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美国改革了- 第1部分

导言
纪　
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和企业对各自的任
务和相互关系进行改革。危机的发生主要由于与外国的竞争。有的工业部门，
如钢铁和机器制造部门，事实上在萎缩。看来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进行
改革，以恢复经济竞争力；要么削减生产，但求守住摊摊。同前苏联的情况
一样，轮到美国改革了。不改革，不得了。事实上，别无出路。不改革，无
论经济、政治或社会，都会继续垮下去了。

改革的快慢，效果的好坏，全看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对正在于、必须干
的事理解的深度如何，改革势必会威胁到传统，会有这种思想倾向：何必多
此一举？如果治病，看来比害病还要难受，病人自然会讳病忌医啦。甚至改
革开始之后，还会否认在改，把改革看成一时脱离常轨的现象，而不是势在
必行的、不可逆转的根本性变化。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会说到这种实例：
政府与企业在微电子工业领域上合作时，双方都犹豫不决，思想混乱。但是
一点一点地，上场的选手们看到了：原来认为只局限于半导体工业中的问题，
事实上要大得多，要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去抢救牵涉到整个电子工业的“食物
链”（要有供应商提供制造芯片的设备；芯片制造出来了，又要有客户，如
高清晰度电视机厂商来购买）。有了这套“食物链”，半导体制造商才有了
靠山。政府要认准和维持这条“食物链”。除了政府，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现实威胁着政府与企业间的传统关系，改革一步三停，受到矛盾心
理的阻碍，改革也为疏忽大意所曲解。

进行有效的改革，要有三项必备条件：

第一，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必须了解，政府的政策极大地影响着企业在世
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政策的确是举足轻重。

第二，必须了解政府的政策是从国家的体制产生的；各国的政策大不相
同，有些国家的政策，其竞争力大于其他一些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而进行
的改革威胁着美国旧的体制。向新体制转轨要求对利害攸关的问题有全面了
解。看不到转轨带有体制性质，改革就不会成功。

第三，必须十分重视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处理不好，企业和政府
的战略都会告吹。

政府政策的作用

走出第一步，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在美国，可能还在别的国家如英国，
传统的理论是：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上的竞争地位的是企业与企业间竞
争的结果。根据这个理论，有的企业固然可以从本国相对的优势中获利，但
是如果市场开放，政府不加干涉，那么，所有企业统统都会得到好处。政府
可以充当“裁判员”，时不时吹吹“哨子”，但是政府不是“教练”，更不


是“运动员”。

是“运动员”。

1974～1976年之间，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钢产量下降　
1．22亿公
吨，其半数是美国减产造成的。结果，到了　
80年代初，美国成了钢的净进口
国，欧洲和日本却自给有余，仍旧是净出口国。不管是否适宜，美国这种减
产后果是痛苦的。28家公司申请破产。1980～1987年间裁员　
60％，20多万
份高薪职位没有了。仅从　
1982～1985年，钢铁业损失了　
120亿美元。可是，
到了　
1987年，经过淘汰留下来的炼钢厂恢复了竞争能力，成本比　
1982年降
低了　
31％。

为什么美国比欧洲和日本减产多？政府政策是主要原因。例如　
1975～
1985年间，欧洲政府为使炼钢轧钢能力现代化补贴了　
448亿美元，过去　
5年
（1980～1983）中补贴了　
350亿美元。正如艾伦·沃尔夫说的：“欧洲政府
想找到一条市场不愿提供的出路，具体说就是更大的炼钢能力。”美国政府
对其他政府的战略所起的作用视而不见。在钢铁工业的逼迫下，美国政府便
设法去惩罚欧洲人，埋怨他们在耍花招。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欧洲人同意
象其他国家已经做的那样，“自愿”限制对美国钢的出口，给美国人留下一
部分美国市场。

戴维·科利斯所作的工业比较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同样在机床制造工
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既影响到机床制造业的结构和产品，也影响到成本、
技术和水平。结果是惊人的：从　
1955～1985年，美国的机床生产量从全世界
的　
40．4％降到　
11．7％，日本从　
0．6％上升到　
24％，德国持平，为　
14％，
英国从　
8．7％降到　
3．3％。日本政府采用了一整套的政策——贸易、投资、
补贴、研究与开发、税收的刺激、低息贷款等等——鼓励机床制造业进行合
作、制定统一的标准、制造的机器从简单趋于复杂、先在国内，然后在世界
取得市场份额。美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到　
1970年为止，国防部在机器制造业
上已投资　
15亿美元，鼓励制造昂贵的尖端机器，这些机器用来造喷气式战斗
机倒很不错，但却毫无商业价值。这样就延误了广大市场所需的低价数控机
床的投产，而反垄断政策又阻碍了工业合作，从而使得美国机床制造的资本
费用为日本的一倍。

近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地设法保护处境危险的工业——如纺织业、
服装业、鞋袜业、电视机制造业等，或采用和制钢工业类似的办法，迫使外
国竞争对手自愿限制对美出口；或与外国政府谈判达成分配对美销售份额安
排的协议。戴维·B·约菲把美国采取的这些保护主义政策形式称为短期的、
目标具体明确的特殊对策，用来替某些走下坡路的国内行业招架咄咄逼人的
外国竞争者。说来可笑，这些政策竟一成不变地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来执行，
美其名曰临时措施，是正常准则的一些例外，据说是为了避免采取更加露骨


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云云。但是正如约菲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治标不治本的
政策在所有方面都失败了。结果在国内，保护了缺乏竞争能力的现状，在国
外，扶植起更加强大的竞争能力，迫使外国的出口商提高技术、增加品种、
钻美国进口限制的空子，往往寻找到赚大钱的机会。这些后果的起因是美国
拒绝从长期、整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不把贸易政策当作“积极的产业结构调
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所及，衰退的工业得到的只是实际价值不大的保
护，而新兴工业却遭到忽视，或在不相协调，甚至彼此矛盾的政策压力下举
步维艰。

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云云。但是正如约菲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治标不治本的
政策在所有方面都失败了。结果在国内，保护了缺乏竞争能力的现状，在国
外，扶植起更加强大的竞争能力，迫使外国的出口商提高技术、增加品种、
钻美国进口限制的空子，往往寻找到赚大钱的机会。这些后果的起因是美国
拒绝从长期、整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不把贸易政策当作“积极的产业结构调
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所及，衰退的工业得到的只是实际价值不大的保
护，而新兴工业却遭到忽视，或在不相协调，甚至彼此矛盾的政策压力下举
步维艰。

政府政策的差异

各国政府的政策有差异，是因为政策是各个国家形形色色的体制的产
物。而五花八门的国家体制又是各自不同历史条件造成的。今天，这些迥然
有别的国家体制彼此对峙，为争夺这块全球性经济馅饼的一份而斗争。

很难说哪种体制“最好”，它们反映出的价值观念相当不同。然而，要
辨认出哪种体制产生出最有竞争力的公司与企业，哪种体制能最有效地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以取得来日的高技术成就，简而言之，哪种体制能产生
出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倒并不难。从上述角度看，美国的体制显然不是
“最好的”。　1989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1982～1988年，美国不
得不从外国借贷。。　7000亿美元的巨款，以维持国内生活水平和政府费用的支
出，如防务费等。国外债主借贷的热情会不会衰减，外国各行业会不会抽回
1989年在美国的。。　1．5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谁都说不准。这种国力的控制
力下降迫使美国国内发生变化，尽管变化的步子十分缓慢。

美国行政人员忧心忡忡，眼睁睁看着这种被逼的改变正在成为现实。新
的现实正在破坏一向被珍视的神话。美国事实上已从一种意识形态规范走向
另一种意识形态规范。美国这样做，并非心甘情愿，只是为了支撑本国经济，
从而保持本身的政治、社会原则而不得不这样做。

企业与企业竞争，不受政府干预，这一旧观念被现实粉碎了：政府参加
了干预。有一切理由相信，政府干预会愈来愈多。

意识形态规范的转变还破坏了第二个神话，即国家权力有限论。旧的信
条是管制愈少，事情愈好办，政府的过问要不断受到控制，政府各个部门要


分权，要彼此牵制。危机发生，企业集团互相碰撞倾轧之时，政府应作出反
应；但决不要制订计划，决不要提前系统地考虑社会的需要，也不要提出国
家的远景规划。可是不管怎样，政府已经在制订计划了，而且非制订计划不
可。对此，有的人提心吊胆。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又威胁到第三个神话：私
有财产所有权。

分权，要彼此牵制。危机发生，企业集团互相碰撞倾轧之时，政府应作出反
应；但决不要制订计划，决不要提前系统地考虑社会的需要，也不要提出国
家的远景规划。可是不管怎样，政府已经在制订计划了，而且非制订计划不
可。对此，有的人提心吊胆。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又威胁到第三个神话：私
有财产所有权。

然后按他们的要求去做。今天，《幸福》杂志排出　
500家大公司的经理
们则不同了。他们只能从华尔街那些极精明的股票经纪人炒卖股票的活动中
去揣度股东们的愿望。这些经纪人的唯一目标是赚钱，为客户捞钱，而且越
快越好。至于这样于是在促进还是破坏公司的长期兴旺，他们是丝毫不感兴
趣的。

许多经理承认股东所有权制神话的消极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抱着这一神
话不放，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这一制度。如果这个概念没有了，他们又该从
哪里获得他们的权力呢？在实践中，答案是清楚的。权力来自受他们管理的
员工，来自他们活动于其间的社会。这就是新的现实，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如果权力来自被管理者，那么和雇员的关系就不能再是冤家对头了，不能再
单纯地按雇佣合同办事了。这种关系必须允许员工有参与管理的意识，决策
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以达成共识。如果权力来自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那么这
些全社会的需要就必须由政府来加以确定，确定的方法要可靠，要利索。如
果全社会的需要是要求各行各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加强合作，以便产生规模
经济效益，以便集中财政与技术力量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那么反托拉斯法
界定的市场竞争神圣原则就必须让位。如果政府的任务是自始至终采取可靠
办法确定社会的需要，并创造条件促其实现，国家权力有限论就站不住脚了。

美国的经理们还看到另一个神话正在破产。这个神话就是分工越细越
好，越专越精，专业化程度高准会带来令人满意的成果。核动力设备、氟利
昂和有毒化学药品的制造商们已经懂得这个概念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痛感生
活在一个脆弱的生物圈里，是个一捅就破的蔚蓝色大气泡；在这个气泡里，
我们的行动可能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整体论要在这里生根，如果没有“部
分殃及整体”的意识，部分本身就不合情理。

我在前文把这叫做从“政府不干涉主义”向“社会共同管理主义”过渡。
“政府不干涉主义”一词很合美国人的口味，而“共同管理主义”则不然。
因此美国的公司经理可能会觉得用这两个词语来解释当前的转变会帮倒忙。
他们主张解释变化要慎之又慎，用词要老板们一听就觉得符合公司的利益。
然而对于抓改革并要说服别人相信非改革不可的人来说，从意识形态角度分
析问题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做，才能暴露出可能受到冲击的规模与范围：种


种神话、社会心态、种种等级制度以及受到这一思想概念过渡威胁的集团利
益。

种神话、社会心态、种种等级制度以及受到这一思想概念过渡威胁的集团利
益。

处理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有效地处理好改造美国政府与企业的任务及其关系的第三
步：关系的处理问题。

因为政府政策对企业很重要，所以企业对于政府的政策及其动向有强烈
的兴趣。这种兴趣有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愿意协同政府制订政策；第二，
当政府政策最后决定下来之时，企业愿意做到随时按照政府政策迅速地校准
自己的战略。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公司内处理有关政府事务的职能。不幸的是这项职能
一向被美国公司所忽视。即使也有例外的情况，这些与政府有关的事务（GA）
也是被人们从狭窄的、局限的角度来看待的；人们常常只把这些事留给“驻
华盛顿办事处”，将它与决策总部分开，认为它是命令的执行者，奉命搞掉
这条法案，或推动通过另一条法案就够了。作用类似消防队，是防御性的，
特别是缺乏长期战略。政府事务经理人员的任务是应该懂得如何影响国会议
员和内阁部长们，以求达到公司的目标。这些目标是早已制定好的，政府事
务经理人员并未参加制订。他们经常向公司法律总顾问报告，法律总顾问布
置任务总是处处墨守法规，讲究正式法律手续，通常摆出要跟政府打官司的
架势。政府事务经理人员的任务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在华盛顿作战，却没有
给他们留下运用策略或作出妥协的余地。

企业对于制订国家政策可以作大量贡献，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和能力，是
立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