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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发现自己正被逼着向冲锋队出击，但他犹疑着还想选择中间途径。他想再和他的老朋友畅谈一次吗？目击证人在巴特维塞观看到，6月25日，也就是“长刀之夜”前5天，希特勒坐一艘摩托艇从圣奎林过去，于17点半左右在汉瑟鲍尔公寓门外靠了岸。他要求和罗姆谈话，但是徒劳。他趁着大好天气出游去了。希特勒和公寓人员进行了交谈，要求看了房间。在白等了20分钟之后他离开了公寓，因为他当晚还必须返回柏林。
权力斗争第13节：罗姆的覆灭
3天后，希特勒正在埃森党区负责人特伯文的婚礼上担任证婚人，他接到希姆莱的一个电话：巴本和兴登堡安排在6月30日会面。巴本要说服兴登堡，将政府的权力交给德国国防军，让希特勒下台。回到皇宫酒店后，希特勒收到希姆莱的第二个消息：冲锋队政变在即，再也无法排除。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召集巴特维塞的冲锋队领导人谈话——日期：星期六，6月30日，9点。但死亡判决尚未做出。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开同罗姆的貌似不可和解的冲突呢？
次日，6月29日，希特勒前往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莱森酒店。晚上他接到了柏林发来的消息。局势严峻。慕尼黑的冲锋队已经进入紧急动员状态。向希特勒提供这种故意伪造的情报的是希姆莱。它们是要促使希特勒迅速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不让他像往常那样犹豫不决。他的卫队领导人在此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22点，希特勒接待了这位“亲卫队”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您坐飞机前往慕尼黑。您一到达马上打电话到戈德斯贝格这里给我。”党卫军“亲卫队”的两个中队此时登上了一辆专列——目的地：巴伐利亚。
希姆莱从柏林报告：柏林冲锋队已准备就绪。它将在第二天，6月30日，于16点占领政府大楼。希特勒不知道大多数柏林冲锋队员此时已经休假去了。
另外，巴伐利亚党区负责人阿道夫·瓦格纳报告，慕尼黑的冲锋队上街游行，大声抗议反对“元首”和国防军——这也是在故意夸大其词。
德莱森酒店的邻居、目证者约瑟夫·章德尔在这天夜里观察到，整个酒店里灯光突然亮了，后来一支长长的车队离开了这座高档酒店的大楼。
1点50分，希特勒在波恩的汉格拉尔机场登上一架Ju52飞机，直接飞到了慕尼黑附近的上维森菲尔德。同机的有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他在日记里写道：
朝霞，朝霞。
照耀着我们早亡。
昨天还骑着高头大马，
今天子弹穿过胸膛。
在机场上等候希特勒的有纳粹党党区负责人阿道夫·瓦格纳，两名国防军军官，估计还有冲锋队的一些老同志：贝希托尔德、毛里斯、韦贝尔。他们向他报告，慕尼黑的冲锋队全副武装开到了统帅厅楼外。希特勒让人叫来据说是负责此事的冲锋队队长威廉·施密特，扯下了他的肩章：“你是个叛徒。你会被枪毙。”在一小群党卫军成员的陪同下，他直接坐车去了巴特维塞。6点左右那里的人大多数已经起床了。在科尼格斯林德面包店里，火炉已经热了好几个小时了，在为伟大的交谈准备宴会。汉瑟鲍尔公寓的老板正在擦靴子。
那些人悄悄地包围了公寓大楼。希特勒身着黑色皮大衣走进来。他为这些麻烦向老板娘道歉，然后队伍冲上了楼梯。一名刑事警官敲响21号房间的门。罗姆穿着内衣开门。门被撞开，希特勒走进去，骂道：“你是个叛徒！你会被枪毙！”他吼道。冲锋队负责人海纳斯从隔壁房间走出来，背后能看到一位同床者的影子。总共逮捕了7人，匆匆找来一辆车运去了慕尼黑的斯塔德尔海姆监狱。
在慕尼黑，泽普·迪特里希拿到一个名单，希特勒在名单上用绿笔勾掉了6位冲锋队领导人的名字。在斯塔德尔海姆监狱的院子里，迪特里希让排好队枪杀：慕尼黑的冲锋队大队长和警察署长奥古斯特·施奈德胡贝尔；德累斯顿的冲锋队队长汉斯·海恩；慕尼黑的冲锋队分队长汉斯·约阿希姆·格拉夫·冯·施普莱蒂…韦巴赫；布雷斯劳的冲锋队大队长和警察局长埃德蒙·海纳斯；斯德丁①的冲锋队队长汉斯·彼得·冯·海德…布莱克。他们临死时有的大声咒骂，有的喊着“希特勒万岁！”祝福那个宣判了他们死刑的人，从现在起他将集法官和刽子手于一身。施奈德胡贝尔大声恳求道：“泽普同志，怎么回事，我们是无辜的。”但迪特里希只知道执行命令。
名单上少一个勾：罗姆还活着。希特勒说，看在他的伟大功绩的份上，他赦免了罗姆。
在维斯塞亲历这一幕的戈培尔打电话给在柏林的戈林，讲出了约定好的暗号：“蜂鸟”。这下恐怖在全德国爆发了。在帝国各地，党卫军负责人和警察官员拆开密封的信封；在柏林由海德里希亲自下命令。凶犯的时刻到了。
12点半，一辆坐有两名党卫军成员的车停在波茨坦格利布尼兹街4号冯·施莱歇尔将军的别墅门外。女厨师犹豫着打开门，她马上就被狠狠地推到一旁。一个人留在她身边，另一位走向工作室。
“您是冯·施莱歇尔将军吗？”
“我是冯·施莱歇尔将军。”
枪应声而响。将军和他的妻子被当场打死了。当施莱歇尔15岁的继女龙妮在她上学的最后一天度假回到家里时，她继父的房子已经大部分被封锁了。当地的警察放她通过了。一位婶婶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龙妮·冯·施莱歇尔今天说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母亲死了，父亲死了，家没了。”她当时就不相信说她的继父拔枪想自卫的说法。“他有一把枪，但它锁在保险箱里。这时刻他拿不到枪。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此时，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街上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办公室里，其他的党卫军成员正在等候他们的谋杀任务。海德里希将死亡小分队的负责人一个个叫进去。他吩咐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库尔特·吉尔迪希说：“你负责克劳森纳尔一案，你要亲手开枪打死他。事成后你会马上进入国家交通部。”吉尔迪希不认识克劳森纳尔，但他毫不犹豫。他打电话报告已完成任务，又接到命令要将这件事伪装成自杀。当天他还将冲锋队负责人恩斯特从不来梅叫来柏林，然后是冲锋队大队长海纳斯的副官和医疗卫队的负责人韦赖因。吉尔迪希将被捕的人送进了柏林…李希特菲尔德的“亲卫队”兵营，马上将他们枪杀了。虽然号外已经报道了他的死亡，恩斯特还以为这是他的同志们在和他开一个蹩脚的玩笑。直到枪响时他都不相信，死时嘴里还在尖声喊着“打得真准，同志们”。
与此同时，好像想说服自己似的，一天前还唾沫飞溅、大骂这场“世界史上最大的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出席了为党内名流和内阁成员组织的一场游园会。应邀参加的有妻子和孩子们。当李希特菲尔德的枪声还在响着，住在附近的军官家庭茫然地离开他们的住宅区时，希特勒出现在他的客人们中间，显得情绪快乐，他聊天，喝茶，抚摸孩子们。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思特写道：“这一场面具有鲜明的心理学意义：轻易地暴露出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不敌邪恶的反面主人公的嘴脸。”可能是出于那种貌似真实的安全感，他在当天下午也下达了杀害那个人的命令，这个星期天希姆莱和戈林一直在催促他下这道命令，他最后无法回避，因为罗姆不是个二流的对手，而是个非干掉不可的民众领袖。
权力斗争第14节：最高法官
得到这个任务的不是“领袖的副手”鲁道夫·霍斯（他一天前还在激动地喊：“元首，将枪杀罗姆的任务交给我吧！”）而是两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可靠的杀手。18点左右，达豪的集中营总指挥台奥多尔·艾克和党卫军小队长米歇尔·李勃特走进斯塔德尔海姆监狱里的罗姆囚室。他们让监狱管理员勒希拉尔将最新版的《民族观察家报》（Voelkischen Beobachter）放在这位犯人的桌上，报纸上以大篇幅报道了发生的事件。报纸里包着：一把手枪，枪里只有一颗子弹。然后这些党卫军成员离开了囚室。
罗姆没有理睬这一明目张胆的自尽要求。枪声没响。那些党卫军成员——这回是小心地，因为他们预料他们的受害人会做出绝望的行为——重新让打开囚室门。艾克和李勃特缓缓地举起他们的枪瞄准摆好姿势的罗姆。“别慌。”艾克低声对他的颤抖的副手说。两颗子弹结束了恩斯特·罗姆的生命。
大屠杀的浪潮继续涌过全国。将现政权的真真假假的敌人干掉，这机会再好不过了。斐迪南·冯·布雷多夫少将在柏林的家中被捕了。一支盖世太保小分队在李希滕贝格附近将他枪杀。71岁的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1923年曾经反对希特勒政变，这成了他的灾难。在达豪他受尽酷刑，后在艾克的命令下被枪杀在司令部的拘留区。他的尸体被尖锄砸碎了，后在达豪沼泽地里被发现。机智的反对派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曾鄙称希姆莱是“崇拜者①”；他死在柏林盖世太保的一间地下室里。在西里西亚，党卫军负责人乌多·冯·沃尔希对他下令的屠杀行为失去了控制。他的杀手将冲锋队负责人恩格斯追杀到一座森林里，用一梭子子弹杀死了他。冯·沃尔希的一位随从谋杀了一位前党卫军参谋长，他本人随后也被枪杀了。党卫军区队长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派两名党卫军成员去杀他的竞争对手、党卫军骑兵队长安东弗赖赫尔·冯·霍贝格·布痕瓦尔德，让人从背后将这位庄园主杀害在他的客厅里。当受害人17岁的儿子冲进来时，一位凶手心安理得地说：“我们刚刚枪杀了你父亲。”
7月2日，希特勒的一道命令结束了“第三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屠杀。柏林和慕尼黑的绝大多数资料都被销毁了；直到战后在审判泽普·迪德里希、米歇尔·利勃特、库尔特·吉尔迪希和乌多·冯·沃尔希时才重新追述了这些事件，统计了死者。今天有案可查的被害者为85名，但这只不过是真实的受害人数的一个依据罢了。
这下又恢复死一般的宁静了。报刊登载了希特勒的辩护，他——被头戴钢盔的党卫军成员包围在中间——在克洛歌剧院里向国会宣称：“此刻我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法官。”使发生的谋杀合法化的法律只有一句话：“1934年7月1日和2日为打败出卖国家的进攻而采取的措施是国家的紧急自卫，是合法的。”党卫军被宣布为独立的组织，作案人获得晋升。为他们的谋杀奖给他们一把荣誉之剑，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什么是忠诚。
在误杀音乐评论家威利·施密特后一天，他的棺材被交给了他的家人，但不允许打开棺材。6月30日的受害者的家庭成员谁也不可以再看死者一眼。大多数尸体被火化了——只有骨灰掩饰着党卫军造成的死亡是多么惨无人道。鲁道夫·霍斯为将施密特和同名的冲锋队领导人搞混表示道歉——但没有忘记指出，施密特是“为一桩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怎么可能将他搞混呢？
在他死前没几天，仿佛有预感驱使着他似的，施密特写了一封忧郁的信：
生命流逝，它潺潺流淌，快乐地流逝，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夜又一夜……是的，它是这样的。无法反抗，法律是铁面无情的。由于它是如此地无情，因此我们害怕了。我是害怕了。别说这是胆小和贪生。这只是对几个时辰幸福的渴望。
当施密特在达豪面对着他的凶手的枪口时，谁也不清楚他对死亡的恐惧。“他正好和这些穿黑色制服的男人所代表的东西相反。”他女儿蕾娜特·魏斯科夫今天说道，“他认为生命是神圣的，而他们轻视它。他根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人，但他们无所谓。他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对一个人的生命不感兴趣。”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现在暴露出它的真实本性来了。它不仅是一场权力斗争的赢家，它也在这一天为黑色的恐怖统治奠定了基石。还有好几年，党卫军对外都还表现得是“第三帝国”的正派的、更好的一面。
“邪恶的化妆舞会”——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组织原则。在早期几年里党卫军证明了它是伪装的大师。魏玛的沃尔夫冈·赫尔德回忆说：“他们去剧院，让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感动得直流泪。”直到美军士兵强迫他和其他多为党内同志的魏玛市民一起进入刚解放的布痕瓦尔德的死亡集中营时，这个黑色骑士团的面具才在赫尔德面前揭开了——但已经很晚了。“他们是食肉动物。他们穿着讲究，文质彬彬。但他们随时会带来死亡——他们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尽力压抑着伤痛的蕾纳特·魏斯科夫问道：“同后来发生的对数百万人的屠杀相比，我们的个人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答案可能是：1934年的这些屠杀和多年之后的世纪大屠杀一样都符合党卫军的反常伦理，由“忠诚”、“尽职” 和”绝对服从”组成的幻想。在他于1943年举行的波森演讲中，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比较道：“执行下达的命令，将违反命令的同志抵在墙上射死……这会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命令他必须这么做的话，他下回还会这么做。我现在指的是疏散犹太人和灭绝犹太民族。”
希姆莱的妄想第15节：希姆莱的历史
如此看来，施密特和1934年6月30日的其他受害者的命运也是未来的一个序曲。
这位“帝国领袖”十分忙碌。1941年10月13日他的工作日历就显示，这个日程安排是多么紧凑——工作领域又是多么不同。在处理完邮件和对9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