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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玉皇山，终究是有着点道家气味的，和尚寺院所在的，无论是五云山，北高峰，灵隐和天竺，都见不到头皮光光的小尼姑，在玉皇山上，将到福星观的地方我就碰着了小道姑，圆圆的头脸上梳着两个螳螂髻，额上养着刘海仙，脚上套着长统的白布袜，裤脚藏在袜筒里。
并不搽脂擦粉，皮肤白嫩嫩，脸颊红粉粉。这是自然的健康美，一跳一跃的跨着大步子，尤其显得生动活泼。而且，进了福星观，放大的紫东道士的照相，一望见就认得，固然前次来玩时蒙他招待过，“八一三”的前夕，我跟达夫去福州，在上海碰着这位老道士，达夫托他带回杭州一大捆的木版书，是刚到上海买得的，请他吃中饭，我是同席的。如今达夫据说已去世，许多事还是无从说起，由这位老道士带归的书籍不知去向，大学路旁达夫家的房子是易主了。探问以后，知道紫东道士还健在，已有八十五岁。一时很想找他谈谈，终于因为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作罢。达夫比紫东道士年轻得多，老者依然，壮者已故。远涉重洋不如深居高山安稳，这或者就是所谓得道了。山上空气新鲜，阳光充足；尤其是玉皇山顶，左钱塘江，右西子湖，风景美丽，气势雄壮，足以爽神悦目。所谓修炼得道，原来处地优良，便于摄生养神就是了罢。不过福星观前固然种些蔬菜以外见不到什么直接生产的机构，就是开凿岩洞，修屋筑路，也未必由于道士的兼工匠。紫来洞口刻石所记，也是称“鸠工”的。那末同山下的社会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战争的火药气味也是会影响到的罢。
原载1949年2月16日《论语》第171期
过年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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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粽子年糕的点心多，还有橘子荸荠，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闲；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小孩子过年，本来高高兴兴，是可以快乐的。但我自幼，每到过年，总感觉到遗恨，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生着嘴巴，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随便谈谈，也是很需要的。一到过年时节，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样再说，什么杀，什么死，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连声音相像的也要避忌。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什么长生果，什么八宝菜；藕要叫做偶偶凑凑，熟的叫做有富。明明是一个人死了，在平常是说得很痛快的，死了，说死了就是；到了过年时节，像《彷徨》中的《祝福》上所写，要改口说作“老了”。这实在是虚伪，我不佩服；何况不惯。因此随时存戒心，不敢随便发言，故意做哑子。可是生着嘴巴总要活动，被人干涉不免懊恼。肚子饱了以后，有得吃不再感觉到怎样；说话不能自由，这可要不得。所以，以前一到将要过年的时候，现在回想到幼时过年的情形，于高兴觉得快活之中，也是觉得有点可恨的。
于言论不自由以外，幼时过年，我还有觉得可恨的，就是照例去拜干娘的岁。我怕拜岁，元旦可以故意起身得迟，一起身就跑到街上去看花纸，拨糖。要我向人伏地跪拜固然不甘心，人家向我伏地跪拜也不愿意接受；当时年纪虽然还小，可是成人的侄子侄媳妇得向我伏地跪拜，觉得受不了。拜干娘的岁是我一个人的事，挑选日子，特地雇得船摇到十里路远的城里去，是躲避不了的。送去两坛小京庄的老酒，一担四盒，一对提盒，莲子白糖，桂圆全鸡。
干娘白面团团的很和气，总给我预备着花炮，糖菩萨。糖菩萨我所爱；但拜一拜是不来的。
到了干娘的面前，我照例躲到带我去的大姊的老奶母的布裙后面。叫声干娘更不愿意，我总这样想着，既然和我的父亲没有关系，何必叫她做娘呢。实在她并没有到我家来过；无非因为我的大哥夭亡，怕得我也养不大，所以结下这一份干亲，因为干娘是儿女成行的。迷信和虚伪的礼节，成了我幼时过年可恨的第二点。
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
晚婚的我，初在中等学校里教书时，寒暑假仍然住学校里。尝见寺院中和尚贴着“念佛过年”的字条，以为“做小说过年”也是一法。可是一般亲戚朋友，有家眷的，以为无家过年太冷静，争来邀约过年，我竟被认作可怜人，弄得连做小说过年也不成，这就使我觉得过年的另一可恨了。
抗战时避难闽西闽北；福建的永安虽然新建了省会，却保守着过年的旧俗。这并非只是依然注重阴历的过年；所谓旧俗是到了除夕这一天，街上冷清清，连猪脚爪都买不到一只。
有些人家，先生阳历过年，太太阴历过年。我家照例阳历也不过年，阴历也不过年。可是日常的菜蔬总得备一点；过阴历年要好几天买不到东西，要多预备一点；怕得不新鲜，照故乡的习惯，打算到除夕去买。那里知道太迟了；这一年接连好些日子，没有荤菜进口。人家过年，我家过了难；岂不可恨？
后来转到深山的乡间；农村的风气朴厚，左邻右居要好；一到年底；有的送大蒜来，有的送糕粽来，有的送自做的豆腐来；房东送鱼来；无虑没得吃。可是到了元旦，自然是阴历的，为难的事就来到；许多女邻居，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提着锡茶壶，拿着茶盆来敬一杯冰糖茶，算是要好，盛意难违，却之不恭；当初我托故预先避开，结果要她们多走几趟，或者老是坐着等候，只好勉强喝几杯，我名之曰恨茶。为着在深山的村庄过年，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
如今孩子已经有点大了，社会的习俗依然，也正如《彷徨》的《祝福》上所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不管战事怎样激烈，一到年边，照例随时可以听到爆竹声；因此孩子也要玩弄些花炮。过年的花炮火药气应该是香的，战场上火药气可很臭。战争中的过年的花炮火药气不知是臭是香。不能说是不臭不香；即使认作亦臭亦香，也很要不到；总是一种可恨之气呀！
原载1949年1月1日《论语》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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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过年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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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难未已，国难又起，二十六年，“八一三”的前夕，我从杭州赶到福州去教书。未闻火药气味，亦无炮声震耳，与其说是逃难，不如说是为谋生计。因我仅靠稿费糊口，已有一年之久，抗战军兴，势难再以写稿为职业。遂限学校内迁，溯闽江而至永安；美其名曰深入农村。山高水急，非不可玩，隐约感到探险意味。以文庙为校合，古色古香。虽属将就，也还可以将就。建设临时省会，永安成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校舍连中七弹，跟着学校再迁到离城二十里的山乡去。抱着孩子跑山路，爬上一坡又一坡；弄得汗流浃背，口渴肚饥，精疲力竭，这才真像是逃难。临时校舍是祠堂屋；连搁铺板的凳子都没有，晚上着地而睡，这才真像是难民。但照一般本地人看来，我们所吃的，可以说是天天在过年。他们饭中拌上红薯丝，配饭的，餐餐以蕹菜为主体。我们餐餐白米饭；一块钱老秤六斤的猪肉，六十元一个月的国难薪，不妨天天买得吃；两块钱请客可以全鸡全鸭的大嚼。
过着难民生活，竟有人在羡慕；这于哭笑不得之余，不能不深深的感动。许多住在永安山乡的同胞，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百多斤的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一天挑走一百来里路，吃的只是拌着红薯丝的饭和一些蕹菜之类，无怪脸上大概带着菜色。可是，一到阴历年底，祀神，祭祖，这就热闹起来；认真，用劲，过年是很像样的。如今还把锅子叫做鼎的永安山乡，据说犹如浙江的天台和四川的荣县，还是保守着许多古话的。似乎人情也还比较的朴厚，虽然把我们当作天天过年的看待，也当作难民的同情我们，而且认作教师的尊重我们。“先生”一声，叫得这样恳切，好像还是怀着“天地君亲师”的观念的，农村的街上不容易买到鲜菜，因为农家各自种着菜，无须上街去买，就随时送菜给我们吃，邻居又分地让我们自己种，帮助我们种。到了年边，拔得大蒜和菜头送给我们，自家磨豆腐的就送豆腐给我们。不但物薄而情厚；在他们，大蒜豆腐并不是薄物。深居高山，肉类以外无所谓年货，大蒜煎豆腐，也可以算一碗菜。──趁热吃，味道也委实不错。
可是还得吃年饭。自家不过年，邻舍办年饭来邀，盛意难违，而且这已有了义务的性质。
好意来请，如果不去，认为看不起；非万不得已是应该应酬的。左邻右舍，前前后后，去了这一家，不能不也去那一家。年菜照例是六色；同样的做法，同样的味道。说起来，名目并不错，有鸡，有鱼，有猪肉；还有海味。不过鸡，只小小的几块，一人一块，照例由主人或其代表用筷子挟到各人面前的调羹里。鱼大概弄了碎，见不到整块的，实在并不多，薄薄的混在卤汤中，胡椒香菜配得好，气味还不错就是。猪肉堆起高高的一碗，可是干巴巴的，因为油汤，煮了又煮，早已当作补品喝了。真可以叫做走油肉，吃了以后嘴巴不会腻。所谓海味，无非是紫菜蛏干羹，也是薄薄的，你一调羹，我一调羹，大家吃得滋滋有味。山中缺少碘质，患甲状腺炎的人很多，菜确是贵重的食品。四方的桌子，每面可以并坐三个人，不用圆桌面，每桌可以坐十二个人。可以大口一嚼的是每人一个蛋，也由坐主人的用筷子挟送。
其余的菜一碗碗的吃，吃了一碗才吃第二碗。每碗开始吃的时候大家擎着筷子接连点筷头。
“请请请！”互让首先下筷，显得很客气。吃到末了的卤脚，照例倒在下一碗吃的菜上。倒了以后碗沿留着的卤滴，就顺手把碗拿到嘴边去呷干。所谓碗，许多家实都还是用四角方方的木盘的，口大底小，好像是魁星斗。尖尖的角棱兜得很整齐。每次见着，我总觉得古代木工的巧妙。无论是木盘，或者陶器的碗，散席的时候总都是光光的；如果还剩着东西，那就是团子。散席以后不至于饿肚子，也是靠着团子的。这里并不舂糕裹粽，糯米团子，当天做起来得很多；吃饭以前先当点心，溅一点糖水或者盐水，盛在木桶里尽量吃。喝了酒以后又同猪肉装出两大碗来。用糯米团子代替拌上红薯丝的米饭，这就算作了过年。吃了这种年饭，才明了说我们天天过年的意思。团子我爱吃；不一定要到过年，平常请客，规模较大的，也大概用这个。但被邀请吃团子，总要防过“红菇关”。永安出产香菇，也多红菇。本地人喜欢用红菇，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红血血的颜色很美丽；但怕中毒，我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
不吃要被责问“为什么这样客气？”吃了以后又要把卤脚倒到第二碗的菜上去，这在我是很窘的。
原载1949年2月1日《论语》第170期
张献忠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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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五个四川朋友，一天聚集着闲谈，偶然提到原籍问题，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四川人：成都人的赵君原籍是浙江，华阳人的文君是湖南，自流井人的李君是广东，内江人的余君是湖北，峨眉人的金君是江苏。他们的祖先搬到四川去住下，都不过是两百来年以前的事情。他们还都保持着固有的地方色彩，一说穿就觉得是很确实的。
考查起来，现在住在四川的真正的四川人并不多，大半都是由各省赶拢去的，这是因为在明朝未了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大的杀人，形成了“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的话。
实事上四川人虽不曾杀尽，可是实在杀了不少。四川本是地大物博的，所以各省的人都赶拢去了。
随便杀人，本是有了刀枪的人的常事。不过一般的杀人，目的大概是为排除异己。
张献忠杀人的动机，却并非专为这个。他的七杀碑上明明这样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从这些话看来，他要这样杀人，好像是替天报复的。照蜀碧和蜀龟鉴所记载，他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任凭落下触在枪尖上，看着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情况以为快乐。可见他的杀人，替天报复以外，还寓着游嬉的意义。
据说张献忠以杀人为游嬉的方法多得很，有一回，他已积起了一大堆的妇女的小脚，带着他的爱妾去观赏。看了一 阵，觉得那山一般的小脚堆上还缺少两只出色的小脚做顶尖，就把他爱妾的脚割下来放上去了。
每到一处，他照例杀一大批人以后，还要把头，手和脚分别堆积起来，点清数目以后，记一笔帐，还要刻在碑上。
一天晚上，张献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儿子都杀了。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从人不去劝阻，于是把从人也都杀了。他的妻子固然服从他，他的从人连杀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劝阻，更是绝对服从的；但他统统杀了。可见他的杀人，并非专为排除异己。
张献忠的杀人，有时无非出于好奇心，譬如杀一个状元的事。他很尊重那状元，只是因为钦佩已极，要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多才多艺，就把那状元活活的剖开肚子来看了。
张献忠真可谓勇于杀人的了，杀人的花样也是够多的了。
但他都是明做的，不曾用过暗杀的手段，这一点还值得我们佩服的。
原载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６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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