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落后的；有靠拢党组织的，也有什么都无所谓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积极分子把
我讲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给胡指导员听。尽管复述的人并没有说我是在影射胡指导
员，可是做贼的心虚，胡指导员却认为我是故意编一个故事来影射他。他自己对号
入座了。
于是有一天晚上，他“游走”到我们的知青点来，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先读了
半来个小时关于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他召开任何会议的开场白，大家
听惯了，也没往心里去。忽然他话锋一转，说是知青中有这样一个人，故意编造一
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故事，诬蔑党的基层组织，给贫雇农脸上抹黑。更加不可原谅
的是，居然还编造了“杨白劳”和“喜儿”这样的名字，玷污革命歌剧《白毛女》。
最后才说：这个人不是别个，就是吴永刚，然后要我站起来，当众检讨。
我当然不承认，我再三说明，这是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一件真事儿。于是知青
们批一次，我解释一次。知青们越听越觉得这个杨百了很像胡指导员，就故意找一
些漏洞来盘问我，我只好再一次做解释。就这样一说二说的，反而把杨百了的故事
补充得完完整整的了。
我坚持我说的是“江南实事”，有案可查，胡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最后要我把
外公写给我的信交出来，我说信早就烧了。不信，可以到江南去调查。我本来以为
胡指导员不可能为这种与云南边疆八竿子扎不着的无关案子费心费力气，没想到他
还真的给我外公所在的公社写了外调信。这一来，这把火又烧到了我外公的头上。
杨百了的事情，在当地尽管没有上报纸，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新闻，倒是没有
必要保密的。问题出在我外公是个被管制劳动的地主分子。新上任的大队支书愣说
这是贫雇农阶层中出了个别坏人，地主分子看在眼中，乐在心中，四处扩散，正是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就拿我外公做典型，发动贫下中农批斗起我外公来了。
在农村中开批斗会，可就不像我们知青开批斗会那样“动口不动手”了。他们
要我外公跪在会场中央，这个过来骂几句，推两下，那个过来骂一顿，又搡两下。
要不是见我外公年近八十，怕打出人命来，拳头脚尖一起上也是免不了的。
我外公窝了一肚子气，不久就病了。在病中，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
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在九龙开的玉龙饭店的地址，要我尽一切可能跟舅舅取得联系，
让舅舅赶紧给他汇点儿钱好去看病，不然，恐怕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受到严格管
制，根本不可能给海外发信，我父母在“五·七干校”，等于劳改，给海外发信也
有所不便。比较起来，我是个插队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孩子，总好说些，所以要
我代他办这件事情。
当时大陆的政治空气，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是要受到严密注意的。好像凡是
海外有亲友的，就都可能与美蒋特务机关有勾结。因此发往海外的信件，据说都要
经过检查。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给舅舅写过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没有
钱，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当然很聪明地在信里写了许多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空话，然后很婉转地说外
公年纪大了，近来身体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够给外公寄点儿钱。
这封信倒是顺利地到了九龙。后来有人告诉我，凡是写到国外要钱的信，海关
一般是不会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钱汇到，我外公已经等不及了。舅舅写
信给我，问起我插队的生活情况，还寄给我一张玉龙饭店的业务卡，卡上印着好几
个业务联营的饭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导员抓不住我的什么把柄，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以后，他肯定跟我记上
了仇了。因为不久以后，我又挨了他一顿斗，而且斗得狠极了。
说起来，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没事儿找事儿。
1970年，我已经十八岁。知青点的知青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空虚无
聊，政策又严格规定不许与当地傣族姑娘谈恋爱，于是男女知青之间有过得着、说
得来的，逐渐进入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当然，
同是知青，由于出身不同，在知青内部还有相当明确的界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
人，想谈恋爱，也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女知青。恰好我们知青点里有一个叫小菁
的姑娘，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通称
“黑帮”，按“地富反坏右黑资”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类。像她这样的身份，革
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们是不会理睬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迫使她
只能和我这个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来往的时间一长，我们俩人从互相产生好感，渐渐地发展到有了感情。
西双版纳，风光如画，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比任何一个人工的公园都美。这
里的小山坡、矮树丛，是知青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
情人大都在这个大公园中拣一个没人的角落，互相搂抱着倾吐心曲，在远离亲人的
穷乡僻壤中求得一丝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从她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开始的。那年月，人人都
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种各样的像章百花齐放，有以大取胜的，有以精取胜的。
她送给我的像章很别致，通体金光闪闪，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泽和色彩。
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
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
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
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
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
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
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
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
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
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
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
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
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
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
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
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
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
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
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儿”，知道“什么是死活”的姑娘，在
胡指导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终于激发了她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于是痛哭流涕
地坦白了我与她说过的一切，表示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要向我作无情的、不可调
和的斗争了。
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
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
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
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
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
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
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
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
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
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
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
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
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
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
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
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
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
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
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
“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
“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
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
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
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
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
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
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
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
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批判我，胡指导员还说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把责任都推到了家庭，
忽视了自己的主观认识。他号召大家对我“帮助帮助”，让我“端正一下态度”，
然后才能把思想搞通。怎么个帮助法呢：简单得很，一根绳子把我两手绑到了背后，
然后吊到了树上，用皮带蘸凉水抽。抽一下，问一声：“叫你反动！”“叫你诬蔑
毛主席！”“叫你诬蔑共产党！”“叫你攻击伟大旗手！”“叫你攻击林副统帅！”
……
对于打人这件事情，知青中有许多人是十分喜欢的。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就
是以善于打人而著称的“红卫兵”。插队以后没人可打，早就手痒痒了。今天有这
样一头“死老虎”让他们随便打，还不人人踊跃，个个用力？
我没哭，也没叫。任凭他们怎么打，我只是咬住了牙关一声不吭。小菁见我挨
打，似乎良心上过不去，又哭了起来。胡指导员一见，火气上升，喝令打手们停止
鞭打，把皮带递到了小菁的手上说：
“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确实与反动分子吴永刚划清了界线，现
在就由你来帮助他。”
小菁没想到她的一句话，不但害得我受了这样大的苦，还要她亲手来鞭打我。
这怎么做得到？仅仅几天以前，我们还搂在一起亲吻呢，如今虽然阶级立场已经变
了，可她爱我的心，不一定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她捏着皮鞭的手瑟瑟发抖，泪
流满面。女知青们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男知青们就起哄：
“快帮助帮助他呀！他这个反动透顶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也只有你，才能帮
助他扭转立场！”
小菁无可奈何，高高地举起了皮鞭。还没有往下抽，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
浑身一哆嗦，就晕倒在地上。
这一下，胡指导员跳起来了。他吩咐女知青们把小菁抬回房间去，吩咐男知青
们继续帮助我。
一条皮带不够，再加一条；这个人打累了，换一个继续打。一定要我承认攻击
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我问要我承认什么？他们又谁都不敢重复，实际上他们根
本就不知道。我不承认，他们就继续打。没多久，就把我打晕了过去了。一盆凉水，
又把我泼醒过来。
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三次。我豁开去被打死，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到今天我
还奇怪，像我这样弱的体质，怎么居然能熬了过来不被打死？胡指导员见我不承认，
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我送到县法院处理，先关进监狱里。到了县里，事情倒好办了
些。任凭审判员怎么拍桌子，我只有一句话：与小菁谈恋爱是真，没跟她说过任何
与政治有关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得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