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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们预定的宾馆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提前预定的旅馆在离热那亚5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镇。我们出了热那亚，天渐渐地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路很不好走。小镇子和岔路口一个接一个，我们边走边问路，越问越糊涂。意大利人嗦，问一次路，要耽搁半个小时，我们都不耐烦了，意大利人还在不停地解释，不停地指点迷津。最后，我们被一位糊涂的老头指到了一条糊涂路，最后终于走向一条绝路：左边是一条沟壑，右边是悬崖峭壁，前面是“某某公墓”。路面很窄，调头困难，没办法，我们只好开入墓地，调头往回开。
50多公里的路，我们开了4个小时。等我们最后来到位于一座小山顶的宾馆“太阳之门”，我们简直乐开了花，仿佛经过了很久阴沉的天气，终于见到了太阳，尽管此时已经是半夜了。
静静的卡尔加里
2001年6月的八国首脑会议，使热那亚变成了战场。一年之后，我又被派往加拿大，再次报道八国首脑会议。总社只派了我一人，加上布鲁塞尔分社的王星桥、华盛顿分社胡晓明、摄影记者王岩和渥太华首席记者胡光耀。因为这里没有分社，为了熟悉情况，我提前3天抵达。卡尔加里这座城市的安静、热情以及加拿大人的诚实与友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从卡尔加里国际机场出来，第一次感到了独自出外没有亲人和朋友迎接的感觉，今晚住哪里，在哪里吃饭，身上带的钱够不够花，会不会受骗上当，会不会被人欺负，能不能完成任务，会不会……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车辆，陌生的路标，陌生的楼房，连空气中飘浮的味道也是陌生的，你坠入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来到这座城市，应该是兴奋不已，因为一切都充满着新鲜。那么多人，背着行囊，独身旅游，走遍世界。流浪就是他们的生活，流浪就是他们的快乐。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加入他们的队伍，体验少有的孤独和孤独中无限充裕的时间，这是一种在家里和在单位的繁忙中难以找到的自由，可以尽情地大口大口地畅饮。
我双肩背着两件小行李，拉着一个大箱子，出了机场门，门外就是出租车区域。一位印巴人司机马上从车上走下来，微笑着帮我将行李放进后备箱。他问我去哪里，我说，随便一个旅馆吧。他用十分难懂的英文告诉我可以到市中心去，那里有很多好旅馆。司机和我一样，本来也不属于这座城市。他来自非洲索马里。
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连车辆也很少。街上的车颜色多种多样，但很少有红色和黄色，使本来就十分安静的城市更少了一些浮躁，多了几分庄重，而且更让我感觉多了几分冷漠。市中心高楼林立，都是玻璃墙壁，远远地看去确实是一个大都市，但它没有一点大都市的喧闹。早上9点，我在大街上走，仍然行人稀少，只有几个无家可归者懒洋洋地在街道旁凳子上晒太阳，有两个还在守着各自的家当聊天，他们并无一点忧愁的样子，只是衣服有些脏，胡子有些长。他们坦然、幸福地沐浴着阳光。卡尔加里是他们的。
步行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两个身穿黑色风衣、头戴黑色礼帽、体态臃肿的老人，一位正凑到另一位的耳旁低语。这是雕塑，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雕塑的题目叫“对话”。
离我下榻的旅馆不远处是一个简单的街心公园。公园门口有一张石桌，桌上有棋盘和棋子，一位男子坐在石桌旁，右手托着下巴，在沉思，又似乎是在等待对手。路过这里的人，总想停下来，和他对弈。可惜这又是雕塑。
城市轻轨不时在寂静的闹市区穿过，洒下一路叮当叮当的铃声。
卡尔加里盛夏也不热，6月底了，最高气温才25度。天高云淡，微风送爽，空气透明如水。这里绝对像北京的秋天。
这座城市的居民十分热情。我要去买几节电池和电源插头，我不停地打听过往的行人，结果多数是外来旅游者。进了一个商店，商店的店主亲自出来为我引路。
城市轻轨是卡尔加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到了轻轨车站，我看了看购票机，竟然还有免费区域。可是我要去的地方RADIOSHACK不在免费范围。我上了高高的站台，看着陌生的售票机，售票机正好坏了，技术员在修理，门打开了，我问如何买票。那位身着制服的技术员嚼着口香糖，特别客气：“就在这里买，稍等就好，我会帮你的。”我拿了一张5加元的纸币，他问我：“你没有硬币吗？”我摇摇头。他说：“我送你一张票吧，说完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张，然后又塞到机器里打孔。“好了，快去上车。”我拿着票，他告诉我怎样按按钮，但是门打不开了，他说：“算了，你还是等下一辆吧。”边说边走了。他的表情很随便，很自然，没有丝毫做好事的表情，没有表现出任何让我感到受到帮助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中国很难找到。我一再道谢，他笑着说：“没什么。”
到了RADIOSHACK，我在架子上看来看去，服务员马上走过来，问我需要帮忙吗。那种热情都是很自然的，不带有任何修饰和做作，不让你感到任何不舒服。我逛完商店又回到狮子公园站。这次我决定购买一张全天票，可全天使用任何公共交通。我按了按钮，塞了5加元硬币，怎么也不出票，旁边坐着的一位老者马上过来帮忙。他说：“你还需要10加分。”我把兜里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只有4个1分的。他从兜里掏出了5个加分，还是不够，他转回身，又去旁边坐着的两位老太太那里问道：“太太，你们谁有5个加分吗？这位先生需要5加分。”两个老太太连忙从兜里掏出钱包。
这就是卡尔加里人。
卡尔加里让你感到人们似乎都认识，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一家人。这里的商店相互都是连接的，楼与楼之间都有封闭的通道。这也是即使在繁华街道行人也十分稀少的原因。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9·11”之前的躁动（3）
卡尔加里不是热那亚
雕塑的寂寞、城市轻轨的歌唱和寂寥的秋意，使这座人口不到百万的城市显得格外宁静而安详。然而八国首脑会议的召开，犹如投入这片静水中的一块巨石。6月25日，八国首脑的专机陆续在卡尔加里的国际机场降落。卡尔加里，这座淑女般安静而美丽的城市，开始躁动起来。
上次的会议在“9·11”事件之前，而这一次则是在“9·11”之后，加拿大当然如临大敌。从21日起，警方的直升机开始在空中巡逻，在饭店门口，在十字路口，在关键路段，随处可见全身武装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安大略省的警察、阿尔伯特省的警察、卡尔加里市的警察。警车不时呼啸而过。
6月23日下午，早已云集卡尔加里的非政府组织在市中心举行第一次抗议活动。示威者漫步在泰拉斯会议中心门外的步行街上。大家都很随便，许多人衣冠不整，有的年轻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有的留着长发，脊背上涂满了文身。
游行队伍中有坐在轮椅中的残疾人，有在儿童推车中吮吸奶嘴的儿童，一些示威者还牵着爱犬。示威者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和漫画，其中一幅是美国总统布什的画像，旁边写着“批准京都议定书”。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打腰鼓，有的时而高呼口号，如：“停止对穷人的战争！”口号声在高楼之间回响。
我走进人群，一位名叫达林纳·库克的妇女说：“我们抗议八国首脑会议，因为8个人代表不了世界上的6亿人，他们就关系全球的大事做出决定，但他们从来不与平民社会进行磋商。”
游行过程中，数百名警察骑着自行车，随行在队伍的前后左右，主要路段还有警车，警方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示威者大概闹了两个小时，渐渐散去。
与去年热那亚的抗议活动相比，这里的抗议活动毕竟平静多了。当时的热那亚在会议开幕前几天就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公共交通中断，商店关门，热那亚人纷纷逃离。卡尔加里却完全不一样，市中心的商店仍然照常营业，公共交通比较正常。在泰拉斯会议中心以外其他街道，根本感觉不到在热那亚体验到的紧张气氛。
尽管如此，卡尔加里人仍然有些紧张。出租车司机辛格对我说：“这些天，电台、电视和报纸都在报道加拿大军队和警方的一些措施和行动，好像要打仗。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害怕，害怕出事，害怕打起来。”
在卡尔加里生活了30多年的约翰逊老人丝毫都不感到害怕。他坐在步行街的长椅上，对我说：“我们的警察可不像美国和意大利的警察，没那么多废话，决不会允许示威者胡来。卡尔加里不是热那亚，也不是西雅图。”
“加拿大人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说，非政府组织将于26日和27日在卡尔加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咱们等着瞧吧，卡尔加里不会安静的。”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卡纳纳斯基斯——静悄悄的战区（1）
会议并不在卡尔加里举行，为了躲避示威者，为了恢复首脑会议“炉边谈话”式的传统模式，东道主加拿大不仅缩小了这次会议的规模，而且还决定会议在卡尔加里西90公里处的卡纳纳斯基斯村举行。村子里有460口人，有一家旅馆。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开会，在八国首脑会议及其前身七国首脑会议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了搞好报道，24日上午，我们决定去卡纳纳斯基斯村走一趟，摸摸情况。会议新闻中心的负责人说，山村周围是原始森林和山峦，通往山村的公路只有一条，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会议开始后也只允许持有联合记者组采访证的人前往。这种证件只发给八国集团成员国的记者，中国不是成员，我们将无法获得这种证件。专门来报道八国首脑会议，却连会议地点也不曾去过，实在觉得窝囊，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
我们来到马里奥特饭店门口，向一位出租司机询问情况。这位又高又瘦的印度人出奇地爽快：“没问题，完全可以去。”我们都不太相信。他掏出手机，与警方联系。警方告诉他，可以在村子附近拍照，但不能进入八国领导人即将开会的地方——德尔塔旅馆。
出了卡尔加里市沿加拿大1号公路西行，4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卡纳纳斯基斯村的标志，标志是棕色的，表明此地是旅游风景区。果然，下了1号公路，拐进40号公路后，只见远处群山连绵起伏，有的山顶还有皑皑积雪，针叶松树林一望无际，凉风习习，空气清新无比。在路口，我们被数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拦住。警察询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十分客气地让我们前行。几分钟后，又遇到一个检查站。高高的铁篱笆将道路及其林边空地围了起来，篱笆旁停了4辆警车，4名警察把守在铁篱笆的门口。铁篱笆两侧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全区域：进入区域的任何人员和车辆都要接受搜查”。
经过几个类似的检查站后，最后来到了卡纳纳斯基斯旅游服务中心。这里是一个最大的检查站。每一辆过往车辆和车上人员都要在这里经过仔细的搜索和盘查。除了搜索车辆内部外，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还用装了轮子的镜子查看底盘。从蒙特利尔增派过来的皇家骑警特莱姆布雷对我们说：“所有没有警方特殊证件的车辆都可以通过，但必须由警车护送，中途也不能停留，记者也不例外。”
我们反复告诉那个高个子警察：“我们只到村边，拍几张照片就回来。”警察直摇头：“这是规定，我不想因为你们而丢掉工作。”最后我们说，不去村边，到路口瞧瞧也行。他最后同意，警车护送我们到前往小山村的公路出口，我们不能下车，在车上拍村子的标牌。
我们跟着警车前行。前方出现了离卡纳纳斯基斯村还有18公里的路标，马路右边有两辆伪装的坦克，停在森林边，马路左边的小山丘上，绿色的导弹发射架两个炮口对着天空，雷达天线不停地旋转，两架军用直升飞机在山村方向一起一落。这种感觉像进了阿富汗。难怪加拿大的报纸说，这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安全行动，是继阿富汗之后开辟的第二战场。
不知道森林中到底还有多少军队，警方一直拒绝透露此次行动动用的兵力。到了通向山村的路口，警察告诉我们可以拍照了。我们只能拍到村子的标志，周围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村子还在森林深处。
我们还是没有见到卡纳纳斯基斯村庄。
“他们（领导人）如此加强戒备，总是害怕安全出问题，担心自己被袭击，是因为他们得罪的人太多了。”出租车司机哀叹着对我们说。
加拿大政府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负责这次会议的安全？没有一个警察敢告诉我们，包括负责安全的发言人也不知道确切数字。不过会议结束后，我们报道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者终于可以到现场来看看，沿路几十公里，只见军车一辆接一辆，有的拉着坦克，有的拖着高射炮，足以证明这是何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加拿大总理为了会议的安全真是费尽了心机。
一点经验
这次出发前，正是新华社要求改文风的时候，领导找到我，要求我一定要写些有现场感的好稿子，要避免程序化，要写实质内容。我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的报道，对这方面的报道有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