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电脑盲，我为此感到羞愧，看来有机会我得学学因特网。”她感慨地说。她自己也想不到因特网上竟然还有介绍她的文章。她一边颤颤巍巍地看那些文章，一边发誓要学习电脑和因特网，活到老，学到老啊。
看完这些材料，接下来就是拆阅邮件。她不仅挪动不方便，而且手也抖动，很不灵活，使用剪刀都有困难。她侧着身子坐在床上，让我帮她拆开一个又一个信封，然后仔细浏览信件和报纸的内容，读到有用的东西时，她就让我用剪刀剪下来。有时读到提供信息源的信件时，她还给发信人打电话，约定电话采访的时间。处理完邮件，她又让我帮她找信封和文件夹。我在桌子上、书架上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空余的信封和文件夹。她以乞求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可否帮我出去买些信封和文件夹？”我立即满口答应了。
当我买回崭新的信封和文件夹时，她高兴得不知所措，嘴里连连说着：“太棒了，我真得感谢你。我今晚一定请你吃晚饭。”说着，她打电话给公寓管理处，说今晚她有一位客人在这里吃饭。
下午5点半，开饭时间到了。萨拉临出门前特地又抹了抹口红，然后启动残疾人三轮车，我则跟在她身后。楼道里人多起来，老人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残疾人三轮车，也有的相互搀扶着向餐厅挪动。我和萨拉还有另外一位叫玛丽的老人坐在同一个餐桌上。这里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见到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分外欣喜。大家都以特殊的眼光朝我们这边看，萨拉尽量昂着脖子和我说话。玛丽和萨拉互不认识，我对玛丽说萨拉是驻白宫记者，总统都敬她三分。玛丽听了很吃惊。
旁边桌上的人都在偷听我们聊天。玛丽连饭也不吃了，和我拉起家常，没完没了地问我各种各样的话题。玛丽今年85岁了，原来是一个小学教师，有一儿一女，他们都很忙，无暇照顾她，把她送到了这里。我问玛丽，这里的老人平时都怎么度过的，吃完饭干什么。玛丽说没什么可干，有时玩玩简单的扑克，来这里的人都在等待死神的来临。玛丽的心境看起来十分凄凉。她以恳求的语气望着我：“我能握握你的手吗？”我说当然可以。她的手冰凉、无力。风烛残年的老人，握一握年轻人的手就是莫大的幸福。
晚饭很简单，只有一小碗罗宋汤和一份三明治，然后是一杯冰淇淋，味道实在是一般。特别是那个可怜的三明治，两片青菜，一片西红柿，再加上一点色拉浆，实在难以下咽。但是萨拉却吃得如此认真，而且津津有味。她用刀叉将面包片和三明治里的蔬菜切得碎碎的，一点点咀嚼。我和玛丽聊天时，她好像装作没听见，但当我向玛丽介绍她时，我看得出她那自豪的神态。
饭后，玛丽依然对我恋恋不舍，央求我搀扶她，还欢迎我到她房间聊天。萨拉却匆匆地驾着她的三轮车返回自己的房间，继续她的工作。
新闻，每天带给萨拉新的事情，新的感觉，为她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她使萨拉永远觉得充实，远离衰老，青春常在。这大概是新闻事业回报给萨拉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吧。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美国总统的女邻居
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人行道上，矮小的她站在两幅标语牌之间。每次去白宫参加记者招待会，我都要经过那里，都要遇见她。在暴雨中，在炎炎烈日中，在冰天雪地里，她永远坚守在那里。有人说她是白宫的“守望者”，有人说她是美国总统的邻居。
最初，我觉得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无家可归者，一个落魄的人，失去了亲人的爱，失去了温馨的家，流落到这里，在这个游人如织的地方乞讨为生，也许是由于忽略或者偏见，也许是因为担心她会像别的乞讨者一样追着要零钱，每次经过那里，我总是试图避开她。
后来，偶尔走近她的“阵地”，她拿了一份《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张关于她的照片复印件送给我。报纸的日期是1993年3月9日，照片是我的同事、原新华社驻华盛顿摄影记者樊如钧拍摄的。照片说明上写道：“美国妇女康塞普赛昂·皮奇奥托，从1981年8月1日至今一直在白宫对面的草坪上宿营，以宣传和平，反对战争。”
看了这份复印件，我倍感亲切，而且对这位矮小的女人顿生敬意。屈指算来，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数十个春秋。
此后，我再路过那里时，总是主动和她打招呼，顺便也聊几句，有时将身边的硬币递给她。当我踏上白宫东厅大门外的台阶，参加总统记者招待会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她和她的“家”，心情酸涩而凄凉。这么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多少酸甜苦辣？她是否有过亲人？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什么力量使这么一个孱弱的女子不惜生命，与美国最大的权力机构作对？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一无所有的流浪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在恃强凌弱、崇尚暴力的超级大国为和平呐喊？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我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盛夏的一个中午，气温接近摄氏40度，华盛顿好像在下火。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远远地看见她站在热浪中，依然带着厚厚的假发套，身穿浅黄色短袖衫和长裤。由于天太热，参观白宫的游客很少。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标语牌，好像在思索什么。我走近她，她马上和我打招呼。
她拿着一条手绢，不停地擦汗。常年在户外风吹日晒，她像多年从事农业劳动的中国农民，一张古铜色的脸，布满皱纹，记录着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她双目混浊，仿佛可以看到岁月的沧桑与悲凉；她的声音沙哑而低弱，似乎可以感觉到生活的艰辛和遭受过的磨难。
两个一米多高、约一米宽的木制标语牌是她最重要的财产，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们。两块木板后面分别用两根木条支撑着，木板漆成了黄色，木框全漆成了绿色。康塞普赛昂告诉我，这是7年前，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帮她亲手制作的，她自己买来油漆，漆成了现在的颜色，黄色鲜艳，这样容易吸引游客；绿色则象征和平。
木板从上到下都贴满了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的各种照片和文字，连标语的木框上也用英文、阿拉伯文、日语、中文、俄语、德语和法语等十几种语言写满了“和平”的字样。左面木板正对白宫的一面写着：欢迎来到“疯宫”等文字，下面则是白宫的一张照片和记录她1981年以来在这里静坐示威的图片和文字，木板的背面用大字写着：与炸弹一起生存，与炸弹一起死亡；右面的木板上端写着：不要胆小如鼠，拯救你自己，放弃种族灭绝的武器吧。下面是一张张令人恐怖的照片，广岛原子弹的蘑菇云、被烧焦了的尸体、骷髅堆成的小山。这块木板后面写着：放弃核武器，要么我们将有一个精彩的末日。
她十分自豪地给我介绍她的标语牌的来历和标语牌上的每一张照片，其中一张黑白照片令我十分吃惊。照片上远处有一个黑色的蘑菇云，近处是一群士兵向蘑菇云奔去。这是美国当年进行核试验成功时的镜头，参与这次核试验的25万美国士兵成了美国政府的牺牲品。
这两个标语牌之间就是她的家，那里堆放着她的衣物、水瓶、塑料桶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一个塑料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剪报、复印的传单等等，在标语牌后面摆放着她创作的“和平石”。在石头上作画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捡来不少石头，自己花钱买了油漆。她最喜欢用的是绿色和白色。“和平”是她所有油漆画的惟一主题，鸽子、地球是她“和平石”的中心内容。摆在标语牌下面的石头油漆画大大小小，上面画着绿色的地球和白色的鸽子，有几块石头上还用中文写着“和平”二字。
她反复告诉我，这些石头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告诉所有到过这里的人热爱和平，一些游客向她捐款，她便将石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游弋在拉法耶特公园的鸽子们总是到她这里觅食，她为它们起了名字。我采访她时，一只鸽子在我们脚下来回走。她连忙说：“‘和意巴’饿了，我得喂它点吃的。”说着，她转过身去，弯腰在塑料布下摸出一把面包屑撒在了地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和意巴，来这里，来这里。”“和意巴”是日语和平的音译，也是这只鸽子的名字。
几名游客来到标语牌前。她立即走过去，提醒他们不要在那里停留。她对我说：“我允许大家在这里照相留念，也可以阅读上面的内容，但不喜欢他们停在这里，挡住别人的视线。有些游客就是没眼色，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听得出来，她是一位十分严谨的人，从她画的石头油漆画上就可以看出她一丝不苟的性格。
“我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她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随时离开这里，去找工作、挣钱、租房子，有一个家。但我选择了这里，我愿意以抗议为生，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
我要告诉世人：美国没有正义、没有民主、没有人权
她对国际时事的谙熟令我吃惊。北约首脑会议在华盛顿举行期间，她告诉我，北约扩大不是为了和平，而是要用武器和战争威胁别的国家，让它们全部臣服。科索沃和平协议达成后不久，我有一次遇见了她。她说，等美国占领了科索沃，下面就是中亚了。她拿了一份《华盛顿邮报》对我说：“这张报纸报道，格鲁吉亚的民族冲突也需要北约干预。‘疯人宫’总是到处发动战争，这是他们的爱好。”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白宫后面几乎每周都有抗议活动，她是积极参加者，由于体力和嗓子的局限，她不能慷慨陈词地发表演说，不能振臂高呼口号。但她总是向周围的人散发反战传单，不停地诅咒北约，诅咒战争。当北约悍然袭击中国使馆后，她向每一位路过这里的中国人表示慰问和哀悼，然后指着白宫说：“都是‘疯宫’里的疯子们干的。”
她的胸前总是别着几个纪念章，纪念章上写着：“停止弥天大谎”，“他们撒谎”，“北约＝北大西洋恐怖组织”等字样。她指着那个北约纪念章对我说：“这是个恐怖组织。为什么要轰炸南斯拉夫？科索沃不是美国的领土，是南斯拉夫的。美国的飞机炸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啊！”说到这里，她转过身来指着白宫说：“他们可耻！”
“我告诉游客，那里口口声声讲的是人道，是和平，但他们闭门讨论的却是战争，是如何向别的国家出口武器，如何征服弱小国家。我要告诉所有到过这里的人，让他们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不要购买武器，尤其不要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要打仗。”
“我还要告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美国没有正义、没有民主、没有人权。他们民主人权不离口，事实上只是为了宣传，你看看，在首都还有这些无家可归者。”她说着，用手指着拉法耶特公园一条长椅上坐着的一位流浪者。“我们的政府家里的事没管好，却到别的地方去维护人权和人道，他们都是骗子，他们总在掩盖自己，用和平的口号掩饰战争。”
她不停地讲，语气里透露着对美国政府的轻蔑。“看看对巴拿马的入侵，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看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他们说他是个疯子和无赖。但是当萨达姆为他们所利用时不是疯子，也不是无赖。凡是敢于向美国提出挑战的，美国都称之为无赖。美国自己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用民主的遮羞布掩盖其无赖行为。”
她像街头小贩一样，不厌其烦地向游客解说，回答游客的各种提问。她会讲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5种语言，她向游客散发的传单有各种语言的。她说，她每天接待的游客究竟有多少她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很多，经常累得她口干舌燥。她手里总是拿着一瓶水，讲一会儿就喝口水。
这时，几位亚洲人来到这里，观看她的标语牌。她用朝鲜语和这些游客打招呼。康塞普赛昂多年来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她现在能够从相貌和衣着等准确判断出游客来自哪里。她从塑料袋里取出朝鲜语的宣传品，分发给大家。有几个女孩子过来和她合影，康塞普赛昂伸出手指，做出V字形，面向镜头：“但愿朝鲜早日统一，但愿朝鲜南北方的亲人早日团聚！”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我想有一个孩子
我问她：“你有没有家？”她指着两个标语牌：“这就是我的家。”“从前是否曾经有过家？你是如何到这里来的？”
她的脸上立即流露出无限惆怅：“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康塞普赛昂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于1964年来到美国寻梦——汽车、花园别墅、孩子，多么诱人的生活。然而她没有想到，她得到的却是一场几乎把她推向地狱的噩梦，噩梦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深处。
“1966年10月29日，我嫁给一个意大利商人。婚后的头两年，我们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U大道380号，在那里有一套很现代化的公寓。婚后我们夫妻关系不是太好，因为丈夫和他姑妈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总是要去那个老太婆家。他姑妈对我一百个看不顺眼，总是寻机责骂，所以我特别讨厌去她家，为此我们经常闹别扭。婚后我们一直没孩子，她常常和丈夫一起责问我原因。一天我气极了，问她想要几个孩子，我为此太苦恼了。我实在讨厌她干涉我们的私生活。她什么都管，如果她反对我们去看电影，我们连电影也看不成。连朋友邀请我们吃饭也要经过她的批准。丈夫是个商人，有商人头脑，满脑子都是为了钱财。他经常劝我要忍耐，因为姑妈已经很老了，有一天她死了我们就可以继承她的遗产。我确实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