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所找我报销两张到加拿大的飞机票，太贵，几万，我只给报一张，也得罪了。⑥：郝所说儿子要去美国念书，让我找姜叔做经济担保，我没敢跟姜叔提，看样也得罪了。⑦：一回孙副镇长跟我说，县里一位领导的老爷子不行了，找人看了看风水，说咱这厂院里好，要把死人埋在这，我没应，也得罪了……
看过万的信，我和姜先生不住地摇头，也清楚万不惜“千金”雇人送信，为的是提供线索，以便让我们找到那个暗中使坏的人。想想万也真是有些“各色”，要么一个想不起来，要么想起来就是一大串，让人怎么分辨？再说眼下也顾不上这个，捞人要紧，否则公安一将案子定为伤害，事情就麻烦透了，按照法律，轻度伤害就可以判刑入狱。
说来说去，又犯在郝所长的手里。万虎似胸有成竹，说首先得把郝所摆平，救出他叔再说，我和姜先生同意。现在知道让郝所长愤恨的事情有两件：车和担保，车他已经坐上了，可这不能说已不是问题了，得明确告诉人家，同意借，让他坐得舒坦。担保的事自然得姜先生拿主意，姜先生说他“担保”，等回美国就把文件寄过来。姜先生这种驯服态度，让我没想到，想想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了。
我们已决定向郝所长屈服，可又不知该如何进行，是赶回长庄镇向他举手，还是在电话里告饶求情？万虎说不妨分两步走，第一步由他去找郝，争取把他请出来，一切等见了面再谈，实在不行再走第二步，一起去找，要是光担保嫌不够，就给他钱（只能是美元），姜先生说行。
万虎开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刚走，报社“老弟”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饭店，不久车便过来接我。我看了看窗外，天黑下来，不知不觉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动员姜先生和我一起去，姜先生说累，要留下来休息，自己到餐厅吃碗面，也就随他。
到了饭店，“老弟”指着身边的一个穿红色唐装的中年人介绍说：这是我市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孙式，又要介绍我，被孙式止住，说：不用介绍了，久闻韦老师大名。我哑笑一声，透出不屑，不知怎么，我一向对穿唐装的人没有好感，觉得是赶政治时髦，旧货贴上新标签而已。孙式大腹便便，唐装在身更不堪入目，就像个肥豹，吃饭的兴趣顿时索然。
饭吃的倒是清静，满桌只有我们三个人，“老弟”仍是红酒加冰，孙式一定要和我喝白的，也就随他。孙式先敬，刚一沾唇他就嚷是假酒，大呼小叫让服务小姐叫老板，小姐说老板不在家，孙式又说叫老板娘，小姐说老板娘也不在，孙式仍不算完，朝服务小姐大发雷霆，让她把白酒退了，换啤酒，小姐只好照办，孙式这副狐假虎威的派头让我很看不惯，心想都高级得穿唐装了怎么还如此盛气凌人呢？不知怎么我想到“衣冠禽兽”四个字，尽管也知道这有失厚道。
喝起啤酒，孙式仍耿耿于怀，一喝高就借题发挥，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看我这作品，主人公全是些清官儒商和英模人物，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大总编了，假若我不这样写，把真底抖出来，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有胆量给我登出来？比方公安局长自杀真相，副市长经济问题暴露又升官的内幕等等，我写出来你给发表吗？你要说行我今晚就回去写。“老弟”被将了军，张张嘴没出声。孙式得胜似的说，所以还是那句话：“理解万岁嘛。”
我不想听孙式的油嘴滑舌，觉得这个人很无聊，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大有人在。
转了话题，“老弟”先说起我请他帮忙的事，他说这事很不好办，归根结底是找不着头绪，无处下手。我点点头，把万厂长从绑架者那里逃出来又叫公安收监的情况对他讲了讲，他愤愤说，真是胡闹，公安应首先侦破绑架案，人家自己逃出来了却要办人家的伤害罪，真是本末倒置。停停又说，显然公安方面是有倾向性的。
这空当孙式一直在听，似乎也听出个大体脉络，他问我都找了什么人了？我说了有谁谁，他听了不住地摇头，说根本不行。我问怎么不行？他说不符合常识。我问什么常识？他说社会人生常识，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在作祟，只需找人把他摆平就可以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找的这个人必须具备两点：要么是他的顶头上司，要么是能给他可观物质利益的人，一旦找到事情就迎刃而解，如果你不知道作祟的是谁，找不到开这把锁的钥匙，那只有找到一把能开一切锁的万能钥匙，这万能钥匙就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他要想给你办，是什么人也阻挡不了的。我不太理解，问：最高权势的人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怎么来办？孙式笑笑，说他有手下人啊，他用不着具体交待，提出要求就可以了，下面的人就会找出你说的那个“症结”，甚至找不着“症结”也照办不误，就拿你们这件事来说，只要市长让秘书给电业公司的头头打个电话，说句把某某厂的供电问题给解决了，那时电力公司的头头就找不着鞋了，不出半天工夫就解决了。想想孙式说的也有道理，看来他这一身唐装没白穿。问题是怎样才能挂拉上这里的市长，让他帮这个忙呢？
“老弟”说现在时兴说一句：不找市长找市场，看来很多事还得找市长才能解决。比方我们报社新址的地皮问题，有关部门扯皮扯了一年多，还说得研究研究，没办法就去找崔志刚市长，很快解决了。
崔志刚？我打断问道。
是崔志刚，崔市长呀，“老弟”说。停停又说：对了，崔市长原先在你们那里工作，你认识他？
我没回答，只是想：我怎么就忘了他呢？其实我是知道一年前他来这里当市长的呢，一通乱求人，却是抓了芝麻漏了西瓜。
崔志刚曾到过我家，那时他还在大学当副教授，他的岳母是我所在机关的部主任，每逢过年，他会代表岳母到我家走一趟，送点年货什么的，每次他也不多呆，说不了几句话，但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派可信赖的人，虽然很年轻，却老成持重，且有股学究气。后来他调到大学团委工作，不久调到团市委，又不久调到省团委，他在省团委书记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便调到淄城当了市长。这消息是他的岳母告诉我的，我从内心替他高兴，但也微微有些担心，位高权重，多有诱惑与陷阱，再正派的一个人怕也难以抵御。当时手头正有一本刊登慕绥新犯罪事实的期刊，我让他岳母转给他一阅，用意自是不言而喻的，但后来，我又很懊悔，觉得自己办了件很不得当的事。后来他托他的岳母带给我一个很壮观的大红釉陶瓷笔筒，上面有毛泽东的诗词手书，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桌上。
我把上述情况跟“老弟”和孙式讲了，问他们我该怎么办，要是找他帮忙可以不可以？
他俩一起表示没问题。
我问怎么找？
孙式说像这种关系，太郑重了倒不好，直接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我轻轻吐了口气，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吃过饭，孙式说要请我去桑拿，说放松一下对身心有益。我感到些意外，也明白这“项目”是临时增加的。我说姜先生还在宾馆里等我，要早些回去。孙式说韦老师也别整天光写，还得会生活噢，你没听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么？我摇摇头。孙式说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我笑，又摇摇头。“老弟”在一旁向孙式做个“打住”的手势，孙式就收口。接着又脱下身上的红唐装，要我试试合不合身，说要合适就送给我。我心想，孙式并不知道，有一年我去上海开会，会上送每个与会者一件唐装做礼品，我想送人还没送出去呢。我说我的体型过瘦，不合适穿唐装。孙式说不会了，韦老师太见外了，没关系的，我认识生产厂家的老总，还可以再要一件。又说韦老师别小看我们小地方的产品，你不知道这个品牌无论是面料还是做工都属上乘。“老弟”笑说孙式你就别当义务推销员了，我奉劝你最好也别穿，你知道别人都怎么叫穿你这身衣服的吗？孙式眨眼望着“老弟”，“老弟”说叫二逼。说完就笑，孙式也笑，说二逼就二逼，也不光二逼我一个，连美国总统也二逼了一回呢。听他这么说，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我似乎觉得孙式的“增加项目”与赠唐装，是与我认识崔志刚市长有关。
16
姜先生说我们在田庄苟延残喘，终于等到了可以逃离的时刻。那天一早，坐小牢的安和被顺东换回，大家便集合在建越的住处，密谋当晚的行动计划，几天来我和安和严守秘密，直到此刻才将事情和盘托出，大家听了就像死刑犯得到大赦似的兴奋不已，对于放弃顺东，大家亦认可，同时也对我和安和的胆识与负责表示赞扬，之后便进入实际谋划中。首先建越对顺东是否警觉有所疑虑，说昨天顺东让他占一卦，不问别的，只问大家能不能逃出去，为安慰他，我说能，他又问什么时候，我说不会久，接着他质问我大伙是否有事情瞒着他，我说没有，他仍然是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幸亏我事先不知道这事，不然一心虚，难说不让他看出破绽来。听了建越说的这件事，大家觉得不可掉以轻心，好在行动就在当晚，一走也便了之。再是对半老头是否已经逃走尚不清楚，村里也未传出任何风声。应该已经走了，应该没被发现，如果真是这样，前有车后有辙，我们也会顺利。
正在我们商量大事时，两个民兵撞门而人，只惊得我们魂魄四散，心中哀叹，莫非老天不佑，让我们功亏一篑？惊恐中细听，却是来带建越一个人的，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建越出门时大家的目光一起投向他，那目光说，要挺住，挺住，胜利就在眼前啊。
建越走后，我们感觉就像到了世界末日。
没多大工夫建越回来了，看起来没啥异常，身上没有伤（曾想到会逼供），情绪也稳定，大家才略略放心，连忙询问根由，建越说侯队长找我是问算命的事，开始我也不晓得他怎么知道我会算命，开口就说你散布封建迷信，我说我没有，他说这些天你给这个算命给那个占卦，以为我们不掌握？我说那是闹着玩的，他说可有人说你算得很准哩。我心想莫非是顺东向他说的？要这样事情就糟糕了，因为顺东已经怀疑我们在密谋逃跑，为了确定是不是这样，我大胆问句谁说的？他没正面回答，说别看你人不起眼，却还是半仙之体呢，连人家的爹妈死了多少年都算出来了。听他这么说，我清楚报信的不是顺东是房东老黑，那天我闲着没事，问老黑他的爹妈是不是四年前一块死的？老黑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算的，他就报告了工作队。不过知道不是顺东我就放心了。侯队长说你实话实说，你那一套到底准不准？我说有时准有时不准。他问你能给自己算？我说能。他说那你现在就给自己算一算。我问算什么？他说你有多大寿限。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用心，他知道我们不久就会被处死，就想听听我会怎么说，我说这个我已经算过了。他问什么时候？我说昨天。他问算的结果是什么？我说活不久。他问要死么？我说是。他问是怎么个死法？我说横死。他不说话了，看着我，过了很久又说，你给我算一卦。我怔了一下，问侯队长你信这个？他反问这个重要么？我说心诚则灵。他说要你算心就诚。我点点头说算命太费工夫，占一卦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我请的易，要用钱币。他问什么钱币？我说银元、铜板都行。他想了想，说你闭上眼。我闭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行了，我睁开眼看见桌上有一小堆银元。我问侯队长想问什么呢？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最关心的是革命事业，先问中国革命会不会成功。我说侯队长这一卦倒不用摇，卦象已经呈现。他问卦象是什么？我说是成功。他说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再问问我自己的事吧。我问哪个方面？他说怎样才能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我不懂，他又说：现在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地方工作，二是到部队去带兵打仗，我想知道我应该走哪条路，从政还是从军。我点点头，就让他掷钱，六轮之后出来的是升卦，我对他讲了。他问升卦怎么样呢？我说顾名思义，升是升迁，向上，发达的意思。我不是有意奉承他，升卦确是好卦，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而“南征吉”则正回答了他之所问，从军为上，我对他讲了这层意思。他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你不是讲心诚则灵么。我说对，他说那我得付卦资，他指指桌上的那一小堆银元，说该收多少你自己取吧。这是我没想到的，看着他不动手。他说没关系，你拿吧。从他的眼神我相信他是真心的，我说刚才占卦用了六个，就拿六个吧，他点点头，我就拿了六块袁大头。安和迫不及待问后来呢？建越说后来我不就回来了吗？雷觉问，袁大头呢？建越叮叮当当从口袋掏出来，亮在手心说：侯队长真不错，知道咱们缺少路费，就给了，来，咱们分散保管，一人装一颗，说不定就是救命钱呢。还真让建越说准了，在后来我们从田庄往淄城逃跑的路途上，侯队长付的这笔卦资帮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
姜先生说你一定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吧，其实我也想早早把这段陈年老事讲完，可事情远没这么简单，我们的逃亡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劫又一劫。就是的，本来万事俱备，只等民兵半夜换岗我们便开始行动，可就在靠近半夜时，村外陡地响起枪声，惊得我和安和一个高蹦起，在心里哀叫：完了，完了。我们首先想到是来了还乡团，与村外执勤的民兵接上火，这伙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简直是故意与我们做对。一时间我们头脑发懵，手足无措。只听街上一片混乱，脚步声、呼喊声、狗叫声响成一团，村外也打得更激烈了，枪声中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能听出是村里的武装闻声而动进行抵抗。我和安和渐渐从蒙懵中回过神，明白必须采取行动，趁乱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