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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介现在常出现两位画家张望风和秦宏，都在纽约待过。米山也认识他们。这两个人，前者靠的是当年石油大王哈默帮忙、给上层社会画肖像而赚了钱，投资上海。后者在纽约待了十几年，没卖出几张画，回北京当了教授。米山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有才气。京典不这样认为。曾先后有人向他推荐这两个人，他见过他们的画。他们的画缺乏一种震撼人的生命力。他说，美国画界没人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
京典已离开雷默画廊，在纽约最大的绘画艺术公司里主管亚太部，这几年去过中国很多次。他认为，中国一些年轻画家的才气、艺术观念和技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这两个人。他现在正把一个福建画家推荐到美国来。
我问京典：“你觉得桑妮的画怎样？”
他兴高采烈地说：“很出色。最主要是她的画有美国文化的根基，又揉合了西班牙风格。比方，她那几张新墨西哥风景画，整个基调是鲜艳的桔红色，而房屋树丛全被抽象了，但她又把它们拟人化了，看上去有点像男男女女，像动画片，蕴含着一种美国似的幽默。这种幽默往往是中国画家所缺乏的，而美国人则非常欣赏。通过这些画，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都被拟人化了。我们对事物的审美以及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如何，都被我们作为人而确定，其作用也因此而不同。也就是说，她的这些画里有一种强烈的哲学，一种艺术的境界。画家能做到这点，她就成功了。另外，桑妮的画有点怪诞，尤其是那些抽象画，让我想起了毕加索、达利等西班牙画家，但她有自己的特色。毕加索或达利往往用黑色把画的意象或轮廓给大致勾画出来，再加其他颜色，有点像你们中国儿童书里的连环画。可桑妮却没有照搬这种技巧。你看，她直接用深蓝色、绿色、红色等展示其意象的轮廓，颜色用得很浓烈更大胆出奇，有一种女妖的魅力。”
被京典这样一说，我再观赏桑妮的画，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在看大师的作品。人的心理，非常容易受暗示。在很多场合下，我们本人并不察觉到自己受了暗示。我朝桑妮望过去，仔细打量她。她本人也带着一种女妖的魅力。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她并不是那种很艳丽的女人，相反她的长相打扮相当朴素。随意似地梳着一个大辨子垂在背后，灯笼形的深绿色裤子和浅黄白色的无袖衫，和她从新墨西哥来的身份有某种吻合，让我觉得她是从乡村里来的画家。她说话时那眼神、手势和表情洋溢着健康和冲动，在纽约女人中很少见，桑妮那种新鲜活泼，像悬崖上经过风雨阳光后而开放不屈的山花，美丽、成熟而又含情脉脉。
李之白生前好几次向我描述过艾德瓦多的那家西班牙饭馆。除了巴西之外，南美和新墨西哥州以前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考虑到桑妮从新墨西哥来又有一半西班牙人血统，看完画展我们便到艾德瓦多的那家饭馆去吃饭。
我在写上一章故事时，特意去过那家饭馆。但是，没碰见艾德瓦多。所以，看画展的前一天订桌时，我打电话直接找他。接电话的人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知道店主人的名字。正巧，艾德瓦多在那里。听完我的介绍之后，他对我小说里有李之白的故事很感兴趣。他说，“你太应该把李之白写出来。像他这样不公开的同性恋者，在中国太多了。我每次去北京碰到中国同性恋者，我都会感叹。他们当中除了一个研究电影的，没人敢对外公开。如果你愿意，明天我可以等你，和你谈谈。也许对你的写作会很有帮忙。”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们一帮人到了那里，刚坐下。艾德瓦多走了过来，问：“谁是柳牧一博士？”他和我看到过的照片和录像带上的样子很像，只是一头卷浓发剪成了短平式，显得比照片和录像带上的模样年轻。我们彼此问好，递上名片。他建议我吃完饭到他办公室去聊：“先好好享受你的晚餐！”
吃饭时，我好几次差点想告诉田麦：“刚才那店主人就是李之白曾经爱过的艾德瓦多！”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怕影响她这一晚上的情绪。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但有些东西一旦发生了，永远无法抹去。晚饭上，田麦谈笑风生，除了我，谁都想不到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然而我相信，在她的内心，李之白是她百结愁肠的固定痛点。
一进艾德瓦多的办公室，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幸福地搂在一起，胸前挂着夏威夷花环，其中一个是艾德瓦多。艾德瓦多告诉我另一个便是他的美国男人，是位电脑专家。这张照片是他们的婚礼照。美国法律上把同居在一起的同性恋者叫做“家庭伴侣”。在大公司，家庭伴侣通常可享受福利，比如家庭医疗保险。但是，只有在佛芒州同性恋者可进行婚姻登记，彼此可继承财产，受法律保护。
艾德瓦多请我坐下，给我冲了一杯咖啡。我问他，为什么他当时知道了李之白是位有妻之夫之后还仍然与其来往直到从西部旅游回来？
他脸上掠过一丝痛苦表情，缓缓道来：“如果你爱的对方是已婚者，那么你只能把那爱当作娱乐。无论男女，如果你只把那爱当作娱乐，那的确是一件美事。如果你对那爱慎重其事，那你很可能失望。当之白向我坦露他是有妇之夫时，我还更多地把爱他当作娱乐，同时我理解他不能公开的处境，因为我年轻时也经历过不公开的情形。如果说同性恋者最初相好是从性爱开始的，那么陷入感情的双方就会有更多的要求。性恋是纯粹肉体的东西，而爱情则附带很多条件。然而，爱的结果与人最初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当你命定要承受这一结果，你是无法逃避的。如果你逃避了，便等于你死了，行尸走肉。感觉和情绪的变化，会出其不意地改变一个人，改变双方，改变一种命运。”
艾德瓦多的内心世界还怀念着李之白。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丝丝柔情的惆怅。他喝了口咖啡，接着说下去：“和之白一起去西部度假，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娱乐心态。我深深陷入了对他的依恋，这种依恋不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对他整个人的爱恋，使我自然地考虑和他永远在一起。这与我的年龄有关，我不得不想建立一个家庭。对他的依恋，大大地加重了我想有个家的愿望，而且变得迫切起来。我们即将结束度假的那次谈话，使我认识到，如果我不赶紧把自己从爱他的陷阱里拔出来，我将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那我会发疯的。我无法想像其结果的痛苦。所以，我们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便向他提出了分手。”
我问艾德瓦多，他与李之白的这场爱恋，对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李之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男人。他说，“爱和性生活是很隐私个人化的事情，因而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男人之间的感情，建立在互相征服的基础上，每次被对方征服一次，感情就加深一次。除了思想和人格的征服，男同性恋者之间性的征服很重要。这跟男女做爱不同，男女做爱通常是男对女的单向征服，这是男女生理结构所决定的。我和之白的性生活很和谐。我已近50岁，让我跟美国小伙子做爱，我可能受不了，体力跟不上。之白的性能力和我彼此接近，总是处在一个互相征服的水平上。我不是说中国男人的性能力都比西方男人低，但是之白性能力的确不像一般的西方小伙子那么强壮。他告诉我，他从小一直到上大学期间，都缺乏营养，很少有高蛋白高能量的食品，现在再怎么补偿营养和锻炼，都太迟了，没法改变身体的底子，就像房子的基础没打好，只能改变外观而不能推翻整栋房子重新建筑。”
“我们华人把这叫做亡羊补牢。我想，现在成长起来的中国男人应该没这问题，只是缺少锻练，他们不像美国小伙子普遍在体育运动上那么活跃。中国整个社会和家长应首先注重小孩的体育运动而不只是把眼光盯在学习上。”我向艾德瓦多解释“亡羊补牢”的意思。
他笑了，笑得很可爱，脸上有三个酒窝，即下巴中间也有一个窝。他说：“你们中国文字的词汇真丰富，有很多成语，丰富极了，就像你们灿烂的文化遗产。通过之白和我在北京所交的中国朋友，我认为中国人真是非常聪明才智的民族。走向中国，就是走向世界。我对之白的最大感受，就是他的聪颖过人，思维太敏捷了。当然，还有不可忽略的身体因素，即他那东方人的漂亮皮肤和少有的健美。”我向他告别时，他一再对我说：“你一定要在你的小说里强调，同性恋不是什么可耻的。像异性恋者一样，同性恋者有很美的爱，也有丑恶得令人呕吐的东西。这取决于个人的品德和言行，而不是同性恋本身。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唯一区别，只是同性恋做爱没有怀孕的后顾之忧、不能繁殖后代罢了。”
我握住他的手，谢谢他的同时，关切地问他：“你有没有定期去做艾滋病毒的检查？”
“以前每年两次，现在不去了，因为我的美国男人和我都没有携带病毒。之白发现自己有艾滋病毒后，虽然我们已不再来往，但他立刻通知了我去做检查。我很幸运，没有被感染上。我和他做爱一直都是戴安全套的。对，你也要把这点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好让读者牢记，安全的快乐才是真正长久的快乐！”
吃完饭，我们在京典和格雷家聚会。他俩生活在一起后，我去过他们家两次。第一次是我们全家、我岳父母，和格雷父母一起在他们那里过美国劳动节（９月第一个星期一），算是两亲家的一次相聚。格雷父母对儿子不再是双性恋者有点不悦，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会有孙子。我岳父母也希望京典不是同性恋者，但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坦然接受。加上北瑞这个做姐姐的，对弟弟很支持。那次聚会，基本上是北瑞唱主角，大谈男同性恋者的可爱之处。她强调，外孙也一样，无非是姓氏问题。
第二次去京典和格雷家，是因我写这部小说涉及到男同性恋心理，我去向他们请教。我们谈起了李之白。京典不认识李之白，但听格雷谈起过。他们认为李之白公共卫生意识差，早就该做血检。京典说，像李之白这样的生物教授本来应很懂得保护自己的。的确，李之白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是何时、到底被谁感染上的。刚到纽约头几个月，李之白还不了解艾滋病，和男人有过几次不戴安全套的性行为。后来，他知道艾滋病毒的危险后，便开始保护自己。田麦研究艾滋病毒后，他懂得了许多有关知识，非常小心。然而，人再小心总有差错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兰德做爱，完毕后两人才发现兰德的安全套早就脱落，他心里恐慌过。还有一次，他做实验把右手中指割破了一个口子，他没在意，没有包扎。当晚他和一个男人寻乐，全然把那伤口给忘了。对方的精液喷射在他的手上。他去洗手间清洗时，看见那个口子敞开着，才吓了一大跳。
这是我第三次到京典和格雷家。走进屋里，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谈论学中文。田麦和雅文都称赞京典的中文说得有京腔，她们以为是我这个姐夫的功劳。其实京典是受了我岳父一口京腔很浓的国语的影响。不过，自从我和北瑞成家后，京典只要见到我都会抓住机会跟我学中文。我岳父不懂汉语拼音，有些问题京典只有向我请教。
京典说了一句“我得了饺子病”。话一出口，他觉得这句中文没说好，笑了起来。我们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问他英文是什么意思。原来他是根据英文“I am sick of dumplings”译过来的。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和安玛逗得哈哈笑。
安玛毕竟是在中国正儿八经学过中文，而且和两个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她的中文是我见到的美国人里说得最好的。
大家都认为我给格雷取的中文名字“米川”很棒，比“米山”更有诗意更好听。北瑞打趣说：“早知道会嫁给你，还不如让你给我取中文名。我的中文名字不好听。”她的名字是我岳父起的，即“北京和瑞典”的意思。姐姐名叫北瑞，弟弟就自然成了“京典”。
一个人的名字会对人有心理暗示，使有些人有意地朝自己名字里所期望的去努力，甚至赤裸地揭示其命运，北瑞的名字便是如此，她爸爸和她自己都没想到有一天她会嫁给我这个北京人。有时候，她爸爸对我比对北瑞还好，我和他用中文聊得很起劲。弄得北瑞假装抱怨：“瞧，好像你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是他儿媳妇似的。”我对北瑞说，你的名字注定你要嫁给我的。
我去聚会前已和艾德瓦多聊了很多，感到疲倦，想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再跟大家凑热闹。我知道这样的聚会很难得，肯定会搞得很晚。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齐这些人。我和京典打了招呼，上他们的卧室去躺一会。
走进卧室，我听到大衣壁橱里有微弱的声音，像是喘气。有人在里面。壁橱的门是关的。我想，总不至于是贼吧。我只好走出卧室。京典问我：“你怎么这么快就休息好了？”
“睡不着。算了。”我环视客厅，米山和桑妮不在。我心里砰砰地跳了起来，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好像我自己在偷情而作贼心虚，深怕别人知道。米山和桑妮太大胆了！安玛和雅文就在客厅，他俩居然如此疯狂。
我如坐针毡。真担心这两人被发现。我突然认识到，米山和桑妮两人其实有很多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