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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我一辈子的家。从上学到教学，虽然身份迥异，地点几经变更，但不论在外地、在京城、在远郊、在城区，我从没离开过学校；当我从学生变成老师后，也就从来没离开过我的学生。
但最初走上教育岗位却并不是我心甘情愿的。家庭的贫困使我不得不报考免费食宿的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学的六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做着毕业后坚决不当教师的梦，而且坚信这梦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在那个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年代，我们1967届毕业生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各个部门的中学，我无奈地当上了中学教师。
是孩子们让我爱上了这个职业。
1968年7月，我来到北方大山中的一个小小的煤矿，担任了初中二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些孩子是清一色的煤矿职工子女。我这个没有学过教育学的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从此走上了神圣的讲坛。
当我万般无奈走上教育岗位的时候，我只是凭着受党多年教育的觉悟和自己的良知，加上做中学教师的父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知道教师要有师德。再有就是两位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一位是老师，她从反面给我的警示是尊重学生，爱护学生，绝不能让他们幼小脆弱的心灵受到一点点伤害，绝不能让他们像我一样，内心深处有一个永远弥合不了的伤口！另一位是同学，她从反面给我的警示是，要格外关注学生良好素质和高尚品质的培养。
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因是插班，没买上课本，只好与同学合用。上课还好说，两人共用一本；下课后各自回家，没书怎么做作业呢？我只好向一位家住得比较近的同学借书，每天等她做完作业后，我去她家取书做作业。这个同学借此常常刁难我，我得帮她干这干那，稍有不从，她就以不借给我书来威胁我。有一天，我忍无可忍顶撞了她，第二天自然交不了数学作业，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点名批评了我，本来就一肚子委屈的我当堂就又顶撞了老师。老师怎么收拾我的，老师被气成什么样，我后来都记不清了，我记住的只是老师的不公正和我的一肚子委屈，而且一记就记了一辈子。我一生只恨过两个人，居然就是这位儿时的老师和使我陷入困境的同学。直到写这篇文章、写这件事，反思一下几十年前的这件小事，老师也很冤，她根本就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没交作业是该批评啊！这位老师姓什么，长什么样，我早忘掉了，只记得是位中年女老师；对那位同学更是毫无印象。其实现在回想，我真正记住的是一种不经调查了解就武断地加人以罪名的做法，这种做法深深地伤害了一个曾是学习模范，自尊心极强的小女孩。在四十多名同学面前被公示、被呵斥，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耻辱，何况她有内情。那位老师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然也忘不了那位自私、狭隘、妒嫉心极强的同学给另一个孩子的心灵造成的重创。她在何方？她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她曾经欺侮过的小女孩？她可知道她多么深地伤害了她，给她心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阴影？
班主任老师的学生情结一个班主任的学生情结（2）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的1969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这个在籍人数50多人的班级只有十来个学生上课。每天课余，班长做向导，我们翻山越岭逐户家访，把学生一个个地请回学校。当有一天来到离校最远的一个贺姓女生家时，我震惊了！这一家七八口人只有一条棉裤，谁出门就谁穿。当地人戏称此地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家家房顶上都压着大石头，否则飞沙走石把房顶都掀了。十冬腊月，能冻掉人耳朵的口外寒冬，这一家人只穿着单裤缩在热炕上，孩子的父亲无奈地说：“不是我们不让孩子上学，天太冷，路又远，孩子没棉裤呀。”我默默地离开了。回校后我以我们班委会的名义给孩子家长写了一封信，从我每月25元的生活费中拿出5元以班费的名义封进信里，请他们为孩子买条棉裤。我委托班长给她家送信，嘱咐他快去快回，不要问长问短，可是当我第二天早读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欢迎我。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我叫出了班长，原来他出于好奇，跟家长一起看了信，戳穿了我的谎言，并向全班同学通报了事实真相。我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了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却受到了这么隆重的欢迎。孩子们的脸上漾满了笑容，眼睛里充满了对我的信任，那一刹那，我的心颤抖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我一下子爱上了这些淳朴可爱的孩子们！
贺同学穿着崭新的棉裤来上学了。经过一户户动员，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回校复课了。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当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生除了上课，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停课是家常便饭。我带着这些孩子们背沙子、挖防空洞、挑水抗旱、种收庄稼、远途拉练训练……生活倒真是丰富多彩！每当我身穿一身旧制服，近三尺长的大辫子塞在一顶已经泛白的旧制帽里，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会立刻欢呼起来：“今天劳动！”所有的活动我都身先学生。虽然我是城市生、城市长的城里人，但我不怕吃苦，常是汗比学生流得多，我一声招呼，孩子们前呼后拥，这些矿山孩子干起活来生龙活虎，各项活动我们班总是第一。我这个年轻的班主任成了他们的核心和灵魂。
我得到了学生的爱：挖防空洞时，当我跪在地上，吃力地抡起镐头时，镐头立刻会被学生抢走，他们不舍得让我干，把我撵到洞边当监工；挑水抗旱时，每一担水要翻过山坡走二里地，学生们挑着大桶健步如飞；他们心疼我，一位女生从家里给我带来一对袖珍白铁皮小桶，我挑着这副水桶实在滑稽，但我深深感受到了学生对我的宠爱。
记得有一次我请假一周回京办事，回来后一进教室就被学生团团包围，够不着我的登上椅子，跳上桌子，七嘴八舌向我诉苦，告诉我，没有我的日子他们就像没娘的孩子，有多么可怜！那一刻，我拉着他们的手，抚摸着他们的头，应答着他们的问候和倾诉；那一刻，我迎着那些热切的朴实的信任、敬爱的目光，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虽然我还是个姑娘，但此刻我觉得我不只是他们的老师、大姐姐，我好像就是他们的妈妈，我身上负有的不只是老师对学生，还被赋予了妈妈对孩子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我的心被这融融的暖意、被这无比的信赖彻底融化了，我的心灵得到净化，我的精神境界实现了升华，我突然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想我恐怕一辈子也离不开这些朴实可爱的孩子了！
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我沐浴着学生们的爱，快乐而充实地生活、工作着。
我成家后，学校分给我一间小平房，坐落在山头上，孩子们搬砖和泥，帮我垒起了院墙，盖了个小门楼；他们帮我把煤从山下运到家里，搭起了小煤棚，他们把冬贮白菜、土豆按时送到我家。
我怀孕后，反应较大，细心的女生就经常让家长做些好吃的给我送来。
我有了孩子后，带学生劳动时，他们替我背着孩子，到了田间地头，女生们轮流帮我看孩子。放学后，他们抢着带孩子到山上玩，到山后奶牛场看牛。孩子串百家门、吃百家饭，孩子成了全班的孩子，成了全矿的明星。每当我回京探亲时，他们会骑车把我和孩子送到火车站，又会去火车站把我接回学校。我和这些学生已融为了一体，每天晚上，班干部会聚到我家，我们一起研究班里大大小小的事。班上出了好玩的事，我能站在讲台上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时就跑到学生座位上趴在桌上接着笑，笑得眼泪出来，笑得喘不上气，全班笑成一团，真快乐呀！可是当班上出现问题时，年轻的我会大发雷霆，又会站在讲台上就掉下眼泪来，当我回到办公室还在伤心难受之时，孩子们就会派两名代表到办公室，规规矩矩地站在我面前又道歉又保证，直到我又绽开笑脸；而他们也会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他们的过失，把班级失去的荣誉夺回来。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喜怒哀乐也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班主任老师的学生情结一个班主任的学生情结（3）
在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甚至连课本有时都没有的情况下，我精心准备着每一堂课，我像长在了办公室里，把自己所有能用的时间全用在了教学上，我要帮他们补回“文化大革命”期间拉下的功课。我们几个一起分来的大学生同心协力，很快就使这所过去从没见过大学生的藏在山沟里的煤矿中学远近出了名，一批学生后来走进了大学，走到了首都，甚至走出了国门，我们以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赢得了学生和当地百姓的尊敬。
我关心孩子们的思想健康进步，以自己的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我注重品德教育，要求他们正直诚实、善良勤劳、助人为乐、热爱集体、珍惜荣誉，我绝不容忍谎言、欺骗、自私、损人，这是一个热气腾腾、极有集体凝聚力的班集体。学校领导开玩笑地对我说：齐老师走到哪里，就有一群学生前呼后拥地跟到哪里，你得介绍介绍经验呀。
我介绍了，只有一个字——爱。但这个“爱”字却找来了一顿批判，说我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说我阶级界线不清，因为学生中也有出身不好的孩子啊。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我因为一位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大学同学的顺路拜访，又恰巧当众表示了与领导不同的意见，被学校领导冠以“反革命新动向”。第二天清晨，当我推开宿舍门时，我惊呆了！楼道里突然铺天盖地贴满了写着我所谓“罪名”的大字报，走到楼外，一条“坚决把齐景泉揪出来示众”的大标语横在大楼的上方。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教室，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的学生都凝神直视着我，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些许的疑惑，但更多的是信任。我冷静地讲课，纪律出奇的好，没有一个人调皮，没有一个人向我置疑，更没有一个人要批斗我。整整三天，没有一个老师敢跟我说一句话，连一同分配来的同学、同宿舍的好朋友也远远地躲着我，甚至为划清界限，要回了借给我的东西。这三天，只有这群孩子默默地聚集在我身边！他们突然变得格外懂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课，认真完成作业，直到三天后的早上，像开始时一样，大字报突然全部消失，孩子们才恢复了生气，他们争先恐后地嚷着“我就知道齐老师没问题！”“大字报我们看了，根本没什么内容！”是啊，几个一起分来的同学晚上在一起聊天，被称为“黑色俱乐部”，是在酝酿“反革命阴谋”，而同学的拜访自然就是“反革命大串联”了，是来“煽阴风”“点鬼火”来了，除了造谣污蔑的“莫须有”以外，还能有什么呢？被遗忘的大标语在门楼上又晃荡了几天。后来我才听说，学校派去北师大外调的老师回来后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又听说，师大系领导说：如果齐景泉是反革命，那她们班就没有人不是反革命了，怀疑全班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怀疑到她！感谢北师大为我仗义执言的老师；感谢这些凭他们的直觉和亲身感受而信任我，给了我勇气而又保护我，使我免受羞辱的孩子们！这次事件，使我跟学生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后来，我调回了北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北京，我从远郊到近郊又到人大附中，我的学生由以工人子弟为主到以知识分子子弟为主，但不管是淳朴、勤劳、善良、侠义的工人的孩子，还是单纯、聪明、活泼、时尚、志向高远的城市宠儿，我都对他们倾注了我的由衷的爱和我全部的精力。
我从大学毕业，于1968年到煤矿后又到建委工程局，直到1989年到人大附中，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我在工人堆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年，他们深刻地影响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朴实直爽而不矫揉造作，让我乐于助人而不自私自利，让我乐观开朗而不斤斤计较，让我待人真诚而不满怀心机，让我与人为善而不搞阴谋诡计。我和知识分子聊天有很多话题，而和工农接触又让他们觉得十分亲近，毫无隔阂。我的性格使我能与任何出身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们顺畅沟通，做班主任工作时大多能得心应手。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轮一轮的学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不只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形势的发展，我还从我的学生的变化上来感受国家的巨变，做到与时俱进，摸准时代的脉搏，摸准学生思想和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抓班级工作。我有一个重要的体会，简单说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宗”，就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他必须具备的品质修养和道德操守。一个人应该做到真、善、美，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绝不能只以“利己”为核心，而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热爱祖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使命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国家经济如何日新月异，这个“宗”，这个基本准则是不变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学生身上出现的比较集中的问题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现的懒惰、自私、懦弱、依赖性强，比如，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攀比、追星、早恋、金钱第一等等。当我们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都什么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