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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的第二个要领，在“人力的运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敢进入，不过是一种专心投入的表示，目的无非在明哲保身。
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善战的将领，要在兵势运用上力求占得优势，不可苛求兵员比例的多寡和素质的强弱，老是指责部属的缺失。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一节 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2）
中国式管理不强调“能力本位”，就是“不责于人”的表现。“做得不好便换人”，徒然令闻者心寒，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明智的老板，能换到让部属不觉得没有面子，不至引起反弹和反感。换就是，说这么多干吗？
孙子又说：“择人而任势。”依照不同的部属，创造不同的“心势”，当然无人不可用，也无人不乐为之用。古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更是如此，因为观念大多不正确、脑筋大多不清楚了。
择人任势的要领，也不外乎推、拖、拉的运用。看人说话，因人而异，逐渐形成兵法中的“权谋派”，孙子、吴子都是代表人物。
兵家说“权谋”，是一种面对敌人，不得已的说法。管理不能耍权谋，否则何以面对自己人？讲中国式管理，只要开口说出“权谋”字样，便知不是行家。
治水何必用权谋？对水耍诈有什么用？把治水的工程做得美观些，使人看起来更富有“艺术”的感觉，那才是我们所要做的。
太极是什么？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中国人所熟悉的黄河，变化很大，这种自然的流行，充分表现在太极图中的“反Ｓ线”，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往下，在一往一返之中，呈现弹性的双轨路径。太极拳所表现的精神，正好如此。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忽前忽后、忽上忽下，不一定。
中国式管理，便是合乎中国人性要求的管理。它所依据的思想形态，正是自然流行的太极思想，而其方法，主要也在于推、拖、拉的太极拳法。太极思想没有错，太极拳法没有运动伤害，推、拖、拉十分有道理，中国式管理必然行得通，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多数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至行之日久，年久失修，做出了很多偏差措施，令人深以为憾！
治水有效与否，主要的评量标准在于是否“合理”。太极的自然流行，并非完全根据人的爱好而调节，却常常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之中，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可见站在客观的立场，对人仍有其好处，只是大多数人不自知而已！
实际的情况是，放眼看去，举国上下都在推、拖、拉，为什么还不敢承认、不肯承认呢？推、拖、拉到合理的地步，一切圆满。但是合理不合理，因各人立场不同，智慧有差异，当然产生不相同的评价。一般人看自己推、拖、拉，总觉得十分合理；看别人推、拖、拉，老认为不合理。孔子希望我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不是合乎中国人这种“差别待遇”的需求呢？
太极思想的要旨，在认为“本来就这样”，首先心理上要抱持“不怨天、不尤人”的心态，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用头脑仔细想想，然后“看情势”办事。这种自然流行的方式，不产生什么心理压力，才会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以求身安心乐。
“论关系、讲交情、看情势”是太极思想在管理上的运用，只要一切做到“合理”的地步，有什么不好！凡怕谈关系、怕讲交情、不看情势的人，恐怕是自己心有不正，或者艺有未精所引起的结果。
只要确实掌握“用推、拖、拉来圆满达成任务”，摒弃“以推、拖、拉来推卸责任，满足自己的私欲”，中国式管理，便没有什么值得非议之处。
中国人的习性像水
人类要求生存，水和空气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一般而言，空气好像到处都有。于是水就成为人类追逐的主要对象。中国人的祖先，绝大多数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的两侧。黄河提供食用水和鱼类食物，成为适宜生存的安身之处，中华文化与黄河的密切关系，使中国人的习性，和“水”十分相像。
首先，黄河河道善于变动。某甲住在河东，忽然黄河改道，变成河西。中国人深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原来一切都“不一定”，风水是轮流转动的！
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不一定”，对什么都将信将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看起来反复无常，实际上是随机应变。因为太多的移动、泛滥，使我们深切地体悟到“看着办”的道理。随时随地，看情况办事，不一定呀！
其次，黄河泛滥会酿成水灾。然而“水灾深水利也饶”，有人遭遇灾害，也有人得到好处。几家欢乐几家愁，使我们明白“有得必有失”，“有失也有得”的阴阳互补原理，以至得到的时候，不会太高兴；而失去的时候，也不会太伤心。纵使获得大奖，也不致惊喜失措，表现得像神经病患似的，令人觉得好笑。再大的灾难，也能够节哀顺变，很快就恢复正常，准备卷土重来。
第三，水的特性，避高而趋下，丝毫不费气力。中国人善于借力使力，甚至于打人都舍不得花力气。一切讲求当省就省，能省力便轻松一些。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得悠闲的民族，像水一样，能不动就不动，能够不费力地向下流，当然会流动。中国人做事，看起来好像不十分认真，实际上是用心而不紧张。用心去做就好了，那么紧张兮兮地做什么？
再说，水避实而击虚。被石头或土地挡住，它就暂时不动，不会猛烈地攻坚。石头有缝，水就有缝便钻，由虚处流过去。土块松动，水也就连带着泥土，一起往下流。遇实即避，有虚便乘，永远不停滞。
中国人一看来势汹汹，大多数会采取暂时躲避的态度，以观后效。对于有实力的集团，自然另眼看待，给予更多的优惠。若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或者经不起试探，马上现出虚弱的体质，那就老实不客气，一切依法办理，甚至还要趁机多要求一些。欺善怕恶和避实击虚，似乎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一节 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3）
在学习水那种有缝就钻的特性方面，中国人尤其惟妙惟肖。中国人不违法，也不愿意犯法，大家只是研究法律的漏洞，然后极力去钻。法律拿中国人没辙，就是因为中国人专门喜欢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让执法者找不到处置的依据，而大伤脑筋。
水钻土石的缝，人钻法律的漏洞。水把缝冲大，人更能够把缝扩大。中国人常说善门难开，即是此理。还有，水在平地流动，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是遇到不平的险阻之地，就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这种不平之鸣，到处都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人喜欢和人家比来比去，凡是自己占便宜，得到更多好处的时候，内心十分舒坦平静，大多不会表现出来。惟恐表露出来，引起他人的不平和抗争，影响到自己既得的权益。以至暗自高兴，却始终不动声色。但是比来比去的结果，发现自己有吃亏的地方，心中不平，马上会反映出来，同样是一种不平之鸣。
最为显著的地方，莫过于水的力量不大，至少给人的感觉，不如火那样猛烈，反而有柔软和蔼的样子。可是一旦蓄势待发，那股威力，确实令人畏惧。势越强，所产生的力量则越大。
瀑布由天而下，势不可当，向下冲击的力量，相当巨大而可怕。中国人最知道造势的功能，可以说一抓住机会，便要造势。只要造势成功，到了势大力大的时候，予取予求，似乎是举手之劳，丝毫不费劲。形势比人强，应该是中国人从水的表现所体悟出来的道理。时机固然重要，可惜只能等待而难于创造，往往可遇不可求。情势却能够由自己来创造，只要造得出来，英雄不怕出身低，照样可以大声说话，展示威力。
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治水的方式，以疏导为主，防堵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中国人因而明白威武不能屈的道理，越防堵越要设法加以突破。和中国人相处，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顺性而为，顺着中国民族性和中国人打交道，自然省力而有效。
水流不断，象征生生不已。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延续生命，大多十分在意。子随父姓，成为父子血脉相连的外在标记，而有子继承父业，则是人生价值的指标。
水似柔却刚，中国人喜欢内刚外柔，内方外圆，心中有原则，而且十分坚定，表现出来的，却是相当随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中华民族看似软弱，有时还带点懦弱怕事的味道，但是几经外侮，却能够显现坚强无比的不可征服性。我们敬天、事天、顺天，有时候也会大骂老天爷不长眼睛。
黄河性情暴虐，却也有平静的时候。由于泥沙淤积，水流缓慢，呈现凝重细腻的本色，祥和宽大的气氛。中国人爱好平静的黄河，害怕它暴虐的一面，因此特别重视和平的可贵，一切以和为贵。平时温柔敦厚，能忍则忍，同时择善固执，以和平为不易的理想。只有在忍无可忍的特殊时期，才会雄健刚烈，勇不可敌。
众多支流的黄河，看起来各有不同的特性。但是最后一起流入渤海，形成合于一的局面。分争合流，也是中国人的习性之一。大圈圈之内有小圈，小圈圈之中，还有小圈圈。组织内部，派系之争不断，一旦遭遇外敌，却能够摒弃派系的利益和争论，一致对外，既斗争又联合，一点儿也不矛盾。
中国人彼此骂来骂去，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打听中国人聚集在哪里，大家又凑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黄河的流动和盈缩，可以看出端倪。山性使人塞，山区人的向心力是闭塞的，排外的。水性使人通，明白水性的人，向心力是通达的、开放的。人在曹营，照样可以心在汉，从这一种观点来看中国人，就不致误解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归属感了。
我们有依附感而缺乏归属感，说起来对世界大同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中国人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资源这么丰富、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高明，加上归属感这么坚实，请问其他的民族，怎么和中国人竞争呢？
中国式管理，讲起来就是水的管理。和美国式管理偏向火的管理颇为不同。我们主张以柔克刚，先礼后兵，继旧开新，生生不息，无一不和水有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孕育出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中国式管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中国式管理是否有效，要看我们如何合理运用。用得合理，自然效果良好。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二节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1）
现代人的思维法则，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采用“二分法”。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再从中选择其一，作为答案。看起来清楚、明确，好像是非十分明白，而且简单明了。例如唯心、唯物的争论，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结果产生“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那么不是唯心论者，便成为唯物论者。西方的管理，沿用这种思维法则，把人“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将管理的气氛划“分”为人治和法治。
中国人的思维法则，本来不应该如此。由于太极的启示，中国人擅长在“一分为二”的分析之后，“把二看成三”，在相对的两端，找出中间的灰色带，也就是二“合”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形成第三个概念。
例如唯心、唯物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中国人看出两个之外的第三个概念，叫做“心物合一”，因而统合了唯心和唯物，成为心物合一论。
中国式管理，承袭太极思维法则，把人看成三种。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至于管理的气氛，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却十分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说起来实施法治，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
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长久以来，成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借口。西方人重“分”，喜欢用分析法，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离破碎。专业化的结果，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着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个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
中国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设法避免？一分为二之后，当然可以二合为一。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说：“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即是把“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看成三个。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个“无可无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