授的话告诉了祖鲍夫。祖鲍夫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整个安葬仪式他都坚持下来了，然后是接受布丽基达亲友的吊唁。
过了一天，魏斯去看望祖鲍夫。椅于周围扔满了烟头，看样子他已经坐了很久，也许通宵达旦，直到现在。
祖鲍夫默默站起来，拿起地上的旅行袋说：“走吧”
“上哪儿？”
“我永远不回这里来了，”祖鲍夫说。
“不，”魏斯说，“你应该住在这里。”
“为什么？”
“我命令你。”随后魏斯的语气缓和下来：“我们大家需要你这样做，好兄弟。需要，你明白吗？这也是为了布丽基达。她刚刚去世，你就离开了她的家，这对不起她。”
“说的对，”租鲍夫表示同意。“你击中了要害。我应当留下来。是的 现在我至死也不会离开她了。你明白吗，她已经知道……”
“什么？”
“当然不是所有的事，可是她知道我是什么人。”
“您为什么这样想？”魏斯问。
“听我说，”租鲍夫急切地说，“我不是猜测，有时候能感觉到。她知道。眼看不行了，她做个手势让我凑到跟前，仿佛整个脸向我微笑了一下。她用俄语轻声说：‘好，谢谢，你们好！’然后把眼睛瞪得很大——就完了。她耗尽了最后一点点生命力，就是为了告诉我，她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他在魏斯眼前晃了晃拳头。“如果我知道她清楚我的事，我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明白吗。而我一直非常苦闷，觉得自己在跟她逢场作戏。我确确实实爱她呀，懂吗？”
“你打算去墓地吗？”魏斯问。
“是的。”
“我跟你去。”
“咱们走吧，”祖鲍夫说，“谢谢你。”
在布丽基达的墓旁他问：
“以后能不能用俄文在石碑上刻上她的名字。布丽基达·祖鲍娃？”
“一定要刻上，”魏斯说，“怎么能不刻呢？她是你的妻子啊……”
第六十七章
最近几个月，部署在卑斯麦大街的直属于华特·舒伦堡的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变动很大。有些组员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了，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一些新组员。
现在，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接替古斯塔夫担任特别行动组领导职务。费尔格弗身材修长，面孔削瘦，总是露着呆板冷漠而又彬彬有礼的笑容。
费尔格弗是舒伦堡的大学同学，当年曾经挺身而出维护过他的名誉。当时，有个同学对费尔格弗说，舒伦堡是个特务，在保安局任职。费尔格弗勃然大怒，立即提出同这个同学决斗。他勇猛异常，一剑刺中了对手的面颊，赢得了这场决斗。
大学毕业后，费尔格弗在波恩开了个律师事务所，但他受理的第一件诉讼案就没有办好；他不是为他的委托人辩护，而是象个检察官那样指控委托人。他受理的第二个案子还是照样没有办好。这并不是偶然的。费尔格弗有一种权力欲，而律师这个职业却要求他在国家法律威严面前随机应变，左躲右闪。他无意去当检察官，因为他担心那些受到惩处的人会对他报复，他知道，这种事是常有的。
华特·舒伦堡当上保安局第六处处长以后，便让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在这个处的秘密调查科工作。
调查科经常收到各种报告。这些报告都是秘密监视保安局第六处搞外国情报的间谍和间谍头子工作的特务送来的。根据这些报告，费尔格弗可以对间谍或间谍头子作出秘密判决。判决由专门任命的人员执行，而执行的方式方法由他们自行选择。
这是支配别人命运的一种真正的权力，一种生杀大权，况且无须同被告及其辩护人辩论。
把出批漏的特务叫到调查科来是十分罕见的。不过，这既不是审问，也不是审查。费尔格弗一般是在某个舒适讲究的秘密接头处会见特务。他亲切地接待客人，落落大方地同客人侃侃而谈。
为了促使死刑犯讲出实话，费尔格弗常常对帝国的统治者提出尖锐的意见，而其他任何人都会因此被立即绞死。他断言，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人来说，不存在一般通用的法规。他们了解有产者政权的全部内幕，这使他们有权自视为特殊阶层。对他们来说，也不存在良心、名誉之类的繁琐偏见，这些都是为了使人循规蹈矩而臆造出来的玩艺儿。在达到目的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