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们都在楼梯下，挤不上来。
采访完西拉伊季奇我回到办公室，路透社的社长鲍布和法新社的让·米歇尔都敲门来找我，让我把录音放一遍。虽然西拉伊季奇的话不多，但很重要，因为这天卡拉季奇已经吹过风，新闻讲的是平衡，波黑穆族的立场十分重要。过了一会儿，意大利安莎社和另外几个西方记者也跑到办公室来，让我放录音。望着这帮殷勤而又诚惶诚恐的蓝眼睛高鼻梁的老外们，我心里高兴地想：“你们这帮老外还是求到我们了。”
我刚来不久，发现这里阵营特别明显，有些西方记者很讲政治，知道我是新华社记者，他们根本看不上，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西方人对东方人，尤其是对中国记者的歧视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像老鲍布，骨子里有股大不列颠帝国的傲劲。他们西方记者扎堆聊天。如果求到他们时，得把所有的微笑堆到脸上。要和他们交朋友也不太容易。在西方记者眼里，新华社连波黑谈判都不应该报道，有一次我和一个英国记者聊天，这位老兄对我发了那么多关于波黑谈判的英文稿感到十分吃惊，说：“中国还关心这事？你竟然用英文写稿？”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采访波黑和谈的记者们（2）
这件事后，路透、美联、法新等西方记者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他们聚会时也喜欢拉上我了。他们发现我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能干，更有闯劲和拼劲。换句话说，是我的敬业精神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万国宫记者有个主流，那就是以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几个年轻人为主，渐渐地我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克莱尔生日晚会请我，让·米歇尔请我到他家做客，菲利普的生日晚会在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驻日内瓦大使的家里举行，他没有邀请其他东方记者，没有邀请法新社和安莎社的，却特地给了我一个请柬。
后来我要回国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专门为我组织了一次告别晚会。晚会在菲利普的家举行。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来到菲利普家。到他家门口，为我们开门的是菲利普的夫人盖蒂。我问：“菲利普呢？”
盖蒂边开门，边对我说：“他加班，还没有回来。你们进来吧。”
我正有些失望，突然房间里所有的灯全部亮了，菲利普、美联社的克莱尔、瑞通社的让·皮埃尔等一下从桌下、洗手间里呼叫着、大笑着冒了出来。他们精心设计的这场告别晚会着实让我感动万分。
我们尽情地跳舞，聊天，大笑，喝酒，吃东西。晚会很热闹，在嘈杂的音乐中，我和每一位朋友干杯、道别。
日内瓦法律规定，晚上10时以后，如果邻居家再有吵闹的声音，可以报警。到了10点，有人敲门，结果是警察。警察告诉我们不要太闹了，邻居有人已经打电话告状，这是警告。菲利普将音响声音放低了些，但大家仍然尽情地说笑。大家谈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在日内瓦的工作体会、语言差异、玩笑等等，自得其乐。澳大利亚的自由撰稿人约翰总是不时地哈哈大笑，笑声的冲击波简直能把房顶掀掉。
11点，警察又来敲门，这次警察有些生气，说如果再不控制，他将拘留主人。菲利普与警察还发生了口角，盖蒂总在劝说菲利普少说点。
我们不得不缩短了晚会的时间，午夜12点，我将分别的礼物一件一件地打开。《朝日新闻》的二村先生送的是一辆奔驰模型车，二村先生告诉我：“希望你早日实现买一辆奔驰的愿望。”菲利普送了我一把功能最全的军刀，这是大家集体买的礼物。日内瓦的记者们工资收入都不高，送别好朋友时，大家都是凑份子。有一张精美的贺卡，日内瓦的记者们在上面签名留念。一些平时交往很少的记者也在上面写下了十分真诚的祝福。
菲利普让我难舍难分。我们谈得来，关系相当好。他满口伦敦土音，吞音吞得厉害，刚开始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后来我们聊得很多。他很调皮，教了我许多英语坏话。他还告诉我，他和盖蒂在做试管婴儿，想一次来个双胞胎，免去两次生产的痛苦。盖蒂总是像个大姐姐一样。她没有工作，但她有一张很有意思的名片，上面印着：盖蒂·菲利普，超级家庭明星。名片是菲利普设计的，可见菲利普是多么爱她。
菲利普很动情，不知道是喝多了点，还是太激动，他哽咽着把我和盖蒂拥在一起，说：“袁，我们会很想你的，不要忘了我们。”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遭遇西雅图
我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来，报道过的大型会议已经有几十个，从有5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到只有两人唱戏的美俄首脑会晤，大大小小，也算见过世面了，但1999年12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可让我大开了眼界，此次会议组织之混乱，会场秩序之糟糕，可以说是近年来国际会议史上少见的，那乱糟糟的场面与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实在不相称。
翻越铁丝网
西雅图一年中有多半时间是阴雨天气。11月29日，黑云压城，细雨蒙蒙。世贸组织部长会议30日正式开幕，非政府组织提前一天举行研讨会，会议原定早晨9时开始，但到了10点，会议代表、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各界人士仍然聚集在华盛顿州贸易与会议中心大楼周围，警方禁止任何人进入。于是数千人在街头开起了露天会议，大家不停地打探消息，仨一撮俩一团，议论纷纷，有的说会场可能有炸弹，有人说不明身份的人半夜潜入会议中心。会议中心大楼外装修尚未完工，有的地方还有脚手架，楼的一面承重墙和水泥柱的钢筋水泥裸露，看起来真有点像被炸弹炸过一样。
马路中间不少人围着一位警察，其中有几个扛摄像机的，我也挤了进去，问她是怎么回事。这位发言人说，早晨警方交接班时安全上出了漏洞，从凌晨4点半开始，警方开始重新对会场进行安全检查。“是不是有炸弹威胁，是不是有人闯进去？”我问。她摇摇头：“我只能告诉你出现了安全漏洞。”
一直到10点半，警方才在完成安全检查后放人进入会场，每人都要经过安检，会议中心门外排起的长队一眼看不到头。会议组织者第一天就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不少人在抱怨美国警察的愚笨。
没想到第二天情况更糟。
大会发言人说，参加会议开幕式的记者需要拿票，各国记者有2000多人，而入场票只有120张，谁去得早给谁。我和另外两个文字记者可以在新闻中心看电视实况转播，摄影记者王岩要拍照必须到现场，他天不亮就赶去排队。吃早饭时，王岩气喘吁吁地赶来说，等开始发票时，他们才宣布，摄影记者可以随便进，不需要票，白费功夫。他还说，他是走着回来的，我们的车停到车库后警方不让开出来，出租汽车集体罢工，示威者占领了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包围了会议中心。
我们在旅馆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街头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更看不见出租车，最后在旅馆的帮助下，我们总算乘上了去市中心的车。司机绕了一条又一条街，终于在一个街口停下，所有通往会议中心的路口都已经被示威者占领，我们只有下车步行。第6大道路口，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人链”，禁止任何参加会议的人通行。我们走过去，向这些人解释，我们是记者，需要报道这次活动，结果那些人只是连连说“抱歉”，说什么也不肯放行。“人链”外，示威者们与参加会议的人们混在一起，有的在散发传单，有的在高呼口号，有的在发表演讲，也有的在怪叫、狂喊，一个个都像吃了兴奋剂。“人链”后面，身穿防弹衣、头戴防毒面具的警察手持大棒，站成整齐的一队，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几个抹着大花脸、破衣褴褛、怪里怪气的人在中间的空地上表演踩高跷和舞蹈。
我早已和同事走散，独自徘徊在人群中，无心欣赏这妖里妖气的表演，而是试图伺机寻找突破口，闯过包围圈。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示威者们手拉手，异常警惕，有一个漏网的，他们就会过去把这人拽回来。一位好心的中年妇女领我到了一个小胡同口，告诉我，从这里可以走到派克街，通过派克街口一家商店的地下商场可以走到会议中心附近。我谢了她，可是等我在雨中来到派克街，只见这边的街口也已经封死，所有商店的门全被示威者把守。
一群身材高大的人身穿黑衣，面蒙黑布，只露出两只眼睛，样子神秘可怖，他们横冲直撞地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用藏在袖子里的金属罐，对着旁边的商店玻璃喷射，只听一阵“刺啦”的声音，一眨眼玻璃上留下一个大黑圆圈和一个大写的“A”。黑衣蒙面人一路扫荡过去，商店墙壁和玻璃全都变成了大花脸。
不远处听到两声“嘭嘭”响声，立刻有人大喊：是催泪弹。一股呛鼻的浓烈气味顿时扑面而来，旁边一位小姐让我用风衣捂住脸。我连忙跑开，来到了另一个街口，索性加入示威人群，拿出录音机采访，继续寻找突破封锁线的时机。采访中，我发现有些人根本不了解世贸组织是干什么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为了凑热闹。
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拽住我，坚持要我加入他们的队伍，嘴里不停地说：“你看多热闹，多精彩，他们的会议开不成了。”我站到他身边，他松开与旁边一个人紧握的手，我趁势越过了“人链”，然后回头说：“我去采访里面的警察。”谁知这小子警惕性还挺高，连忙和另外几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把我拥了回来。我真的急了，愤怒地说：“你们美国人不是讲新闻自由吗？为什么不让我采访警察？为什么不让我去发稿？你们要自由，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自由？”他只是满脸堆笑，连声说：“抱歉，抱歉！”这时我真想充分享受一下我的“自由”——狠狠揍他一顿！
我沿着会议中心邻近的一座大楼工地周围的铁丝网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生怕被示威者发现后揪回去，心想或许这里能有一个缺口。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高军和王宇航从远处也跟了过来。我们慢悠悠地从一个缺口走进了大楼工地，这里没有人把守，大概示威者认为这里是长江天堑一样不可逾越。天空里飘着雨，我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乱七八糟的工地上，一会儿踩着木板、钢筋，一会又踩着沙子、石子和泥泞，最后绕到与会议中心只有一街之隔的地方，然而两道铁丝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找到一个堆放着一些木板的地方，决定从这里翻越铁丝网。铁丝网的另一面是柏油马路，没有蹬脚的地方，恰在这时有两位小伙子走过来，我们连忙求救。他们抱住高军的双腿，高军第一个越过了铁丝网。我将风衣和背包递过去，高军和王宇航抱着我的腿，这样我也越过了铁丝网。我的手掌被扎破了，高军的裤子挂了个洞。会议中心门口一位记者用摄像机将这一经过全录了下来，我们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这样的民主与自由我们欣赏不了
来到新闻中心已是中午时分。新闻中心的电视在转播两个不同的现场，一个是示威现场，警察全部戴上了防毒面具，街头浓烟滚滚，警方使用了催泪弹，一些示威者抱头鼠窜，一个蒙面人拾起一支浓烟滚滚的催泪弹，朝警察扔去。稀稀落落的几位记者围着电视看，大家都屏住呼吸，气氛紧张。另一台电视在转播部长会议开幕式现场，静悄悄的，开幕式无限期推迟，电视画面是一张空空的主席台和世贸组织会标。
几乎每个记者都是历尽艰难才来到会议中心的。我和我的同事刘江、陈如为以及王岩相互交流了进入会场的故事，他们为进入会场都费尽了口舌和心机。在新闻大厅，我还见到了大卫·伍兹，他是我在日内瓦认识的好友，曾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的发言人，现在自己主办一个小刊物，也作为记者报道这次会议。我问他是如何进来的，一贯老实巴交的他摇摇头，差一点流出泪来：“别提了，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又冷又饿，直到现在才越过了封锁线。这哪是开会，简直是打仗。”
我们还算幸运，在新闻厅看着电视里的转播不免心惊肉跳。一位西服革履的人在进入封锁线时被几个示威者拦住，示威者勒住他的脖子，对他进行拳打脚踢，一些代表还挨了催泪弹，一名哥伦比亚的会议代表被打伤，一名《西雅图邮报》的记者被警方误认为是歹徒遭逮捕。
原定上午在派拉蒙剧院召开的开幕式只好取消，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当天发表声明，指出部长们是代表各国政府来开会的，是各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合法官员，希望示威者们保持克制，不要以暴力手段阻止他们开会。
街上的情况持续恶化，市中心的橱窗被砸，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除催泪弹外，警察还使用了橡皮子弹。当晚，西雅图市长歇尔宣布在市中心实行宵禁，限制普通人购买防毒面具，限制在会议中心周围举行抗议活动，州长骆家辉决定动用国民卫队，国防部还出动部分陆军和空军特种部队，以镇压西雅图的示威活动，驱散抗议者。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举行记者招待会。我问他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是否受到影响。他说，他和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早晨在警察的帮助下步行找到一个商店的地下通道，总算进入会场，但是会场里的人稀稀拉拉，会议还是没有开成。中国代表团30日的一些活动被迫取消，石部长约见的外国官员来不了，他自己也出不了旅馆。石广生后来在记者招待会时介绍，示威者封锁会场事件成为各国部长们宴会上的笑谈，大家对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总算有了亲身体会，少部分示威者倒是充分享有了“自由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