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我在以后各讲还要讲，这里不再啰嗦。
文史哲，和应用科学不一样，特点就是没用。不但没用，还经常抹杀可行性，像老子说的，“无之以为用”，要的就是没用，或拿没用当用（《老子》第十一章）。《红楼梦》有什么用？指导搞恋爱吗？《儒林外史》有什么用？搞教育改革吗？史学家讲“以史为鉴”，但天下没有后悔药，就是引为教训的东西，也未必可以照搬照用。哲学更是不中用的东西。
现在的《孙子》热，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时期，我在内蒙插队那阵儿（1968—1970年），有本小红书，是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所有人都学。当时有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到处搞讲用的小高潮。炼钢炼铁种庄稼，什么都靠哲学。徐寅生的讲用最有名，他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打乒乓球，说得头头是道。中国得了世界冠军，不能不服。我们在农村也学，干什么都说是哲学指导。白天累个贼死，晚上还组织学习。煤油灯下，一屋子的烟，老贫农最爱瞎扯。他们学哲学，能学什么？不是种庄稼，就是喂牲口，越讲越乱。我在大队小学教书，那边安电灯，有人又来劲儿，居然大讲，如何用“两论”安电灯。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种田，为什么不用农业科学指导？安电灯，为什么不买电工手册？
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着急，嫌累，没电梯，千万别打开窗户，一头扎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
赵括的错误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
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
我的基本想法是，读书，就要老老实实读书，先把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用。如果急得不行，也可以不读书。不一定什么都得“拿书来”，什么都得安上几句书本上的话。
（五）用世界眼光读《孙子》
现在，研究《孙子》，眼界很重要。对我来说，这点最重要。
上次，我们讲《孙子》的经典化，重点是书本身。书是中国书，要按古文献的方法原原本本读书，没问题。我的《吴孙子发微》和《〈孙子〉古本研究》，就是讲这种读法，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要说的是，《孙子》是兵书，人家外国也有兵书。中国人读《孙子》，外国人也读。他们是两只眼，我们是一只眼。我们只读中国的兵书，不读人家的兵书，等于瞎了一只眼。我们是现代人，现在的《孙子》，是世界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在世界军事文化的背景下读《孙子》，要多少注意一下其他文化的想法，有一点古今中外的比较。
和这个问题有关，我想讲一下《孙子》在海外的传播。
我们先说日本。
中国人讲日本，有个大错误。我们老是说，他们是学生，我们是老师，学生打老师，不像话。这是倚老卖老不自尊。其实，近代日本，他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脱是脱中国，入是入欧美。我们不要搞错了，人家的老师是欧美，根本不是中国。亚洲近代化，他们捷足先登，何曾拜我们当老师？
中国给日本当老师，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汉唐，中国强大，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和明清不一样。明朝，他们来叩门，已经发现我们的弱点。清朝，汉族被满族征服，满族被汉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敌，列强瓜分，他们瞧不起。我们有悠久文明，没错，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轻，还讳疾忌医。他们骂我们是清国奴。日本人讲硬道理，吃硬不吃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佩服自己。
《孙子》外传，最早是日本。流行说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留学生，叫吉备真备，他把《孙子》传到了日本。另一种说法，比吉备真备还早，公元663年，有四个百济人，也就是今天的韩国人，他们把《孙子》传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公元516年，是中国人把《孙子》传到了日本。
不管谁传，反正最晚到唐代，《孙子》就传到了日本。
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了六种《孙子》书。
虽然，《孙子》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很长时间里，《孙子》是秘藏，并不是广泛学习的读物。日本武士，他们的传统，是来将通名，捉对厮打，比我们蛮，比我们横。中国的兵法是万人敌，比他们阴，比他们柔。他们真正学《孙子》，主要是明清以来。
我们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变化。五百年前，欧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开始打中国的主意。利马窦来中国，他就说过，倭寇对中国震动很大，日本虽小，但很凶悍，中国怕日本。中国抗倭，有两位名将，一位是福建晋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东蓬莱人，叫戚继光，都是海边上的人。俞大猷有个老乡，叫赵本学，字虚舟，是个黄石公式的隐士。他拜赵氏为师，深得秘传。赵本学的兵书有两种，一种是《孙子校解引类》，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种讲阵法，叫《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赵氏的《韬钤内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韬钤续篇》，主要是传赵氏法。两本书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岛夷”。军人都知道，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文人没这个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据说是用赵氏法。日本对赵注很推崇，中国反而没人读。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他佩服谁。比如美国，它就佩服；中国，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战，它不认为，是咱们中国打败了它。赵氏的《孙子》注在日本影响很大，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原因也是中国打了它。此书有明隆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以及晚一点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间的刻本反而是从日本回传。比如，我手头的本子，民国九年（1920年）的益新书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斋刻本。还有，日本有樱田古本，服部千春极力推崇这个本子。他说这个本子很古老。但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才有，实在很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赵氏的改动，可见并不古老。
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两场硬仗。一场是甲午战争（1894年），占朝鲜，割台湾；一场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辽东和库页岛。两次战争，都是奇耻大辱，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国学西方，经常是从日本学。比如科学术语，就多半是经日本转译。同盟会学，北洋军阀学，就连杀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学。秋瑾，“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韵》），照片上拿把刀，诗词歌咏，也是刀刀刀，满纸铁血主义。这是日本作风。
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
《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
《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
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
当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后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随奥普斯特亲王参加奥尔施塔特会战，当了拿破仑的俘虏。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宫，拿破仑居高临下，接见了他们。他说，我始终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鲁士为什么要向我宣战。这句话，让克劳塞维茨刻骨铭心。后来，他说，“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我们都知道，列宁特别欣赏这句话。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他风卷残云，征服欧洲，除全民皆兵，采用新军制，战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轻装步兵，快速挺进，露营，就地补充，因粮于敌；用纵队突前，散兵殿后，避开对方的火力，而以机动性能更好、火力更强的大炮，轰击对方的密集横队；擅长使用预备队，特别是他的近卫军。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成为日后的大理论家，和他作为败军之将，受了很大刺激有关。这个刺激是什么，就是拿破仑的“兵不厌诈”。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虽12岁从军，却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欢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学过哲学，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养。有人说，他的风格更像黑格尔。他不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参加过一些实战，但没有亲自指挥过重大战役），但好学深思，喜欢随军观察，喜欢事后总结，喜欢和最杰出的军人交换看法。他认真分析过130多个战例，有点类似电视上那种评球或讲棋的人，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的武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写兵书，写出来也未必精彩。写兵书，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人，最合适。
西方，战略文化不发达，“古代作战艺术的基础是战术和战役”，他们是拿史书和战例当兵书，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舍事言理的兵书，古希腊、古罗马没有，中世纪也没有，“19世纪的早期，产生了职业军队和拿破仑式战役，才形成现代战略的原则”；克劳塞维茨出，把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例加以总结，写了《战争论》，欧洲才有了具备战略水平的兵法。《战争论》是西方最著名的兵法，最有哲理的兵法，和《孙子》相似。产生背景也差不多：兵不厌诈加哲学气氛。
还有一部兵法，也值得一提，就是瑞士人若米尼（或译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若米尼也参加过耶拿战役，不过，他不是与拿破仑为敌，而是拿破仑的手下，后来服务于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他们的书，对西方影响很大。恩格斯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也极高，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特别是他的整体战略，还有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六年前，有本书，叫《超限战》，很轰动。此书一出，让美国和日本大惊小怪，说它是鼓吹恐怖主义，不择手段。其实，“对敌人的全部疆域、财富和民众实施打击”，不受任何限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主张的总体战。当然，后来的德国军事家对他的强调，恰恰是其追求暴力无限的倾向。利德尔·哈特认为，他们是读偏了。
他俩是欧洲的孙、吴。
中国的孙、吴之术，背景是贵族传统大崩溃，兵不厌诈。齐人多诈，适合搞兵法。他们的学术也发达。战国中期，齐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孙子》长于思辩，不是偶然的。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的欧洲，时空遥隔，仍有一比。
拿破仑是失败的英雄。前些年，我在巴黎街头看海报，海报上的“大众英雄”，有格瓦拉，也有拿破仑（在《红与黑》中，他是于连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代名将，但没有读过《孙子》。拿破仑读《孙子》是我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虽然《孙子》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前，《战争论》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后，可《孙子》不但没和拿破仑见过面，也没和《战争论》的作者见过面。克劳塞维茨的书，是经老毛奇的宣传才出名，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孙子》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
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