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作，去德国与丈夫团聚，并在法兰克福军需物资中心从事民事法律工作。1957年，约翰与奥康纳回到亚利桑那州，约翰在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工作，奥康纳先是与朋友合办了家小律师事务所，后来一口气生了 3个孩子，干脆在家当了 8年家庭主妇，直到最小的儿子上了托儿所后才重返政坛。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个于1865年成立，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它有一个称呼，即“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其创办人希望能够把基督教传给穷困的人，并透过了解穷人们物质及心灵的需要来给予帮助。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大约70多个国家，约有成员200 多万人，其中以美国人较多。
萨尔萨舞（salsa）：一种拉丁风格的舞蹈，其热情奔放的舞风不逊于伦巴、恰恰，但却比它们更容易人门。而与伦巴、恰恰等拉丁舞相比，跳萨尔萨舞的人也有更多率性发挥的空间，因此萨尔萨舞不仅风靡拉美地区，也受到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喜爱马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美国白手起家的商界女强人，被称为“家政女王”，2004年因妨碍司法、共谋和作伪证等罪名被判入狱5个月。
在美国，除内布拉斯加州采取一院制的立法机关外，其余各州都采用两院制，上院一般称为参议院，下院称作众议院、下议院或州议会等。在大多数州，参议员任期4年，众议员任期2年。
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cr， 1909—1998）：政治家，共和党人，于1953至1965年和1969至 1987年两度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并且是1964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选举候选人。戈德华特也是空军预备部队的少将。身为政治家，戈德华特被视为196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复苏茁壮的主要精神领袖，也被誉为“保守派先生”。
美国公民自由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 1920年由罗杰。鲍德温、海伦·凯勒、法兰克福特（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等人发起并创立的非官方组织。该组织以维护宪法中权利法案的自由权为宗旨，致力于使宪法保障的言论、集会、结社、宗教等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以及平等权、隐私权、正当程序保障等民权得到真正实现。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介入共产党人、罗马天主教徒、同性恋者、少数族裔的权利保障事务，经常以提起司法诉讼的形式检验立法或案件的合宪性，通过司法判例推动民权事业发展。在堕胎合法化问题上，ACLU也是坚定的拥护者与推动者。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作出后，诉讼人一般有以下几种选择：请求合议庭重新考虑判决结果；请求进行满席听审；提出调卷令申请，请求联邦最螅ㄔ褐匦律罄怼Ｕ饫锏穆笫侵赣煞ㄔ核蟹ü俪鐾ド罄淼乃咚稀Ｔ诿拦纤叻ㄔ旱陌讣罄碇校笸ǔＳ糜诰哂屑笳榛蛏婕肮怖娴陌讣约氨驹褐幸桓龌蚨喔龊弦橥ピ谥饕晒鄣闵洗嬖诜制绲陌讣Ｂ蟮乃咚匣共坏搅钌纤叻ㄔ喊讣苁�1％。
言词辩论（Oral argument）：言词辩论通常从每个开庭期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每隔两个星期的星期一、二、三进行，开庭从上午10点进行至中午，下午从1点进行至3点。因为该程序不属于初审，所以无需组成陪审团，也不传唤证人，而是由双方律师在大法官面前辩论。通常做法是给每方律师30分钟陈述时间，法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加时。正常情况下，最高法院可能一天审理2至4起案件。律师在进行言词辩论时，经常会被大法官们的提问打断。大法官们与双方律师都非常重视言词辩论环节，因为这是整个审理过程中惟一允许个人交换意见的阶段。
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过程允许公众旁听，由于座位有限，先到场者可先就座。言词辩论开庭前，法院前的广场会形成两排队伍，一队是想要旁听整个言词辩论过程的队伍，另一队是“三分钟队伍”，主要面向那些只想到现场观摩几分钟的访客。
第4章 三驾马车
外界一般很难想象，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其实很少有私下彼此会面的机会。伦奎斯特时代，九位大法官经常集体亮相。口头辩论期间，也即绝大多数星期一与星期三，大法官们都会在审判席上碰头，相互握手，并共进午餐。星期五经常会有案件讨论会。散会后，大法官习惯用备忘录沟通交流，这些备忘录多由他们各自的法官助理起草。（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备忘录也开始电子化，但一般保留书面副本。在大法官中，只有托马斯、布雷耶和斯蒂文斯能够自如地用电子邮件交流。）
但是，在非正式场合下，大法官们交往并不多，最多偶尔打几个电话，连到对方办公室转转的情形都很少。大法官们私下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一年不过有个一两次。从这一点上看，苏特穿过大厅去拜访奥康纳的行为更显得别有深意。有意思的是，苏特找的是奥康纳，而不是别人。事实上，不仅是苏特，在类似情况下，别的大法官也都会去找奥康纳。在伦奎斯特法院，要想成为多数方，必须赢得奥康纳的支持。因此，几乎所有同僚都会不定期造访她。
这是苏特在最高法院的第二年，他并不打算破坏保守派势力的核心理念。其实，保守派们当年推动对苏特的任命，就是为了让他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而这一次，苏特却打算挽救它。他告诉奥康纳，自己对首席大法官处理凯西案的方式并不满意。难道就不能找到这么一种途径，既保住罗伊案的精髓，又维持宾州法案的大部分内容？苏特说，奥康纳过去撰写的法律意见早就指出了这一路径。
奥康纳对堕胎权的立场源自她对罗伊案判决的看法。1973年，布莱克门在法院意见中写道：作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范围之广，足以把妇女对于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权包括在内，”但堕胎权不是绝对的。当一州认为存在“急迫的州利益”，有必要限制堕胎选择权时，最高法院应认可该项限制。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关涉本州利益，必须对堕胎施加限制呢？布莱克门认为应以怀孕头三个月为期。他指出，在怀孕最初三个月，胎儿尚未成形，堕胎对孕妇一般不会造成伤害。在此期间，堕胎的决定的决定和施行“必须取决于孕妇主治医生的医学诊断”。（罗伊案法院意见书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进行的分析，而非一味偏重于女权。布莱克门以前做过明尼苏达州一家著名大医院的法律顾问，熟悉各类医学知识。）
但是，一旦妊娠继续进行，布莱克门写道，承载各州利益的法律保护的侧重点就移转至胎儿利益，而非女性权利。在头三个月之后，各州可以对堕胎实施限制，但只是“以与母体健康相关的方式”。最后，“在胎儿能够自然存活的阶段”，各州可以限制乃至禁止堕胎，“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必须进行的堕胎除外”。从本质上看，罗伊案的判决引入了一种弹性标准，前期更为注重妇女的堕胎权，之后依据胎儿发育状况，逐步对该权利施加限制。尽管如此，布莱克门仍然强调，无论在妊娠的任何阶段，对堕胎的任何限制措施，都必须保障妇女的生命与健康权益。在虽不著名但仍很重要的多伊诉博尔顿案（Doe v。Bolton）中，布莱克门曾详细阐述了上述观点，该案针对的是乔治亚州一项堕胎法令，最高法院在罗伊案判决当日也对此案做出了裁决。在该案的法院意见中，布莱克门再次重申了医生的堕胎手术选择权，他指出，医生在决定实施堕胎手术时，“必须综合各种因素——生理、情感、心理、伦理以及女性年龄——一切必须围绕孕妇权益进行。”当女性健康受到威胁，无论处于妊娠任何阶段，医生都必须选择实施堕胎手术。
履任之初，奥康纳对堕胎问题就持独立立场。1983年，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推翻了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一项法案，这是奥康纳出任大法官后接触的第一起堕胎案件。该法案的目的也是限制堕胎，它要求妇女孕期三个月之后的任何手术都必须在医院进行，堕胎手术之前必须经过二十四小时等待期。在该案中，奥康纳提出了异议意见，她支持前述法案，并对布莱克门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部分论证逻辑提出质疑。奥康纳认为，伴随医疗技术的改善，以三月为期划分孕期的方法已显得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孕婴在妊娠初期就有可能在体外存活，而即便在妊娠晚期实施堕胎，妇女的安全保障也大大提高了。她写道：“罗伊案据以成立的整体思路，显然正朝碰撞航向行驶。”接下来的几句话成为她大法官生涯最著名的判词之一：“既然堕胎的医疗风险正逐步减少，一州立法的立足点也应从母体健康转向新生儿本身。既然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为胎儿的宫外存活提供了更有力保障，那么婴儿自然存活的时间就应从受孕那刻起算。”
奥康纳提出一种全新的法律思路，以取代罗伊案判决中的思维框架。她指出，各州有权立法限制堕胎，但不得对堕胎女性造成“不当负担”？奥康纳并未确切阐释“不当负担”是何含义，但她指出，根据这一标准，应当支持阿克伦市限制堕胎的立法。其实，说到医学知识，布莱克门要比奥康纳更有前瞻性。奥康纳的错误在于她把婴儿自然存活的时间无限延伸了。事实上，在罗伊案中，布莱克门已经写道：“自然存活通常在第7个月（28周），但也可能更早些，甚至在第24周。”即使进入21世纪，也就是罗伊案判决30多年之后，几乎没有胎儿在孕育的第23周或第24周就能脱离母体存活。（正常的妊娠期间应该为38至40周。）
一旦介入争议性话题，奥康纳向来优先考虑政治领域的解决，而非借助最高法院。之前担任州立法者的经历，使她遇事倾向于支持行政机关的决定。奥康纳曾引用过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904年的一段判词，她写道：“在界定什么是州施加的”不当负担“时，在我们处理一系列敏感议题时，我们必须对这样一句话铭记在心：”民主解决争端的最佳场所是议会。“”
在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十年里，奥康纳批判过罗伊案，却从未打算推翻它。1989年，最高法院在维持密苏里州一项禁止在公立医院堕胎的法案时，已接近于推翻罗伊案判决。在这起名为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案（Webster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的案件中，伦奎斯特、怀特、斯卡利亚与肯尼迪都打算终结罗伊案。可是，奥康纳却阻止了这一进程，她写道：“当一州堕胎法案的合宪性问题转化为罗伊案本身的合宪性问题时，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认真检视罗伊案。”
这也正是苏特拜访奥康纳时，她对堕胎问题所持的立场。她反对布莱克门在罗伊案中的判决思路，赞同各州议会立法限制堕胎，并谨慎地吸纳公众意愿。但是，“充足的时间”已经过去，她必须对罗伊案表态。
尽管在凯西案的讨论会上，伦奎斯特已将多数意见撰写任务分配给自己，苏特仍未打算就此作罢。他不愿看到最高法院被直接卷入政治漩涡。尽管有些天真，但苏特仍然深信，确实存在一个与政治纷争绝缘的“法律”之岛。距离罗伊案已差不多二十年，此时，最高法院已容许各州规制与限制堕胎，而且很少有人再去质疑堕胎禁令的合宪性。很显然，无论从伦奎斯特在大法官会议上所持立场，还是其正在撰写的意见，都可以看出，他将发布允许完全禁止堕胎的判决意见。
奥康纳赞同苏特的意见。与苏特相比，她的司法立场没那么神秘，但超强的政治直觉却使得二人殊途同归。在她看来，全国多数人已认可并接受了罗伊案判决。
除此以外，一些东西确实引起奥康纳的反感。宾州法案的一些条款居然要求已婚女性通知自己丈夫后才可堕胎，这一点着实令奥康纳惊骇不已。上诉法院已经推翻这部分条款，但伦奎斯特却支持下级法院的异议意见。正是这项意见——由萨缪尔·阿利托法官撰写——大大激怒了奥康纳。她认为，该条款把父权主义与男性至上主义都发挥到了极致。要知道，奥康纳向来对女性歧视问题十分敏感（为避免种族偏见嫌疑，她经常用“非洲裔美国人”称呼黑人），她绝对不能容忍最高法院支持这样的法律。
因此，奥康纳与苏特在支持罗伊案的“实质内容”方面达成了共识，他们打算推翻宾州法案中的通知配偶条款。问题是，他们目前只有四票在手——他俩，外加布莱克门与斯蒂文斯，若想完全推翻宾州法案，还需要关键一票。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可能弄到这关键性的第五票——托尼·肯尼迪的办公室。
在对待最高法院大法官身份这一问题上，苏特与肯尼迪的态度截然不同。苏特为人低调，不喜争辩，讨厌关注度高的案子。肯尼迪却乐于让自己的判决意见见诸报端，热衷于充当公众人物。为了令自己的法律意见能被《纽约时报》转引，肯尼迪经常在电脑键盘前字斟句酌，绞尽脑汁。
要是让苏特定位法官的角色，他或许会把法官界定为法治传统的沉默守护者，而肯尼迪更倾向于做一个浪漫主义的法治改良者。他热衷于讨论法律的“诗性”，以及那些足以令法学院学生获益终身的伟大“教学案例”。1975年，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任命肯尼迪为上诉法院法官时，他才39岁，是美国最年轻的上诉法院法官。可以说，肯尼迪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法官岗位上度过。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12年间，甚至在他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后，肯尼迪仍时常在家乡萨克拉曼多的麦乔治法学院执教。在他看来，法律并非判例汇总，而是一套能供下一代法律人解难答惑、理解揣摩的机制。
肯尼迪也是名天主教徒，每星期六都去做弥撒，并以双手前握的古老方式祈祷。他对堕胎同样持抵制态度。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