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成功的港湾。
……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存在，他们都有许多可爱的东西。如果我们总是用同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子，那么必然有些孩子被我们“甄选”出来，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所以，我们教师自身必须改变评价体系，承认学生之间的差异，允许学生张扬自己的个性，把他们视为一个个具有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大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从回归教育的本原来看南洋老师的教育思考和实践，不能不为南洋孩子们击掌庆幸。与其说是老师们的爱心、宽容和激励给孩子的成长撑起了一片绿荫，不如说是南洋的教育文化和理念孕育了这一片蔚蓝的、自由的海。南洋的孩子们，有福了！
寻找南洋的“芯片”洗礼
2001年对于南洋来说，是一个风雪之季，更是一场必然经受的洗礼。
这一年，为了更强势地扩张发展，南洋果断进行了产权运作，抢在加入WTO之前，就已完成了境外资本的引进，与国际教育投资嫁接合作。然而，为业界专家所看好的南洋却遭遇了上市挫折。一时间，关于南洋的传言沸沸扬扬，是资金断流，还是人事变局？正当人们纷纷猜测时，南洋高层出走的消息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外界的猜疑。
就在今年3月，任靖玺向我推荐了青岛南洋学校，他最欢迎的是自下而上的采访。在青岛，我看到了一个依然从容运转的南洋学校，健康、有序，认真、执著。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图。
企业重组是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行为，在使企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给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安。在集团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向不回避问题的任靖玺坦率地表白，一个开放的企业，一个明智的老板，不能钻到桌子底下看问题，应该以开放、发展、科学的眼光看待人员的流动。
相反，他感到欣慰。“南洋用人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在出去的人都在做教育。无论是企业重组还是人员流动，都是在寻求人或物的更佳配置；我们是在大浪淘沙，自我挖潜。我们欣喜地看到，阵痛过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平台，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在业界，民办教育的政策风云突起。时而晴朗，时而布满阴霾。2003年8月底，等待了近乎半年之久的采访终于敲定。任靖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今年民办学校是哀鸿遍野啊！”语气沉重得出乎我的意料。既而问我：“你知道今年民办学校倒掉了多少吗？”
忧心忡忡后面的无奈是奔走于民校间的我所习见的。
经过十多年期盼、四年酝酿、四次审议之后，《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在2002年末艰难“分娩”。而此时距离《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布不过五年时间，这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实属罕见。这部中国历史上专门针对民间资本办教育的法律，使民办学校的身份和地位真正得以确立，多年来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
就在今年初，任靖玺面对媒体还是欣喜、振奋的：“《促进法》解决了三个难题：一是允许合理回报解决了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教育要产业化，同样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财力有限，哪里来钱？当然靠吸引民间投资，靠适度产业化的经营手段，但要大家都作无私奉献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二是明晰产权可以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既然是产业，投资就要有产权，要给个说法；谁投资，谁受益，这也是合理的。第三是给了民办学校公平的法律地位。《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一部及时的法、与时俱进的好法！”
《促进法》中关于“合理回报”的规定被认为是理论上的大突破。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看似最大的受益者是民办教育的出资者，其实激活的是民间资金流入教育领域，有利于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实施条例（草案）》终于在急切的期待中出台，舆论却一片哗然。争议最大的，仍然是“合理回报”问题。《实施条例（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出资人可以从学校年度收入中扣除办学成本、依法预留的基金（风险保证金，年收入的3％；发展基金，办学节余的25％；福利基金，办学节余的10％）及有关税费后，形成的年度办学结余中，获得相应的合理回报。
“提取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与数额，由学校董事会自主决定，但合理回报的数额，不得高于出资人实际出资额的商业银行当年长期贷款利息的200％。”
“年度办学结余低于出资人可获得的合理回报数额的，应当以当年度办学结余为限；民办学校负有债务的，年度办学结余应当优先用于偿还债务本金。”
许多民办学校不禁发问：如照此实行，还有“合理回报”可言吗？
这到底是促进法，还是促退法？印象中的任靖玺是个温文的人，言谈低调而婉转，此时的他却按捺不住了：“为什么要规定银行的适量贷款？为什么要规定多少合理回报？还有产权问题……”他一连串的发问。
南洋在与境外资本的合作上一直在作种种努力。可以想见，诸如“合理回报”等政策的制约无疑给南洋的融资渠道设置了种种阻力。原因很简单，作为投资者看不到资本寻利的可能空间，如何能吸引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这个敏感的领域，要不要回报，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个被谨慎地定性为“公益性”和“奖励性”的“合理回报”让中国的民办教育界，再度堕入了迷雾般的困惑之中。
名校办民校，对南洋如此定位学校的冲击可想而知。据说，今年10所南洋学校的招生总规模是3500人。对于招生就是生命线的民办学校来说，生源的减少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政策，还是政策。南洋出生于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真空”时期，老牌民办学校在热血和理想中茫然延续着，自生自灭。彼时，新生代的力量还没来得及挟资本之力雄起于市场。社会还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重现地平线上的私立学校，政策在这里是缺位的。1993年，南洋带着谨慎的试探，甚至类似于投身希望工程的崇高感走进了教育市场。这一试，就试出了“努力做中国私立教育第一品牌”的豪情和高远的、富于使命感的教育追求。
但是，通向理想的路途越来越艰难。而对于渐渐步入发展期的南洋来说，政策的制约尤其是致命的杀手锏。任靖玺曾在不同场合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呼吁：中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更加明晰的配套政策，更加完善的教育法规。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重视的核心问题是：明晰教育资产的产权；研究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民办教育政策和法规，多一些促进和鼓励的成分，以务实的作风解决民办教育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这样的呼声，在整个民办教育界很强烈，很宏大。然而，对于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来说，体制垄断的堡垒实在是太久了，来自官方的意识自觉同样需要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目睹了不少悲情故事的上演了。
关于南洋的传言或许还在继续着，但在总部办公室，依然是生机盎然。几乎每天都有找南洋合作的，国外的投资基金、国内的投资者，包括民生银行这样的机构，也盯上了南洋，看中的就是它的品牌和规模。这些发亮的眼睛被南洋显而易见的优势吸引着：一年几个亿的现金流，利润空间相当好，资产质量也不错。
“现在吸引投资者的目的，就是南洋安排部分学校的上市，以获得更多、更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任靖玺已经看到，下一步教育的资本市场决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人才问题。师资问题成为民办学校一个非常现实、严峻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因此在基础教育的战略上南洋将放弃快速扩张的想法，提出“规模控制，稳中求进”，“精品教育，品牌扩张”。
被业界称为国内“教育产业论第一人”的张铁明，对南洋模式曾有过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教育扩张规模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集中，竞争力提高，风险相对减小，效益增大。作为教育规模集团化的经典模式，南洋在前几年是非常有优势的，管理归管理，投资归投资，分别成立了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运作比较规范。同时，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高起点、高投入地建设了学校。应该说它的优势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正如一个人走到一定的时候，优点发挥得最充分的时候，这时也恰恰他认为原有的缺点也是他的优势。如果不清醒、不明智，这些原来以为是优点的缺点就成为阻碍，这是很正常的。现在就看它的决策中枢能否明智地修正决策，相信南洋以后会利用现有的品牌更加低成本地进行规模扩张。”
那次的采访是短促的。任靖玺转身离去时高大、孑然的背影不知为何让我突然感觉有种悲怆感，这个在不经意间推开中国教育的大门义无反顾地走进去的山西汉子，怀抱着少有的执拗、爱较真的精神，就这样将自己的余生使命捆绑在南洋这艘庞大的舰队上。永不停息的航行成为他生命中惟一的指向。
离开南洋时，始终在脑际萦绕、挥之不去的竟是任靖玺的这些性情表白，以及忧患自省。
“昨天我看青岛南洋特长活动的时候，见到那个唱歌的小孩子，我都想掉眼泪。说实话，我无法抑制对中国教育的感情，我并不想给自己戴什么桂冠和高帽，这8年让我明白我这一生非教育莫许。”
“企业越大，失败的后果越严重。一个人跑步跑得快，摔倒了，和一个人走路摔倒了不一样；走路摔倒了大不了手撑着地，蹭破点皮嘛；跑得快的人摔倒之后，那可能就是满面开花，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是个庞然大物，那就更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南洋历来的习惯——成绩只讲一遍，甚至可以不讲；而问题要讲三遍，直到解决它。”
“南洋在8年中已经做成了中国私立教育的老大；我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向后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南洋如果失败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中国的私立教育当头一棒，意味着中国的私立教育出了问题。一想到这点，我头上就冒汗，我没想到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么一个紧箍咒。”
经历洗礼后的南洋又开始了新的启航。人们在混沌中期待着。但我执著地相信，在中国民办教育新的发展史上，南洋应该被人们记取些什么，因着它的勇敢，它的认真，它的不为人所知的辛苦……
新东方蜕变胡敏时代
胡敏，人称“胡雅思”。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长着细长眼睛和高高额头的家伙旋风般地成为雅思考试的代名词。而此时的胡雅思一跃而为新东方总裁、校长。
他身材单薄，走过你身边轻得像风；说话轻言曼语，似乎怕惊吓了对方。和他握手，是礼节性的浅淡如水，温文而节制。你于是不由不想起“未遂诗人”俞敏洪的那执手一握，掌心的温热、宽厚让人只觉满世界的和暖、踏实。怪道新东方学员将“二敏”形象地描述为“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其实，我这‘海水’底下同样燃烧着‘火焰’。”胡敏戏谑地表白，他希望自己能像海水一样广阔，火焰那样激情燃烧。他的调侃同样也透着实心眼儿的庄重。
所以，你可以想象10年前，当这个慢条斯理、内敛拘谨得笑起来都不发一声的胡敏出现在老俞面前时，声名正值蒸蒸日上的老俞对这位看似毫不起眼的岳阳才子表现得多么漫不经心。
胡敏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个人简历，等待着老俞的反应。那份简历记载着他足以骄人的历史：28岁破格提升为湘潭大学副教授，现为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硕导。
令他意外的是，老俞对这份简历看也没看，当即就塞进了口袋里。
不安的胡敏顿时又失望又惊喜。“这个细节至少向我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新东方不会问你从哪里来的，只能用实力证明自己。”
他真的用实力站稳了新东方的讲台，并且很快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从新东方的优秀老师到英语测试专家，再到总裁、校长，每一步胡敏都走得踏实有力，顺风顺水。
“水到渠成吧。”胡敏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发现无论在湘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现在的新东方，他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脱颖而出，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一半归功于他的灵气和聪颖，同时正如他所言“实力是挡不住的。”
知足而进取，这是他的生活原则。不贪不求，不骄不躁，然而沉潜投入，积极前行。如此心态，如此智慧，自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看他端坐椅上，言语不徐不疾，说到人生得意事、少年磨难时，依然平心静气，似乎全不落心里去；又见他四十不惑的年纪，额角光亮如新，眼神青春如少年，心里不由不起疑惑：莫非此人真真参悟得“道”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