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推论其实不难演绎：如果这些学校确实不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自然应该在取缔之列，因此根本谈不上缴税与否；如果这些学校已经申领了办学许可证，按上文所述，当然也不应该缴税。
继之，《中国商报》、《经济视点》等先后刊发了舒华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报》以相当醒目的标题《新蔡把民办学校逼上了绝路》发表了这篇新闻调查报道。一时间，舆论反映强烈。
据知情人透露，记者采访后，新蔡县教育局、地税局去了省城《教育时报》，拿出了一定的姿态。后来人们隐约明白，为什么联合采访的结果是此篇报道迟迟难以见诸于省内媒体。这其间，作为调查并写作报道的记者舒华承受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压力！
至此，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奎关在看守所里已是超期羁押，按照规定公安局必须把材料转到检察院，检察院要求省地税局下文才能实行批捕，但省地税局一直没下文，所以公安局就放了人。
如果地税部门认为有充分的依据要求民校纳税，并实行罚款、拘留，那为什么迟迟不下文？在采访县地税局某部门负责人时，我提出这个疑问时，对方却避而不答。
2003年2月25日，赵奎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赵云春去领儿子时被要求交纳5000元钱，他说没钱，公安局无奈地放了人。为办学而身陷囹圄，这是五年来含辛茹苦的父子俩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赵庄地处新蔡、正阳、平舆三县交界处，方圆几公里内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公办学校。为方便附近村庄的孩子们上学，1997年赵奎和他人合资创办了赵庄学校。当年只招收了60名学生，收取书杂费近1万元，而建房和教师工资就开支了3。5万元。尽管如此，赵奎等人咬牙挺过了难关，学校规模逐年扩大，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共招收了800名适龄儿童入学，目前有一幢两层教学楼，房屋32间，教师12人，在校学生310人。
赵云春算了一笔账：赵庄学校每生每学期收费均低于公办学校20元，对于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还采取了减免措施；此外，仅每学期用于奖学金折合人民币也不下3000元。“办学五年来，学校累计为教师发放工资12。8万元，加上盖校舍、购置教具、改善办学条件等各项支出，学校账目上目前仍亏损7万元，我本人30多年的积蓄全部贴到办学上了。”
但就是这样一所在艰难中顽强前行的民办学校，还得承受莫须有的赋税，并时常遭受不虞之灾！而在新蔡，遭遇同样的命运的何止赵庄学校一所！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水深火热
这场由纳税、罚款和拘留产生的闹剧，与此同时也降临到新蔡县陈店、化庄、十里铺、韩集、栎城、佛阁寺等乡的百余所民办学校。这些学校相继收到了该县地税局下达的《应纳税款核定书》和《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三里桥村七道口学校收到的《核定书》上写道：“由于你（单位）未申报纳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核定你（单位）2000—2002年应纳地方各税税款为1。8万元，并限于2002年12月15日前缴纳税款。”
但在其中“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方法”和“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数据资料及计算过程”两栏上，均为空白，只字未填。
七道口学校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先后分4次完成了6000元的“税收”。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笔税款不是由税务部门收取，却是由村干部代收，不但没有开具国家统一的正规发票，而且连普通的收据也没有，只打了几张白条。
化庄乡段小寨村朱小庙学校收到的《核定书》上，核定方法、计算过程、应税日期3处同样空白，不同的是结尾用手写体附加了一句：“期限3天内完成免20％，3天完不成者加罚5倍。”
在各民办学校收到的《核定书》和《催款通知》上，应税名称一栏填写的都是“应纳地方各税”，并没有注明具体税种。这些税收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限期缴纳；否则，将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直接方法就是行政拘留。在这场大规模的罚款、收税风潮中，就有10多位民校校长相继被“绳之以法”，品尝了铁窗之苦。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校长魏金山，因为缴纳不了上万元的罚款，2002年11月22日被当地公安局行政拘留。拘留所里气味令人作呕，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这位昔日斯斯文文的教书先生竟主动提出到猪舍喂猪……
该乡耿楼村培才小学校长耿洪亮也因同样原因被拘留，当然其中还有一条不便公开的“罪名”：耿曾是组织民校交流信息、集体上访的牵头人。
“你是告状的头！”前来“带”他的人警告说。
“我是有个头！”耿洪亮挺倔，嘲弄道。
“嗬！你说话还挺鬼！”
在这些看来很可笑的故事后面是民校校长们一言难尽的辛酸、愤懑和心灰意冷的泪水。曹洪敏是新蔡县开心园学校校长，目睹了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平事，在去年第二届21世纪教育论坛上，来自基层民办学校的他走上了大会演讲台：“……民办学校为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就新蔡县来说每年就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为啥还要上税？我们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差不多就在油锅里过了一遍！请善待民校校长吧！”
他的呼吁激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共鸣。
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以十年办教育的深切体会大声疾呼：民办学校，不能再以牺牲尊严换发展了！“……办学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执法机关会因为一些完全可以进行行政调解的细小事情，随意闯入学校，对办学者或从业者呼来喝去，甚至随意实施执法手段，完全无视民办学校办学者及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而这样的现象在公立学校，则必须经由教育行政机关进行温和的管理。试想这样公平吗？！”
或许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社会幻象，但在以公平为诉求的抗争中，这些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民校都有着特殊的成长历程：他们以教育开启乡村儿童的蒙昧世界，以半壁江山的发展规模承担了几乎与公校同样的“普九”义务，但是却没有一张合法的通行证，始终行走在半明半暗的边缘地带；他们坚韧而脆弱，因着坚韧，在没有给国家增加一分钱负担的条件下，自筹资金，以学养学，在困境中艰难地成长；因着脆弱，即使是在法定的范围内老老实实办学，一纸行政指令或者一场政策风波瞬间就令其遭遇灭顶之灾！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政策不明、法与法的冲突将民校推进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漩涡中，争议由此而起……
在一份新蔡县民办学校致市政府和县政府的书面材料上，有这样两段话：
多年来，新蔡县物价局一直实施对民办学校的物价管理收费，其金额不大。2001年6月以来，费额暴涨，每所民校少者几千元，多者几万元，大大地超越了民校的承受能力。如果逾期交不上所罚款额，他们就起诉至新蔡县人民法院，法院不做任何调查就强制执行。弥驼寺大龙口学校负责人刘长发，余店乡希望小学负责人李克力，余店乡梅庄学校负责人魏宏等，曾先后被新蔡县人民法院抓捕拘禁，交出罚款方才放人。
2002年6月以来，我县余店、陈店、化庄、十里铺等乡镇的民办学校，先后收到县物价局下达的《价格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1。5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并由法院给社会力量办学者传发《新蔡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限三日内交清罚款。否则，就要抓人、封校……
物价部门罚款，依据何在？
新蔡县物价局局长秦培义在接受记者舒华采访时，出具的依据是《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未申领《收费许可证》擅自收费应予罚款。
记者：《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文规定，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平等的法律地位。为什么县物价局不向公办学校收费，惟独向民办学校收费？
秦局长：公办学校是政府投资办学，有办学许可证，我们当然发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前，全县大部分民办学校都有办学许可证，我们也相应颁发了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来，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陆续被教育部门收回，他们成了无证办学。没有办学许可证自然领不来收费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收费就是无证收费，物价部门当然要给予处罚。
但在这番看似无可辩驳的解释后面同样有着令人困惑的事情发生。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负责人魏金山，于2002年6月14日收到了物价部门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要求他在规定期限内交齐2万元罚款。《告知书》上注明的原因为“1998年底办学至今未按规定办理《收费许可证》而擅自收费”，但实际情况是九七学校2000年7月就拿到了新蔡县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十里铺乡培才学校于1996年创办，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名学生，和公办村小规模相当。1999年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校长耿洪亮用办学积累盖了一幢两层教学楼。2002年6月17日，县物价检查所来了几个人，在校园里巡视了一遍后，临走时拍拍耿洪亮的大肚子，调侃道：“楼建得不错。你这人肚子怪大，油水多。”结果，第二天培才学校就等来了1。5万元的罚款通知。
2003年6月25日，我们费了些波折才找到新蔡县物价局所在地。原来，物价局现在租借的是二建公司的二层办公楼。采访时我们得知，近年来物价局办公经费十分紧张，14个员工，每月只能发基本工资，局长每月的电话费只有50元，因此通常情况下办公室电话是打不出去的。
我们没有等到主管业务的秦局长，据说在家养病。接待我们的收费股股长再三向我们强调，物价局罚款和员工工资没有关系。工资一直由财政下发，罚款则要开具由财政出示的发票。另外，“民办学校一定要办收费许可证，只有持办学许可证才能申办收费许可证，否则，就得予以处罚。”
新蔡县目前有民办学校150多所，只有两所拿到了办学许可证。换句话说，其余100多所均为“非法办学”。那么，是不是只有两所才符合办学条件呢？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地下工作者”
办证，一直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心上一个永远的疙瘩。没有证，意味着他们永远是个“地下工作者”，注定了他们要把“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略进行到底，也注定了他们毫无抵抗力地任由各种伸长的手粗暴地干预甚至宰割。
在民校校长们的记忆里，2000年是个生死分水岭。在此之前，民办学校的发展环境还较宽松，大部分民校都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是2000年县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新蔡县民办学校休课整顿的通知》。这份文件规定，民校必须先停课后办证，还组织校长们参加“驻马店市民办学校校长培训及换证会”。
“名为换证，其实是没收证件！发证遥遥无期。”
“说是先停课后办证，但是停了以后又不给办！”
“每次都写申请报告，交了钱也不给办！”
校长们开始大倒苦水。栎城乡韩港村世红小学在1996年创办时就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和《收费许可证》，之后每年参加年审，但2000年年审时证件却被无故收回，至今没有再发，世红小学由此成为“非法学校”。校长张世红大惑不解：“刚刚办学时还证件齐全，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硬件建设、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每年还向乡教管站上缴500元代管费，咋就成了非法办学了呢？”
2000年的整顿几乎成为新蔡县民校的灾难。在惊惶不定中，校长们预感到，虽说春天从未降临过，但真正肃杀的寒冬却到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他们利用民办学校协会（也是非法身份）的组织力量，集中校长们的智慧，开始逐级上访。先是县政府、县教委，无果，后又上市政府、市教委。几个回合下来，“休课整顿”不了了之，各民校陆续复课。这场斗争以教委的妥协而告终。校长们从中也摸索出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那么，新蔡县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到底如何呢？为什么长期被隔离在歧视和偏见的藩篱内？
走进会民小学的校门，只见宽敞的四方院子里迎面两排平房。正是防“非典”时期，学校放假。透过教室的窗子看过去，简陋的课桌椅上蒙着灰，刷白的砖墙上张贴着名人的励志格言。没有开灯，教室里光线略有些暗。这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乡村学堂。相比一些公办学校年久失修的危房，这里的房子看上去结实而安全。
校长闫乃慧指着平房旁边的一块空地，说：“这里计划是要盖教学楼的，现在也不敢盖了，谁知道学校能撑多久？能办一天就办一天吧。”
空地上已经长出荒草，在午后的风中轻轻摇曳。
随行的人都没有话，叹息在心里滞留着。
办学四年来，会民小学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300多人，每年的毕业会考成绩都超过村里的公办学校。全乡现有25所学校，其中公办校20所，私校5所。去年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班素质教育竞赛的148名学生，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