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
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
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
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
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
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
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
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
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
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
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
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
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
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
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
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
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
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
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
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
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
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
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
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
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
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
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
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
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
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
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
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
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
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
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
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
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
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
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
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
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
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
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
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
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
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
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
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
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
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
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
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
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
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
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
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
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
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
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
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
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
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
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
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如今谁也不怕当资产阶
级，只怕自己不是资产阶级。既然连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老将老帅老总的子女们都不
怕当资产阶级，我这个本来就是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外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父
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可奇可怪的呢？
总之，上海之行，等于是舅舅联合了父母强制我执行他们的婚姻计划。而且办
得十分干脆，不容我再反驳，父母亲立刻请准了假，到香港去为我主持婚礼。舅舅
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结婚以后，我立刻被提升为副总经理，
可以左右旅社内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绝不许我到缅甸去，连到泰国也不
允许。他年过七十，依旧担任总经理，说是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实际上他旅社内
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着我，绝不许我到缅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我忙我的旅馆，她忙
她的音乐会。难得住在一起，总也是夫妻，也有说有笑，也有爱有欲，而且已经有
了一子一女，但是从来没有激情，不但没有与柳芭那样激动情怀全身心投入的欢悦，
连与小菁那样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的情愫都没有，一切都像是例行公事，像是为了
完成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职责。
从去年开始，我舅舅无法继续监督我的行动了。论年纪，还不算太大，论健康，
也不算太糟，却在突然之间中风，无法抢救，撒手归天了。他当然留有正式的遗嘱，
由律师负责执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夫人说过千万不要让我到缅甸那样的话。
直到今年，因为业务上的联系，必须有人来泰国，我跟夫人提起我要亲自来处理，
问她是否有兴趣同来一游，恰逢她安排一场大型音乐会，无法分身，只能让我自己
一个人来。由此可证我舅舅什么也没跟她说，或者是还来不及说。总之是，我自由
了。
我到了曼谷，见到了贡叻先生，问起八年前是谁去缅北寻找柳芭的。他说那人
已经到缅甸落户，如今不在曼谷了。我更其怀疑舅舅和贡叻瞒着我做了手脚，匆匆
办理了该办的事情，就申请了去缅北的手续。我必须亲自到那个无名三家村，寻访
柳芭的下落。
这就是我这次到泰北来的动机与目的。
第四个故事：神秘的“金三角”
“金三角”本来以出产金玉而出名，由于罂粟的大量种植，“金三角”三字前
面，被蒙上了“黑色”二字。
“金三角”里面，不仅仅是毒枭的世界。除了历代毒枭之外，还有许多土匪、
民族解放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这里频繁活动。令人惊讶的是：居民们对于毒枭
的崇拜，竟超过了对共产党领袖的崇拜。
昭维听吴永刚说完了他1972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故事，很感慨
地说：
“吴先生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可以写一部小说，编一
部电影了。目前世界上最可怕事情、危害性最大的祸根，莫过于现代迷信。在我们
佛教国家，尤其是从我这个佛教徒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儿来，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很可笑。其实我这里说的迷信，是广义的，凡是一切违反科学而又偏执地追求
的信念，都属于这一范畴。个人迷信当然也在此范畴之内。劝人为善的佛教，其因
果报应的学说，当然是被你们视为迷信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个古代迷信绝不如现
代迷信的危害性大。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四十
多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作为邻国的朋友，有些问题也许比
你们本国人看得更清楚些。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一切正确的改革与成就，都是在
科学的规律下办成功的；而一切错误的决策，都是在反科学的、主要是现代迷信的
干扰下造成的。中国不是一个缺人才的国家，而是一个不用人才的国家。不是‘不
拘一格用人才’，而是‘只论阶级用人才’。这种从阶级偏见出发而造成的杀人不
见血的现代迷信，使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中国的
知识分子一向懦弱，总是扮演任人宰割、任人摆布的角色。我佩服吴先生的地方，
在于阁下不屈服于现代迷信，敢于拼死一搏。中国大陆当局现在走了回头路，证明
吴先生当年的决策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吴先生这
样的胆识，中国大陆也许就会少耽误几十年工夫，少浪费几十年宝贵的光阴，经济
和文化，至少可以发展得比目前更好一些吧。”
吴永刚苦笑一声：
“我总认为：古往今来，打天下是军人的事情，治天下是文人的事情。当然，
历代并不乏‘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兼军事家，但那总是少数，是人类中的精英，绝
不是每一个相爷都可以当元帅指挥将军们去作战，更不是每一个将军都可以入阁当
丞相日理万机的。打天下的人可以没有文化，可以凭手中的枪杆子去争夺城池和政
权；但是治天下的人不能没有文化，不能凭手中的枪杆子去强迫人民拥护、以暴力
获取民心，更不可能用枪杆子去取得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基层政权交给雇农出身
的杨百了那些人手中，把中央政权交给妓女出身的江青那些人手中，而把千千万万
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面，视为敌人，这个国家，是绝对
搞不好的。幸亏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开始扭转这种错误的概念
和决策，把出卖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划到工人阶级里面来，如今方才有了欣欣向荣
的可喜局面。这些事儿，现在都不用提它了。您作为清迈府府尹的副手，又是专门
从事反毒工作的，对泰缅边境的情况一定很熟悉。请问，神秘的‘金三角’地区，
外面的传说纷纭，我虽然在那里面住过半年多，却因为走的地方太少，时间也太短，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更不知道近来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在现在这样的时候
再次进入‘金三角’，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或阻碍吧？”
“关于神秘的‘金三角’，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书刊报纸上，介绍它的文章，至
少也有一千多万字了吧？但是真正知道内情和详情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府官员的进
剿报告、毒枭们事后写的回忆录，都带有片面性；记者的采访，更像蜻蜓点水，有
的还带有主观臆测甚至编造的成分。我虽然也是政府官员，而且不是本地人，不过
我是专管这一摊儿的，正面反面的文章我都要看，所以相比之下，到好像能够比别
人更客观一些。吴先生既然需要了解这方面的‘行情’，在下敢不尽我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