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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口头辩论就因过度纠缠于细节而陷入泥沼。从大法官们对西奥多·奥尔森的提问可以看出，肯尼迪和奥康纳简直就像在超市里买错了东西，对仓促发出调卷令的决定懊悔不已。正像奥康纳提到的：“如果这一事务只与州法相关，我宁愿我们对此置之不理，让州法院去处理，可你们却竭力说服我们这是一个与联邦法律有关的争议。”
肯尼迪说：“我们在寻找涉及联邦的争议点。”这也是戈尔阵营的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劳伦斯·却伯（LaurenceTribe）内心的疑问，不过，现在看来，大法官问这些问题，好像是在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大法官们在口头辩论当天下午就召开了会议，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进行投票，会议的重点是如何尽力达成一个没有异议的判决。他们知道，在这个极度政治化的时期，最高法院必须用一个一致性判决来显示大法官们的精诚团结。但是，大家彼此的意见却并不一致。保守派大法官们，尤其是斯卡利亚，都对佛州最高法院近乎改写本州选举法的行为非常不满。斯卡利亚认为应该好好敲打一下这家法院，至少在判决书的措辞上应当更加严厉。奥康纳也不喜欢佛州大法官们显示出的自由派倾向，以及他们明目张胆支持戈尔的行为。而自由派大法官们，尤其是斯蒂文斯，认为佛州最高法院做的不过是任何一州法院一直在做的事——解释本州法律。斯蒂文斯及其盟友认为，既然大选“争议”仍在进行中，就应当驳回上诉，让佛州最高法院自己去处理。
每当会议陷入僵局，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伦奎斯特往往会亲自起草意见，并尽力说服大家接受。可是，遇到如此重大的案件，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首席大法官居然没有亲自撰写意见，而是指派一位名叫卢克·索博塔（LukeSobota）的法官助理起草意见初稿。
伦奎斯特决定用“取消”（vacate）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也就是说，取消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拒绝作出新的法律判决。“经过对佛州最高法院意见的审议，现在仍无准确依据供我们作出判决，”该意见写道，“目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对本案涉及的联邦问题进行审议。”换句话说，首席大法官把皮球又踢回了佛州最高法院，既否定他们判决的准确性，又认定由他们解释本州法律更为合适。这简直是一颗穿透佛州大法官们的子弹，委婉表达了最高法院对他们的警告。
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于星期一公布，这时已经是12月4日了。判决内容竭力显示这是整个法院的判决意见，而非某个大法官的一己之见。如果这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总统大选争议期间的惟一判决，那么，大法官们在整起事件中扮演的无非是一个适度注解的角色。大法官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本来就不该卷入选举事务，如果迫不得已被卷入的话，至少不要犯太大的错误。
12月4日这天更重要的新闻发生在塔拉哈西，当地法官就戈尔团队的“争议”作出判决，拒绝了戈尔一方重新计票的请求，并维持哈里斯关于布什一方取胜的核票结果。这一判决将很快被上诉至佛州最高法院——而且，最终会到达联邦最高法院，皮球又被踢回来了。
关键州（Decisive States），又称“摇摆州”（Swing States）或“战场州“（Battlegroud States），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是指共和、民主两党势力不相上下的地区。这些州大概有19个，较大的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和佛罗里达州。
跑卫（Running Back， RB），跑卫是美式橄榄球中持球跑动进攻的球员，凭力量、脚步和速度变化穿透对方防线推进是他们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接传球推进。跑卫又分为半卫（Halfback，HB）和全卫 （Fullback， FB）。
扶轮社（Rotary Club）是国际扶轮的下属的服务机构。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是由遍及世界的（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 2万多个）扶轮社组成的国际组织。扶轮社的成员被称为“扶轮社友” （Rotarians）。该社团组织的宗旨是将那些企业与职业领袖人物们组织起来，提供人道主义服务、鼓励在各种职业中提高职业道德，并在全世界建立善意与和平。社友们每周在就餐时间聚会一次。聚餐时间既是社交活动又是一起讨论服务目标的机会。通常都要邀请来宾作关于各种课题的演讲。
蝴蝶选票左边第一行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第二行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右边第一行是改革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但右边第一行比左边第一行低半格，正好位于布什和戈尔之间。打孔点在选票中间，即布什、戈尔所在左页与布坎南所在的右页之间，左边与右边同享一排选择孔。但选择打孔点的第一个指向布什，第二个没有指向戈尔而是指向右边的布坎南，第三个才是戈尔，而一般人很容易认为第一个既然是布什，第二个肯定是戈尔，其实第二个孔才是布坎南的。
很显然，戈尔希望在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县速战速决，以免时间拖得过长，失去民意支持。
漏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选票打孔时，出于种种原因，造成穿孔不透，或纸片残存。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限制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的法律。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
在迈阿密市达德县，布什团队找来了 250名身着在校大学生衣服的抗议者，他们趁乱混人选票中心，干扰并阻止了计票工作。事后调查证明，布什的支持者大概花了 100万美元将这些闹事者用飞机送到佛州，并花了 100万美元安排住宿，幕后资助者之一就是日后闹出轩然大波的安然公司。
第12章 紧锣密鼓
没有什么案子比2000年总统大选案更吸引大法官的助理们了。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钩心斗角、互相攻讦的对立气氛中度过了12月那段至关重要的时期。那么，法官助理是否真正对判决结果产生过实质影响呢？
第一个把法官助理渲染成一个工于心计、能量强大群体的人，正是威廉·伦奎斯特本人。42年前，伦奎斯特刚刚成为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就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 Repor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断言“自由派”法官助理正将最高法院的工作“推向”左翼。伦奎斯特声称，绝大多数法官助理显示出“对共产主义立场及刑事被告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认为应当将联邦权力扩大至州权力的范围，坚决拥护政府对商业行为的任何规制”。许多年来，人们一提起最高法院，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伦奎斯特描绘的那个被自由派法官助理盘踞的堡垒形象。
但是，到了1998年，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的前法官助理爱德华·拉扎勒斯（Edward Lazarus）颠覆了上述想象。他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见识了许多法官助理为保守派议程摇旗呐喊的现象。在《紧闭的会议室》（Closed Chambers）一书里，拉扎勒斯称这些右翼助理“自发进行秘密集会”，“为了党派目的”，行使“重要权力”。这些助理刚入法学院就成为联邦党人协会成员，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目标相互串联，秘密策划，最高法院内的餐厅、国会山内便宜的中国餐馆，都是他们密议的场所。
事实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都很平凡，也没那么神通广大。这些法官助理大多不过20来岁，都是精英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在基层法院有过一年法官助理的经历。（那些经常把自己的法官助理送到上级法院的法官一般被叫作“饲养员”＇feeders＇。）法官助理们负责审阅调卷令申请，从大约8000个案件中筛选出80件做进一步审查。在口头辩论准备期间，他们会和大法官一起讨论案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起草法律意见的初稿。至于具体操作细节，一般取决于大法官个人。托马斯会指派一个人担任主要助理。奥康纳要求法官助理们为她归纳每个案件的争议点，并形成一份“裁判备忘录”（benchmemo）。肯尼迪在每次口头辩论开始前，都会与法官助理们进行模拟开庭演练。斯卡利亚向来都忽略法官助理的存在。斯蒂文斯干脆另起炉灶，完全按照另外一套机制运作，他是惟一不派人参加“调卷案件汇总”（certpool）的大法官，后者是指另外8位大法官办公室各派出一名法官助理参与分拣案件，并将每份调卷令申请浓缩成一个详细的案情备忘录。斯蒂文斯的意见书初稿向来由他亲自起草。与伦奎斯特一样，斯蒂文斯每年只聘请三个法官助理，而其他大法官通常都会聘请四个。
法官助理起草大部分法律意见这一事实容易给人们造成错觉，尤其是法官助理群体本身。由于承担了上述职责，许多助理都认为自己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实，这一作用被明显夸大了。最高法院的意见通常都是格式化文件——事实陈述外加法律分析——这一格式根深蒂固，从不会因案件不同而改变。总体来说，每份法律意见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关系甚大，并可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对于这部分内容，大法官们自己向来是亲力亲为，慎之又慎的。伦奎斯特进入最高法院后，对法官助理的权限进行了重新调整。他曾坦承，经常觉得自己被束缚在一大堆脚注里，而不是前面的意见正文中，因为法官助理们太喜欢使用脚注了。不过，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是大法官们，而不是法官助理，最终决定如何投票，投票权高于一切。
尽管作用有限，逐年轮换的法官助理还是给最高法院注入了许多新鲜活力，或者说，在这座大楼内营造出一种活跃气氛。奥康纳喜欢让亚利桑那人做助理，伦奎斯特中意于网球爱好者，金斯伯格乐意找热爱音乐的，苏特更愿要脑瓜灵活的。年复一年，这种彼此交流当然会产生化学反应。在19992000年度，也就是大选前那个开庭期，所有法官助理都相处融洽，惟一冒出过的不和谐音符，是曾有一名法官助理把另一名助理推倒在最高法院的喷泉池里。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随着重新计票争议愈演愈烈，最高法院内的气氛也急转日下。多年来，左翼大法官——尤其是斯蒂文斯、金斯伯格与布雷耶——的法官助理都很偏向自由派，并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其他法官助理分门别类。当最高法院就总统大选争议做出第一个裁决时，法院内的气氛一度非常紧张。但是，当布什诉棕榈滩县调查委员会案的判决公布后，最高法院看上去仿佛已与2000年大选没什么关联，大法官们在该案中的意见，也貌似是他们最后一次就选举事务发言。
然而，佛州的选战仍在进行。戈尔质疑核票结果的案件已经摆在塔拉哈西地方法院法官N。桑德·索尔斯（N。SandersSauls）面前。索尔斯一直以该地区最差劲的法官而著称——其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极端反动。1998年，因为他“不断破坏司法管理工作”，佛州最高法院甚至威胁要对他给予降职处分。遇上索尔斯这号人来做本案的主审法官，戈尔算是撞了霉运。
索尔斯在阿尔伯特·戈尔诉凯瑟琳·哈里斯案（AlbertGorev。KatherineHarris）中的表现，果然印证了“名副其实”一词。他的判决意见于12月4日下午公布，篇幅不大，但显然牵强附会。他承认，种种记录表明，佛州的计票机器“确实存在算错票的情况，其计票结果并非完全准确”，但是人工重新计票将改变佛州选举结果这一说法，“并不存在合理可能性。”这天黄昏时分，戈尔的律师就此裁决向佛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那里再次成为戈尔的惟一希望。
看来佛州法律这次又站在了戈尔这边。如果佛州的机器计票确实存在重大失误，那么人工重新计票的结果显然更为准确。但索尔斯法官偏偏就简单地认为重新计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
12月7日，星期四，双方律师再次云集于佛州最高法院。布什阵营仿佛已预料到这次庭审的必然结果。贝克与其他高级幕僚连庭审都没有参加，这些人的缺席释放出一个讯号：佛州最高法院这道程序对他们已经无关紧要了，联邦最高法院才是重点。果然，几位佛州大法官很快得出结论，索尔斯的判决实在是大错特错——计票工作仍需进行。本案的争议点一开始就集中在漏选票上。
起初，布什阵营的主要立场是，如果只在四个县进行重新计票——而不包括其他63个县，就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公平。而现在，由于核票结果已经证明布什领先，上述论点反过来又对戈尔有利，他本来只是向法院申请在棕榈滩和迈阿密·戴德两地重新计票，而现在大法官们不得不把重新计票范围覆盖至全州。对佛州大法官们来说，最公平的办法莫过于清点所有选票，看看有多少合法选票被遗漏掉。既然剩下各县也就6万张漏选票，为什么不逐张核查一下呢？
民主党人喜出望外，简直没料到会迎来这样的胜利。12月8日，星期五下午3：50，佛州最高法院的发言人在法院台阶上宣布了大法官们的判决结果。首先，法院承认棕榈滩和迈阿密戴德的选票统计有误，戈尔在两地人工重新计票多出的383张选票应计入票选结果，这就使布什在佛州的领先优势从537张选票缩小到154张。法院接下来的判决内容令人们瞠目结舌。“根据43的表决结果，多数法官赞成推翻地方法院的裁决，”法院发言人克雷格·沃特斯（Craig Waters）说，“地方法院应当裁定，对佛州所有还未重新计票的县的漏选票进行人工重新计票。由于时间紧迫，重新计票必须尽快开始。”
佛州最高法院再次将戈尔从政治僵局中解救出来。
戈尔的法律团队由三名律师组成，他们在塔拉哈西的办公场所非常狭小。（这些律师多来自福特·劳德戴尔市一家中型律师事务所，佛州其他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