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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相信自己具有完成“最后解决”所需的严厉。1942年1月20日他在大万塞56／58的一幢别墅里主持了一场国家机构高级领导人会议。会议主题是商讨如何组织大屠杀的问题。该会原定于1941年12月9日召开，但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德国向美国宣战，会议被迫延期。海德里希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出什么有关“最后解决”的重要新决定。在苏联的被占区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正在准备修建新的灭绝营。主要是为了让各部参与计划。
会议由艾希曼做记录。是他为海德里希的开幕词准备了材料和数据，这位保安处头目证实了戈林对他的授权。全权委托书里要求海德里希“为在欧洲德国的影响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一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行动；”海德里希在万塞别墅里解释道，“将涉及110万左右的犹太人。”他们会“被派去东方”。“同时，大部分人无疑会因自然减员而损失掉。”
“‘自然减员’是什么意思？”20 年后，在以色列警方审讯时，以色列上尉阿夫纳－莱斯问海德里希的帮凶艾希曼道。
艾希曼：“这是指完全正常的死亡——心脏病或肺炎。如果我在此刻死去，这就是自然减员。”
“最后可能剩下的部分，”海德里希向坐在会议桌旁的众人解释道，“由于它毫无疑问是较有反抗力的部分，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理，因为它当然体现了一种自然淘汰，一旦释放后将成为新的犹太人建设的胚胎。”
阿夫纳－莱斯问阿道夫－艾希曼：“什么叫‘相应的处理’？”
艾希曼结结巴巴地说：“这是……这是……这是希姆莱讲的。自然淘汰……这是……这是他的癖好。”
“对，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杀死，杀死！肯定是！”
万塞会议记录里缺少这些话。会议记录人艾希曼将在会议桌上公开讲的话“翻译成了”杀人犯的暗语。文字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与会者真如艾希曼在法庭上证明的，“用非常坦率的话谈论此事……但事实上是讲到过杀死、除掉和灭绝”。海德里希、8名国务委员、6名警察和保安专家及一位部长在万塞别墅的会议桌旁是直接讲的。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8节：对“捷克仆人”的仇恨
会后，海德里希、艾希曼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坐到万塞别墅空着的火炉旁，情绪活跃起来。“我还从没见海德里希这么轻松过。”艾希曼回忆道。大屠杀的轨道终于铺好了。从1942年3月起，一批批犹太人被从欧洲各地运进灭绝营。海德里希的帮凶艾希曼负责坐镇中央，领导驱逐工作。
一个制定杀害数百万人计划的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外表上——完全符合党卫军成员要坚强、无情的陈腐思想——海德里希冷漠生硬，坚定顽强。但有证据表明，他痛恨他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为之骄傲。行政处长斯特莱肯巴赫认为，给突击部队布置的谋杀任务对于海德里希来说就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任务”了。他现在要完成的任务胜过了此前的一切。
他自己用“有义务严厉”来为他的工作辩护。丽娜·海德里希介绍她丈夫说，他总认为“他必须始终不渝地完成所有任务”。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他越来越感觉这些“任务”“不好”。至少他内心里不需要残酷。这位遗孀说，他夜里无法安宁。“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从1941年夏天开始，从突击部队以他的名义屠杀开始，他就在寻找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寻找一个新的升迁机会。
当“帝国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的反抗越来越厉害、“保护长官”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在希特勒那儿失宠时，这一机会来了。在“保护国”——真正的帝国领土外的军备工业的心脏，群众示威、破坏活动和罢工达到了令占领者不安的程度。“布拉格的形势变得相当危急，”约瑟夫·戈培尔1941年9月21日在日记里写道，“元首决定采取坚决措施。（他）下决心，派海德里希去清理那里的情况……这种不利的形势必须由强硬的人来掌舵。这些强硬的人必须由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来领导；他们不可以因为多愁善感而背离真正的目标。”诺伊拉特被剥夺了权力，海德里希被派到他身边，他将用铁拳将任何的抵抗扼死在萌芽状态。海德里希很喜欢这桩新任务。他对一开始反对这一调动的妻子说：“那里有许多善事可做。如果你想统治一个国家，你必须先采取严厉的措施，‘打败’所有的敌人。然后你就能轻而易举、更令人高兴地统治了。”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建设性工作”。丽娜·海德里希说，“莱因哈德坚信，必须在布拉格完成一项‘历史性任务’。”
1941年9月底，丽娜·海德里希带着孩子克劳斯、海德尔和西尔克坐在豪华车厢里踏上了从柏林前往布拉格的旅途。招待像是在接待一位女王似的。“我们一长排汽车从火车总站驶往布拉格堡。道路被封、警察在路边守卫。直到我站在城堡的窗前，眺望闪烁着金黄色的布拉格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满怀着崇高的感情：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人了。我是一位公主，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国家里。没有战争，没有敌人，没有区别。我站在上帝的花园中间，可以体验、观看、享受。然后我想到了这座不幸城市的历史，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政治、民族和感情的线索都汇集在这里：现在，对我来说布拉格就是欧洲。”
这下布拉格首先是海德里希的恐怖统治的舞台。这一任期始于镇压。就在他到达的当天，城堡山上的这位新统治者就宣布22点进入紧急状态，禁止集会，实行军管，好像面临着一场暴动。在头20天里，被判死刑的人数上升到400人。他告诉布拉格的记者们，他的目标是“充分挖掘本地区的国防经济潜能。凡有损于这一目标的，不管它来自哪个角落，我都要镇压”。实际上海德里希想要的更多。丽娜·海德里希介绍说，“他问自己，他现在如何能够将这个国家彻底并入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准确地说就是：“将空间和人彻底日耳曼化。”“人种合适的捷克人改变他们的民族”和“让人种上不好消化的捷克人和敌视帝国的知识分子移民国外”。海德里希首次成了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他想实现他想像中的党卫军国家。这个“保护国”应该成为所有纳粹德国征服国的模范。但他首先必须挫败人民的反抗。在特蕾西市，他让人建立了一座“模范犹太老人居民点”，它成了东方死亡工厂的临时营地。海德里希到后不久就开始驱逐了。
这位新暴君对他的新国家的未来是如何设想的，在他进入“摄政府”所在地——布拉格的泽宁宫之后没几天，一群他亲自挑选的听众就听到了。会议厅里的每个人都必须严守机密。尽管如此，希特勒的人打算在布拉格干什么，还是像流火一样在布拉格传开了。海德里希向执行者们宣布的，像是一场战争宣言。有一项“类似战争的近任务”和一项“目光远大的最后任务”。首先，只要战争还在进行，“我需要保持辖区内的安宁，好让工人——捷克工人，在此将他们的劳动力充分投入德国的战争事业……这包括，当然必须给捷克工人吃的——如果我可以讲得很清楚的话——以便他能完成工作。”在这席充满对“捷克仆人”的仇恨的演讲里海德里希公开声明，一开始他根本不想赢得人民的好感。它反正不会成功的。但他还是相信，捷克人必须欣赏他的统治，它至少通过较高的食品配额让工人们得到了好处。他没有想到他的死亡判决招来了多大的仇恨。不管去哪里——这位“布拉格屠夫”总感觉自己是不可伤害的，安全的。“我的捷克人为什么要向我射击呢？”他对阿尔贝特·施佩尔讲道，后者对海德里希如此轻浮地坐在敞篷车里穿过布拉格感到吃惊。海德里希坚信，甜面包加皮鞭的做法让这个国家“安宁”了。他在1941年11月16日向“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汇报“保护国”的形势道：“抵抗力量绝大多数已经瘫痪了，只剩下极个别的，正在通缉他们，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狡猾的抵抗机构重新组织起来。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9节：遇刺不治身亡
知识界对我们深恶痛绝乃至仇恨，虽然表面阿谀奉承，礼貌有加。教师影响下的年轻人深受沙文主义思想的控制。工人不关心政治，不依赖于他的工资和生活条件。统治力量谨小慎微，恭顺谦让，努力在一切最细微的事情上通过友善和让步避免严重的事情发生，从长远着想，为捷克民族保留了许多，从中还可以发展出某种独立的东西来。我同样在进行社会和人道的亲近努力。”
这座海德里希觉得“比纽伦堡还德国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金色布拉格，使他产生了对历史的兴趣。他迷上了率领他的重骑兵残酷镇压了波希米亚起义的阿尔布莱希特·冯·瓦伦斯坦（1583～1634年）统帅。他觉得瓦伦斯坦象征了布拉格和帝国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他个人的相似只是纯偶然的。
海德里希相信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同帝国的天然联系。他将传奇国王温泽尔（903～935年）——和瓦伦斯坦一样是一场行刺的受害者——视为帝国传统。在捷克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布拉格的韦茨大教堂的温泽尔祈祷室里，他傲慢得像个皇帝似的，让捷克总统埃米尔·阿查递上开启王室宝藏——温泽尔圣者王冠——的七把钥匙，然后用污辱的姿势将三把钥匙交给总统保管：“这是对您的信任也是您的义务。”他真以为，谁这么做就会得到爱戴。1942年5月27日，在布拉格郊区的U字形拐弯处，他将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现场的紧张叫人难以忍受。行刺者约瑟夫·加拜克和扬·库比斯不耐烦地等候着海德里希的车辆。他本该在9点半左右拐上弯道的。现在已经10点了，那辆深绿色的公用梅赛德斯车仍然没出现。发生什么事了？这些间谍不清楚，海德里希今天要比通常时间长些和他的家庭告别。半小时后，在10点29分，在山上200米处报信的约瑟夫·瓦尔泽克用一面小镜子发出了等待很久的信号：海德里希来了。
现在分秒必争。车子拐弯了。加拜克扔掉遮着枪的外衣，拉动枪栓——没有反应——机枪卡住了。司机克莱因刹车，海德里希跳起身想开火。在这一刻扬·库比斯投出了装有烈性炸药的手榴弹，它只击中了后轮胎。但爆炸的威力是那样的猛，座位的碎片纷飞，击中了海德里希的后背。
海德里希受了重伤，被送进布洛夫卡医院，医院离事发现场只有几米远。随即开始手术。瓦尔特·迪克教授当天就在一封急救的电传中向希姆莱报告了海德里希的受伤情况：“腰椎左侧有伤口，脊髓未受伤。子弹、一块金属，粉碎了第11根肋骨，炸开了胸腔，打穿了横隔膜，陷在脾脏里。伤口里有无数毛发，显然是车垫材料。危险：胸膜化脓，腹膜发炎。手术时切除了脾脏。”希特勒和希姆莱的私人医生们从柏林赶来了。最初为海德里希治疗的捷克医生们不可以再待在他的身边，甚至禁止迪克教授接近。他只是布拉格德国人，不是帝国德国人。党卫军的种族观妄想连手术室也不放过。
布拉格的这个消息令希特勒的总部深为震动。希特勒本人失去了控制。他在闪电式谈话中命令，悬赏100万帝国马克抓捕刺客。希特勒亲自下达的一道命令称：“谁向刺客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或知道他们的所在地而不向警方报告的，枪毙全家。”另外：“作为制裁，要抓捕1万名可疑捷克人或那些有政治污点的人，已经抓到的，在集中营里枪杀。”
一场大搜捕开始了。整个“保护国”进入紧急状态，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禁止外出。火车停开，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电影院、剧场、饭店和咖啡店统统关闭。城市的街道上笼罩着幽灵似的空寂，只见到荷枪实弹的国防军和警方的巡逻队。然后，在22点左右，开始了也许是欧洲史上最大的搜捕。穿制服的那些人挨家挨户搜查，大海里捞针——一无所获。
海德里希和他的严重伤势搏斗了一个星期。1942年6月4日这位代理“帝国保护长官”，盖世太保和保安处首脑，“最后解决”的代表，因“伤口感染”死去——医院的病历卡里是这么记载的。当希姆莱在其临终前来探望他时，海德里希准备好了他父亲的歌剧《摇风琴的孩子》（Leierkind）里的一段诗：“是的，世界不过是一架手摇风琴，我们的上帝在亲自摇它，人人都必须按摇出的曲子跳舞。”尽管权力很大，他也无法决定他自己的生命——这他一定也看出来了。这个主宰数十万人的生死，一生都在和“民族祸害”作斗争的人，毁于“细菌及毒素，……它们随碎片一起钻进体内，尤其是胸膜、横肌隔膜，沉积在脾脏周围，聚集并繁殖”。
希特勒将海德里希之死比作一场“失败的战役”。爱写日记的戈培尔在海德里希死去的这一天记道：“海德里希的失去是无法取代的。他是和国家敌人作斗争的最激烈最成功的斗士。”听到他的上司的死讯时艾希曼正在普莱斯堡打保龄球，据他自己说他一下子不知所措，“麻木了似地”待在那里。
1942年6月9日，希特勒帝国在柏林以一场豪华的国葬送别这位被宣布为偶像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我只想讲几句话献给这位死者。”希特勒站在灵柩前说道，“他是最出色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之一，是德意志帝国思想最坚强的保护者之一，是帝国敌人的最大对手之一。”海军元帅卡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