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她什么： 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一由她去罢。
据鲁迅自己说，《我的失恋》不过是作着好玩的： “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野草）英文译本序》，）“《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全集》第4卷，166页。而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说： “他所爱好的东西，未必是人人所能了解。这一层鲁迅先生自己同我说过，如果别人以为‘回他什么’以下的四样东西（猫头鹰、赤练蛇、发汗药和冰糖葫芦）有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意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实在欢喜这四样东西。”孙伏园《京副一周年》： 转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09页。许寿裳则说： “阅读者多以为信口胡诌，觉得有趣而已，殊不知猫头鹰本是他自己所钟爱的，冰糖葫芦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70页。看来，孙伏园、许寿裳都不认为鲁迅是做着好玩，既是自己“实在喜欢”又“一本正经”。
很明显，回赠的这四样礼物都是鲁迅坚持自己理想爱情的象征物，而非世俗婚姻的信物。潜台词是只爱自己所爱的，而于自己所不爱的只好忍耐，实在太痛苦了，不能敷衍将就下去了，就必须“离开”，但是道德上的困难怎么办？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问题是出在“爱人”不能接受“我”的求乞，而“我”也不能接受“爱人”的求乞，这种“求乞”，不禁使人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回赠的猫头鹰，可以视为鲁迅的自喻，它象征的不祥征兆是对旧文化、包办婚姻的反叛。鲁迅曾说： “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在《随感录四十》里也说：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杀泺｜枭般叫……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为什么回赠赤练蛇？就是坚持自我。因为鲁迅是属蛇的，正好借此自喻。《墓碣文》的碑文有“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句；《死火》中有“我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句；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把自身感受的寂寞形象地比喻为大毒蛇：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气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里以钞古碑的方式逃避不幸的婚姻，寂寞如大毒蛇，与回赠赤练蛇可以“互训”。在别处鲁迅又以“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或“枭蛇鬼怪”来形容自己的斗争精神。
为什么回赠冰糖葫芦和发汗药？这两件东西都是鲁迅自己所常用的。意谓鲁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亦即个人主义。
鲁迅的个人主义长起之时就“忽而憎人”，鲁迅的人道主义长起之时就“忽而爱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就是鲁迅“为自己玩玩”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发生了矛盾，照顾到猫头鹰和赤练蛇的需要，朱安的问题就不好办，无奈之际就只好“有她去罢”。她不能接受鲁迅的礼物，鲁迅也没有其他的礼物可以回赠，互相不能沟通，意味鲁迅根本不承认这场婚姻。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说：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这话与“由她去罢”或“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乞讨”都可以“互训”，都是一个意思。回赠朱安所不需要的，就等于拒绝朱安。
第三部分“由她去罢”（2）
以赠送信物和回赠信物的形式隐喻这个问题，结局当然只有这样。这里鲁迅显然改变了“陪着做一世牺牲”的初衷，此时就特别需要“自欺”，不过此处的“自欺”不是对于潜意识而言的。当然，如果我们因此而指责鲁迅没有信守自己“陪着做一世牺牲”的诺言，那就有失公允了。鲁迅为此而烦恼痛苦，恰恰表现出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许多人改变自己的婚姻，很解决果断，没有一点思想困难，是不足道的。
林贤治说： “他说《我的失恋》，旨在讽刺流行的打油诗，其实一如《他》以及其他白话诗一样，都是爱的独白。其一，是说我的所爱在寻找不及的地方；其二，爱人所赠与我的回赠完全的风马牛： 百蝶巾—猫头鹰，双燕图—冰糖葫芦，金表索—发汗药，玫瑰花—赤练蛇，彼此的价值并不对等。据考证，后者正是他平素所喜欢的。事情如此悖谬，难道爱，真是可以期待的么？”这个问题是与许广平同居生子以后出现的，当时还没有这个问题。当时的问题是体验不到爱，而非体验到了爱以后的虚无。
鲁迅为什么放弃了自己“陪着做一世牺牲”的初衷？是由于身体上的变化导致了观念的变化。对于这一点，鲁迅自己未必明白，这是个潜意识问题，然而弗洛伊德也未必明白。外国书里似乎找不到，中国书里则里有之，请看美国学者艾恺先生与梁漱溟有一段谈话，可能对此问题有所启发。
梁： 我是希望你了解我思想的根本，我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和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
艾： 梁先生，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对佛家佛学的兴趣有没有恢复了，或者增加了，或者就是说“五四”时代，你就放弃了佛学而转入儒学了。
梁： 说放弃，也没有放弃，不过是原来想出家做和尚，把这个“出家当和尚”放弃了．在思想上还是那样。
艾： 啊，现在明白一点。其实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就是说你不是完全放弃，不过觉得目前问题不太需要佛学，比较需要儒学。
梁： 我是年纪很小，比如说十六七岁就想出家为僧。
艾： 这我弄错了。是真正要做和尚，而不是要做居士。
梁： 嗯，不是。真正要出家为僧。这个志愿到了二十九岁才放弃，假定真是从自己当初的那个志愿，很早就出家到庙里当和尚去了。不过没有很早出家，就被蔡元培先生拉去，在北京大学要我讲哲学。走上这样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去到庙里当和尚，而跑到知识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同知识分子在一起，难免就有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彼此较量。好胜之心是从身体来。如果是像当初所想，很早出家到庙里去，可以也很相安，很平稳，走一种很冷静的路子吧。可是一到大学，同许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彼此容易有辩论，就引起了好胜之心。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
我的失恋艾： 真可惜我在写书以前，没有机会向你当面请教。
梁： ……一定能够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才算是了解，没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还是等于没有听。
艾： 把思想当作为主体，当然是应该的，不过有时候思想也牵涉到你个人的事。……我当然同意思想是要紧的题目，不过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思想也离不开他个人的生活。
梁： 就是，完全离不开。……《梁漱溟全集》： 第八卷附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外国书的特点就是如此，研究一个人的思想总也离不开他“个人的事”。梁漱溟“个人的事”也离不开“两性”和“结婚”。梁漱溟由想出家到放弃出家，到结婚，就是因为身体的存在方式不同。在北京大学与知识分子们“彼此较量”一番，身体上就发生了“好胜之心”，也就产生了性欲，于是乎结婚。
鲁迅则不然，由本打算“陪着做一世牺牲”，放弃性欲，到“由她去吧”这两者之间，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鲁迅是不太清楚的。鲁迅对佛学的研究与梁漱溟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完全不一样。鲁迅能明确意识到的是在“由她去吧”与和许广平结合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就是朱安这个“第三者”的存在。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鲁迅的“由她去吧”是否由于“好胜心”导致的？这个问题似乎不必再列举论据，我们就能够同意鲁迅确实具有很强烈的“好胜心”，他与一些知识分子——他称之为“绅士”、“名流”、“名教授”、“正人君子也者”之间的辩论，有时候到了“好胜心”旺盛得如火如荼的程度。此时“身体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梁漱溟与知识分子的争论毕竟没有鲁迅那样达到“刻毒”的程度，尚且如此，何况鲁迅处于种种的矛盾之中，身心都疲惫不堪，痛苦万分。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曾坦承自己在没有爱人状态下的苦恼，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来到了广州，但是暂时依然是“一卷行李一个人”，所以常常是“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鲁迅致川岛信，1926。11。12）可见，同人争论与没有爱人都能相互作用，使人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如果真的要“陪着做一世牺牲”，永远处在“一卷行李一个人”的“寂寞”状态中，又常常与人争论，处于好胜的亢奋之中，确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会大大地损害一个人的身体，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一个出路，有一个方法解决它才好。
现在，鲁迅虽然没有完全确定的恋爱对象，但是要“失掉”“坏地狱”的决心则是确定无疑的。鲁迅仍然是不愿意直说，就以打油诗的形式虚晃一枪，也确实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
第三部分与软刀子的对峙（1）
《复仇》有多重含义，本质上是向封建文化和包办婚姻复仇，而朱安、看客则不过是封建文化的载体。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所谓“生命”乃是“肉体”的委婉语。古时相爱的男女互称为“欢”。如乐府诗《莫愁乐》曰：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此处的“大欢喜”是指夫妻本来应有的两性之爱，有实际的性快感，故称之为“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也是鲁迅所渴望的爱情状态。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尖锐的利刃”，喻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
“一击……”，即制造出不能“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的包办婚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悲剧，恰如利刃穿透了菲薄的皮肤。
“杀戮者”，指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它是青春的杀戮者。
“鲜红的热血……灌溉杀戮者”，意谓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往往以悲惨的死来反抗封建礼教。鲁迅对死的问题也有所考虑。有一段时间，鲁迅曾想过自杀，许广平曾发现鲁迅藏于被褥下的两把钢刀。许广平对此很不理解，她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 “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杀敌是妙的，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两地书》： 1925年6月1日致鲁迅。在鲁迅写《影的告别》的同一天，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写道：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却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虽然是“却不实行”，但是，常年枕刀待旦，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鲁迅如果不是陷入极度悲观，绝不会想到自杀或杀人的。何以不实行？其实，鲁迅不过是以此来排遣苦闷和无奈而已，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有点古人“灯下看吴钩”的意思。这刀无论用与不用，它必然是与“鲜红的热血”有关，夜里枕着“明晃晃的钢刀”不睡觉或入梦中，都能使人产生某种联想。
“给以冰冷的呼吸”，指自己与朱安的婚姻关系，不能以激烈的手段破除包办婚姻，就只能漠然处之。
“人性茫然”，暗指性生活茫然，鲁迅与朱安之间没有夫妇敦伦之谊。
“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欢喜”二字是佛家常用的形容词，如“欢喜心”、“欢喜佛”。此处的“大欢喜”，是仿照佛家的用语，其意境也是仿照佛家所提倡那种超脱尘世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自然没有性欲的快感可言，超越爱的性欲的欢喜，则无须依靠敦伦这种爱情的“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坟？寡妇主义》）去达到。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有别于自由恋爱的“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是生命本质意义上的欢喜。如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大概鲁迅认为这种人就有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自己也应如此。而朱安则正是鲁迅所说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鲁迅自己似乎暂时也是“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因此这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