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总指挥部的分配，集中营人员也正式属于武装党卫军了。艾克的师不仅战斗力要加强，而且要让这支集中营看守“在外面”接受考验，认识新的暴力规模，好在接受过这种“训练”之后，返回“国内的前线”。正如作者米洛斯拉夫…卡尼所查明的，党卫军骷髅头部队和党卫军战斗部队之间定期轮换，这样，约6万多名武装党卫军成员也在集中营里帮过忙。
另外，从1994年年中开始，年龄较大或负伤的国防军成员也被调进党卫军看守部队。因战斗起来特别凶狠和武艺不精而引人注目的骷髅头师的高损失率导致集中营里人员缺乏，这样，除了年龄较大的普通党卫军成员，也从警察部队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招来了新成员，尤其是德侨越来越多，最后外国志愿者和叛徒的数量也不断上升。
除了大多数犯人因苦难、劳工、处决或注射毒药在其中死去的集中营之外，战争期间党卫军还在被占的波兰修建了真正的“死亡工厂”。它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工业化屠杀，在贝尔泽克、索比堡、特莱布林卡和库尔姆霍夫（海乌姆诺）就是这样的。那里的凶手都是曾经参与过安乐死——“T4行动”的人——并非所有人都是党卫军成员。马伊丹尼克和奥斯维辛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中心，但仍然是骷髅头党卫军的领地。后两座谋杀工厂从集中营总指挥部要到了300名核心人员——真正的屠杀执行者。和党卫军看守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一直是和外界隔绝的。“工业化”消灭数百万人要偷偷地进行。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成了工业化大屠杀的同义词。
在“巴巴罗萨行动”前线背后开始通过枪杀进行有计划的屠杀——所谓的“疯狂大屠杀”；这里肆虐的也绝不仅仅是党卫军成员。在派出去处决数万人，尤其是犹太人的“突击部队”中，希姆莱的“骑士团”只占执行者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唤醒集体屠杀的决心，似乎不需要征用党卫军“精英”。因为小分队也包括同党卫军截然不同的单位，即所谓的执行警察（Orpo）营。 突击部队最初有500名执行警察，进攻苏联后又增加了5500名。这些生活在军营里的后备警察部队部分由年龄较大、不能再进入国防军服务的男性组成，但也有部分1939年招募的志愿兵，面对临近的战争危险，为了逃脱兵役，他们报名参加了警察。军官和下级指挥员由经验丰富的执行警察官员担任。这些警察中许多人都是“很普通的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在他的同名权威书籍里所讲的，他们只接受了两个月的特殊培训，就被派去苏联执行新的任务。当他们决定走警察的人生道路时，他们谁也预料不到，他们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凶残的占领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们还是适应了这个系统地清洗“国家敌人”的计划。
为了协调党卫军和警察部队的“合作”，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设置了“党卫军和警察部队高级指挥”（HSSPF）一职。突击队队长们也受这些“优秀力量”管理。其中的一位是德国刑事警察首脑阿图尔…内伯。他虽有党卫军军阶，却是警察出身。领导突击部队的清洗者们真是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有些根本不属党卫军，很多人是通过拐弯抹角的途径加入党卫军的。谁看到这个名单，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学者——有两个博士和部级官员、一名天主教牧师和一位歌剧演唱家。
骷髅头第45节：权力欲很强的德意志人
热忱的警察内伯早在魏玛共和国时就怀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不仅要和犯罪作斗争，而且要将它彻底根除。成为冷漠的典狱长之后他就无法再去过问公民的自由权益了。思想上，他实际上不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者，但他很大程度上同意党的理论：他误信了那种妄想，以为可以“从生物学上消灭”犯罪，可以不让犯罪分子“将他的邪恶的遗传特征传播到人民之中和顺利地制造罪犯”。内伯觉得，杀死“讨厌的生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很有意义。身为帝国刑事警察局首脑，他在屠杀残疾人时提供“技术”援助。他提供化学物质用来毒死他们。
没有资料说明，内伯为什么主动报名担任第二突击部队的领导。他是希望给海德里希留下深刻印象吗？有书面证明说他患有一种“简直是病态的虚荣”。在内伯领导的4个月内，第二突击部队共杀害4万5千多人。
从1941年8月起，突击部队负责人每天都将“突击部队的活动和形势报告”发到柏林。在所谓的“事件报告”中详细报告了别动队和突击小分队的“工作成绩”。
根据报告，截止到1941年10月15日，第一突击部队已经屠杀了118430名犹太人和3387名“共产党员”。另有5500名犹太人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大屠杀中丧生。第三突击小分队指挥员、党卫军分队长卡尔…耶格尔也报告了他的战绩，它由于罗列仔细被作为“耶格尔报告”收入了大屠杀编年史。在1941年12月1日的报告中他讲到137346名被肃清的犹太人。8月份该数目急剧上升。现在，甚至将每次处决时被杀害的孩子的数目也单列了出来。比如他在1941年8月19日的报告中写道：“在乌克默尔格：298名犹太男人，255名犹太女人，88名犹太儿童。”9月2日：“亚诺瓦：112名犹太男人，1200名犹太女人，244名犹太儿童。”10月9日：“斯文切安尼：1169名犹太男人，1840名犹太女人，717名犹太儿童。”
该表格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耶格尔最后写道：“今天我可以肯定，第三突击部队实现了为立陶宛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目标。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及其家庭，立陶宛再没有犹太人了。我本来也想干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及其家庭，但遭到民事管理部门（帝国特派员）和国防军的激烈反对……”
其他地区也提供了死亡骑兵连的报告。第二突击部队报告，截止到10月31日共枪杀43467人。
截至1941年12月，在第四突击部队的活动范围内共死亡54696人，受害者中90％是犹太人。这支突击部队（D）的负责人得以特别“迅速地”升迁。而奥托…奥伦多夫还是老党卫军成员。战争结束后他在纽伦堡接受审讯——简直没有谁留给法官的印象比他留下的更矛盾的了。许多观察者都觉得，可怕的是奥伦多夫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正常”。雅森…韦伯尔评论说，“善良的同类和冷酷的指挥员，无情的行动和无辜的意识，他同时体现这两者” 的方式和方法令在场的人震惊。他的起诉人本杰明…费伦茨回忆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漠的诚实人，聪明、受过教育、外表英俊，5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在他的命令下有9万，对，有9万无辜的犹太男女和孩子被杀害了。”判决书中写道：“如果人类的朋友和突击部队头目融合成一个人，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处理的是个……同《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Dr。Jekyll and Mr。Hyde）里的人物相似的人。”
奥托…奥伦多夫——这位成为集体屠杀的执行者，看起来“很正常的人”是谁？有书面证明他天生就不是个机会主义者，不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不是蔑视人类、拿他突然获得的权力来反对同类的怪人。奥托…奥伦多夫是位有教养的再生科学家和经济专家。审理时，辩护人准备了500页的具结，要证明奥伦多夫的正派。诉讼时他是惟一公开承认他的罪行的人。
奥伦多夫的父母信奉新教，中产阶层，保守。1925年，他还是学生，就成了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成员——最早的纳粹分子之一。两年后他就属于党的“知识分子”了：冲锋队将他推荐给了党卫军。奥伦多夫有事业心，有教养，聪明。1931年考试结束后他去了国外一年，这很适合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去了法西斯的意大利。
和他的同龄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奥伦多夫拒绝魏玛的民主。纳粹思想吸引了他，它的生活就是斗争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历史学家乌尔利希…赫伯特认为，奥伦多夫属于“实事求是的一代”。他似乎完全符合希特勒和希姆莱所宣传的“不屈不挠、权力欲很强的德意志人”，也是党卫军青年的楷模。
奥伦多夫1941年在乌克兰一接手第四突击部队的指挥权，就完善了这一屠杀手艺，由案头作案人变成了现场执行人。他不光是个冷漠地执行命令的人，而且野心勃勃，要将他的工作干得特别出色。他不在乎受害人，他主要关心凶手的幸福。因此他安排两名士兵枪杀一名受害人，想这样减轻枪杀小分队的心理负担。奥伦多夫似乎不仅相信他的任务是必要的，而且是心满意足地处理它。他给他的妻子写道，通过他的“人口政策的行为”，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贡献比在“帝国贸易组”更大。他要像经济政策的必要措施一样将大屠杀进行得同样有效。
奥伦多夫当然被判了死刑。但他直到处决都既没有意识到有罪也没有表现出后悔。“相反，”他的纽伦堡起诉人费伦泽告诉我们，“他的所有理由只有一个目的，甚至为屠杀孩子们辩护。”他回忆他拿着判决书去见被告的情形：“我问他：‘奥伦多夫先生，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您有什么要通知您家庭的吗？您有什么要说要写的吗？我能帮您忙吗？’这时他发愣地望着我，说：‘美国的犹太人会痛苦。您会看到您干了什么事。’”就连被判死刑后也认识不到。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五个月里，被突击部队屠杀的苏联犹太人的人数超过了50万。私人记录也惊心动魄地证实了这一到处肆虐的残酷兽行。比如，党卫军中队长费利克斯…兰道1941年7月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我心里一点反应没有。没有同情，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一来什么都解决了。”另一处有这么一段：“我现在听着一段极其感性的音乐在给我的特鲁德写第一封信。写信时，已经在叫，快，突击小分队带上钢盔和卡宾枪，30发子弹……我们刚刚返回来。有500名犹太人列队被枪杀了。”
骷髅头第46节：种族狂热分子
屠杀作为感性音乐之后的讨厌的日常工作，“就这么回事”，不漂亮，但必须做——这就是言外之意。这段日记说明不了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和集体强迫，它是玩世不恭的例行公事的证据。
无论是党卫员成员还是调派的警察们犯罪，行为都是一样的。有时极其过火。1941年6月27日，第309警察营第三连连长皮波…施耐德尔率领他的摩托化队伍向比亚利斯托克驶去。当他和他的一些手下在城里发现了伏特加店时，他们不再犹豫——他们将库存抢劫一空，自己大喝一通。然后又极其有责任心地去执行他们的任务。营长恩斯特…魏斯少校命令他们在这一天对这座有8万人口的城市进行搜查，将所有犹太男子赶到一块儿——不能多也不能少。其他的事他听任他的连长自己决定。皮波…施耐德尔很清楚他该干什么。在他的部下眼里他是有名的“种族狂热分子”，他们都说，“一谈到犹太人，他就看到赤化了。”他的反犹思想和酒精作用相结合，上升为残酷的怒火。在追捕犹太男子时他在城里的街上至少打死了5名犹太人，连里的其他人都学他。一开始的集体迫害最后变成了有组织的枪杀。犹太人在一座公园里被一群群地消灭，直到深夜街上都枪声不息。幸存者被警察们赶进了比亚利斯托克的犹太教总会堂——人很多，被用枪托往里砸，直到一个也塞不进为止。吓坏的犹太人开始大声唱歌祈祷。然后皮波…施耐德尔指挥了那几个星期里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他让哨兵包围了这座塞满700多人的宗教会堂，拿汽油点着了这幢房子。从窗户向里面投手榴弹，增强火势。少数——身上已经着了火——想逃出会所的人，被机枪扫射倒了。
比阿利斯托克“行动”中至少有700名犹太人被烧死在犹太教会堂里，死亡人数2000左右，此次行动不是明确命令的结果，而是一些狂热的执行警察的自发行动。该警察营的其他人随大流或者“直觉地”满足了对他们的期望。愤怒的第221保安师的国防军士兵们找到醉醺醺的指挥官魏斯少校，他声称对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第309警察营的警察主要来自莱茵河比利时一带，他们服从过了头，成了屠杀犯。不是所有人都是皮波…施耐德尔这样的狂热的反犹分子或爱开枪的施虐狂。许多警察——和很多党卫军成员一样——是受团体的压迫行动的。他们觉得自己在战友中的名声比同受害人的人道联系感更重要。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不属于让他们产生同类义务和责任的圈子。这甚至适用于汉堡的101后备警察营这样不同的单位。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指出，很少有人找机会躲开某项特定的屠杀任务。
在党卫军中，“团结地”留在忠诚队伍里的强制性肯定还要大。于是党卫军小队长施文克尔无法请求撤销枪杀命令，因为据说他害怕其他人会将他“当作胆小鬼。我有故虑，担心我如果表现得太软弱，会对我的将来有所不利”，“其他人会觉得我不够坚强，不配做一名党卫军成员”。因此他试着使用其他方法，躲在屠杀小分队的背后。
由于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对付没有反抗力的平民，经常出现一种习惯效应。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写道：“这场大屠杀最后之所以发生，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个人较长时间地杀害了数千其他人。执行的凶手成了‘职业杀人犯’。” 他们中很多人在行动后用酒精麻醉自己。只有少数人逃避集体压力，拒绝亲手杀人。就算他们遭到了“战友们”的嘲笑，但没有案例证明这种拒绝招致了严肃的纪律处罚。也有人是自愿参加枪杀的。据他自己讲，在屠杀令下达后，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恩斯特…埃勒斯的反应是：“这一宣布让我如遭棒击，我根本无法理解，会下达这种命令。我绞尽脑汁如何才能避开这次任务，我决定请我的上司、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