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决定国际竞争能力的关键
上述几个神话的打破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配合）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能
力的关键。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涉及到整个意识形态从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向群体主义（Communitarism）的转移。美、英是典型的
基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政府对以个人为主的商业活动不作过多干
预，只是在市场活动之外或“市场缺陷”（marketfailure）之外发挥拾遗补
缺的作用，相应的日本、德国属于群体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政府作
为群体利益的最高代表，直接介入和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企业合作进入国
际竞争。这正是本书反复强调的美国颓势的根本症结所在。当今世界市场上
75％的商品不是由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社会生产的。在个人主义社会，企业利
益与政府利益是分割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在群体主义社会，二
者的利益在更多的场合方面是一致的，是合作者以致合伙人的关系。举例而
言，在美国，政府关注于收入安全，大量活动用于失业保险；在日本，政府
关注于就业安全，大量活动用于与企业一起提供就业机会。
三、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政企关系
三、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政企关系
企业权力来源的不同，往往直接决定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美英式所有
者主导型的企业在普遍股份制发展之后，股票持有者只关心短期分红和股票
价格波动，根本不管，也无从管企业的长期发展。这类企业特定的短期目光
和短期行为，很难与政府的长期发展战略步调一致。相反，银行作为债主即
关心自己贷款的安全同时又热衷于扩大存贷业务，保持和发展与客户的关
系，因而很容易支持客户的长期发展。职工的利益，特别是在有终身雇佣制
和年功序列制的日本，更是与企业的长期发展密切相联。所以这类不以股东
利益为主导的企业更具长远发展眼光，因而容易和政府的中、长期战略相配
合。
从另一方面说，股东主导型的企业利益与职工、社区利益经常发生对立，
成为保红利而压工资，裁职员以及不顾污染环境等等；至少企业利益在多数
场合与职工、社区利益是分离的。因而政府直接帮助企业发展，本质上就和
营私舞弊、行贿受贿分不清。所以，在美、英有大量法律想方设法去限制企
业与政府勾结（合作）的种种可能性。相反，在一个群体主义社会，企业以
职工和社区利益为主导，企业的经营目标往往不光是分红，企业本身也承担
多种社会功能，这时政府直接帮助企业往往就是顺理成章地帮助社会。这一
点在日本表现得尤其明显。日本颁布反垄断法多年，自
1949年以来，只有三
案诉讼。政府与企业的“勾结”根本没有多少限制。
总之，洛奇教授的分析表明现代国际竞争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配
合。传统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股票持有人主导的企业，由于其短
期行为的特点，不能与政府配合默契；由于其股东利益的局限，政府又不能
在国际竞争战场上去放手帮助它们。这就是美国在与日本、德国等国的竞争
中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轮到美国改革了》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实现由个
人主义向群体主义的转移；在企业权力基础上实现由股东主导向银行、职工
和社区利益主导转移；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实现由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向
合作者，甚至合伙人的关系转移。
严格地说，此书的写作风格不是纯正的理论分析。洛奇是畅销书《美国
病》（1984）一书的作者。该书我记得国内已翻译出版。凭借作者良好的学
术素质，该书对不同产业传奇式的描述，使一般读者都能对作者敏锐的洞察
力和革命性的学术思想留下深刻、清晰而生动的印象。
显而易见，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对我国的改革，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大
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以及重新构造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同样具有启发意
义。
义。
1993年
9月
序
序
了
15年。自
1978年以来在占世界人口近
四分之一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持续
15年的高速发展。
今天在世界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
广泛的承认。
过去
15年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开放和搞活为主要特点。针对
僵化的传统计划体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大胆引进市场机制，
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改革的主要成功之处。近年，制定股份制管理
条例、建立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金融财税和工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
的举措，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更深入的阶段，一个由破到立，由引进
市场机制到建立市场秩序，由减少政府干预到重新构造政府管理职能的新的
阶段。
为了适应这一新阶段的历史要求，一批中青年决心编纂一套丛书，取名
为“政府、市场与体制创新”，翻译和介绍有关经济体制建设方面的历史经
验和学术探讨。丛书的名字和出发点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批中青年
同志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参与了
15年的改革，脚踏实地地做了不少工
作。祝愿这套丛书也能扎扎实实地办好，在中国真正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
历史时刻，发挥出这套丛书创办者们所预期的作用。
袁宝华
一九九三年九月
轮到美国改革了
第一章
第一章
本世纪
80年代，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日趋重要，影响到公司和社会的繁荣
兴旺。下文要说到，有些行业和政府的关系之坏，简直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政府与企业间关系日益重要。原因是出现了三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有些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异常出色，如日本、韩国、德国和台湾；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战略特点是企业界与政府紧密合作，使重点行业赢得了世界市场份
额。相形之下，那些战略比较内向，企业和政府互不相关，关系紧张，势同
水火的国家就不那么成功。
第二个现象是企业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携手联合，盘根错节，背后往往
还有政府撑腰。这些联合体对单一民族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失去世界市场份
额的国家，在控制本国企业，甚至控制本国领土的能力上形成严重威胁。与
第一种现象不同，第二种现象削弱了政府的力量。迈克尔·波特把单一民族
国家称作“舞台”，无可非议。这些“舞台”只是供跨国公司表演，纵横捭
阖，时而利用某些国家的力量，时而又利用另一些国家的弱点。然而，政府
并不会乖乖交出权力，这样一来，企业界和政府问的关系，其重要性就增加
了。
第三种现象是从上述两种现象派生出来的，即技术对于国家的政治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上升了。虽然技术本身可以保证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但国家
不同，掌握开发技术的能力各异。制造商有可能通过全球化而在技术上得益。
但是国家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制造商纷纷外迁的国家，很可能会落在后
面，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技术迅速发展，利用技术的专门知识日新月异，这
就使掉队的国家要想赶上去十分困难，乃至无计可施。许多政府支援、指导、
扶持或控制国内企业，意在使本国享有某一方面的技术优势，如巴西在微型
电子计算机方面，日本与美国在微电子方面等。与此同时，有的国家政府对
于技术危及地球脆弱的生态环境表示不同程度的关切，要求控制技术应用的
呼声日渐高涨。
在这些现象——世界竞争激烈化，企业的全球化和技术的政治化——面
前，各国政府莫不严重关切。例如
1986年，法国政府的电信管理总局局长雅
各·唐杜这样说：要在欧洲范围内，保住法国人的存在，国家不再能袖手旁
观了。至于在广阔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也只有国家冒风险参与，才能使法国
人能够有点地盘，搏上一搏。这样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处理好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既要求了解政府与企业的行为在不同国家
迥然各异，还要求了解对此迄今人言人殊的种种看法。在本章里，将挑选一
些国家，考察其中政府与企业的目的和任务有何不同，还要看看形形色色的
组织和机构。有些国家的政府以通盘考虑本国优先发展重点为己任，倾向于
采取集权制，由一些享有威望的、有势力的政府官员占统治地位，他们无一
例外地与企业界有些合作关系，而企业界本身也组织起举足轻重的行业协作
组织。另一方面，有些国家，政府的职能比较受到约束，权力有限，组织形
式较为分散而不集中，领导政府的官员可能受不到政界领袖的尊重，企业界
集团也很松散，政府和这些集团的关系，即使不敌对，至少也若即若离。除
了分析政府与企业界的任务、目的和组织结构之外，还准备比较一下某些国
家政府肩负着哪些重要的任务，运用哪些工具。
采取集权制，由一些享有威望的、有势力的政府官员占统治地位，他们无一
例外地与企业界有些合作关系，而企业界本身也组织起举足轻重的行业协作
组织。另一方面，有些国家，政府的职能比较受到约束，权力有限，组织形
式较为分散而不集中，领导政府的官员可能受不到政界领袖的尊重，企业界
集团也很松散，政府和这些集团的关系，即使不敌对，至少也若即若离。除
了分析政府与企业界的任务、目的和组织结构之外，还准备比较一下某些国
家政府肩负着哪些重要的任务，运用哪些工具。
关于政府的任务有两个观念上的形式：“政府不干涉主义”——这是强
调个人高于社会的——和相反的“共同管理主义”。在实践中，多数国家表
现出的是这两种形式的混合体。在一个政府不干涉主义的社会中，政府的任
务是有限的，基本目标是保护私有财产、强制执行契约和保持市场开放，使
公司间竞争紧张激烈，又尽可能地自由。政府和企业界基本上各干各的，只
是在国家的经济大局和安全出了问题时，才会干预企业的事务。因此，政府
的干预往往与危机相联，如发生流行病、污染、经济灾难和战争等，而且干
预是暂时的例外情况，正常状态是个人与企业自治。政府的目标与方向留给
利益集团去摆布，政府要优先抓些什么是由利益集团来规定的。一个政府不
干涉主义的社会对政府老是持怀疑态度，对中央集权顾虑很多，不乐意政府
制定计划，尤其是长期规划。
但实行共同管理主义的社会中政府的任务就不同了。在这个社会里，政
府享有威望，是有权威的，有时甚至是专制的，职能是确定社会的短期以至
长期的需要，同时要负责使这些社会需要得到满足，虽然不一定由政府机关
来做。政府为社会规划出一幅远景，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促其落实。
政府还起着核心作用，制定，有时是施行制造出社会共识，以支持它所决定
的社会前进方向。制定共识，往往需要采取高压手段，这种共识可能以集中
或分散的样式来达成，从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或从基层自下而上都行。共同
管理的社会可能等级森严，也可以是平等的。等级的性质各有不同。比方说，
有能人统治式、寡头统治式、种族统治式、神权统治式或贵族统治式，等等。
简单扼要他讲，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一向热衷于政府不干涉
主义，日本则倡导共同管理最力。其他国家无妨排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德国
比英国更倾向于共同管理，但程度不如日本。法国是两者的混合，20世纪。。 80
年代选举了一位总统，倾向于共同管理，一位总理，偏爱政府不干涉主义，
与总统共同掌权，平分秋色。巴西和墨西哥也是两种观念的混合体，但不像
法国融合得那么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政的前苏联，如果改革幸而成
功，“抹去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与理想上官僚主义锈斑”，可能会走向更
像日本式的共同管理主义。
政府不干涉主义易于产生查默斯·约翰逊称为“调节型”国家，在这类
国家里，市场决定企业活动，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或管理只是为了达到市场达
不到的目的。另一方面，共同管理主义的特点多见于所谓的“发展型”国家；
在这类国家里，政府的任务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而且负责促进实
现。发展型国家是和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相联系的。实行政
府不干涉主义的社会，政府无一不是民主的；而实行共同管理的政府则既可
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专制的。下文还要结合上述各自不同的政府任务，谈
到互有区别的政府结构。
政府不干涉主义易于产生查默斯·约翰逊称为“调节型”国家，在这类
国家里，市场决定企业活动，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或管理只是为了达到市场达
不到的目的。另一方面，共同管理主义的特点多见于所谓的“发展型”国家；
在这类国家里，政府的任务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而且负责促进实
现。发展型国家是和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相联系的。实行政
府不干涉主义的社会，政府无一不是民主的；而实行共同管理的政府则既可
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专制的。下文还要结合上述各自不同的政府任务，谈
到互有区别的政府结构。
传统的西方经济，植根于政府不干涉主义，认为独立的公司之间的自由
贸易，不受政府限制，会对一切有关方面带来最佳效果。公司受益于国家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优势。
然而，20年来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取得的惊人成就使这个观念成了问
题。这些国家和它们的公司反政府不干涉主义之道而行之，尝到了很大甜头。
它们一不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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