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嫖娼人员被抓获的只占总数的5％，由此可见，全国在这方面至少已形成“千万大军”。
——刘达临《20世纪中国性文化》
不过，那个女孩子也真是的，刘婶说她穿得太露了，听说还在外面坐台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她的父亲听说是个干部，母亲也是个知识分子，她花的钱一点儿也不缺，可她就是要干那种事。
——《非常日记》
徐兆寿：上面这个数字既让人吃惊，又让人觉得它还是太保守。初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怎么中国突然有这么多的卖淫人员？但细细一想，这大概只是个保守的数字，而且逐年增长。可见，中国的卖淫业已经势不可挡了。中国目前还是不允许开设妓院，但实际上这种暗娼进行就是与妓院相同的卖淫，甚至比官方开设妓院更凶猛。既然不能公开嫖娼，那么它是怎样生存的呢？
刘；这些妇女多活动在旅馆、餐厅、夜总会、酒吧、度假村、歌舞厅、卡厅、发廊、按摩室、洗脚店、美容中心、录像室以及通宵电影包厢等处，可以肯定，凡异性按摩场所，就有色情陪侍、卖淫嫖娼活动。1995年北京开展的扫黄禁娼专项斗争中，北京警方在两个月内即查处桑拿异性按摩场所33家，其中查实由老板、经理、领班组织、引诱、容留按摩卖淫的就达16家。在1996年3月至4月的一个月内，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打击卖淫嫖娼、严格文化娱乐服务场所治安检查的统一行动中，查获54个窝点，其中属于异性按摩的即达46个，占85％；从中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占一个月查获总数的24。8％。
徐兆寿：卖淫者的年龄、职业层次和卖淫动机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刘达临：1998年，上海有关部门对在劳动教养所的153名卖淫妇女做了调查，她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文化程度以初中者最多，占56。5％，其余依次为小学、高中和文盲。除个人文化程度不高外，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文化程度明显偏低，也是本次调查对象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被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以无业人员最多，占58。4％，其余依次为服务人员、个体户、工人等。其中31。2％的人已婚，对婚姻生活感到不太满意的占18。8％，很不满意的占25％；有20。1％的是离婚女性。从第一次卖淫的动机来看，为多赚些钱的占33。8％，为追求快乐的占20。1％，为报复男性的占13％，出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占10。4％，出于好奇心的占8。4％，被人诱骗的占8。4％，被人胁迫的占1。3％。
徐兆寿：从这些数据来看，钱仍然是卖淫的主要原因，这与商品经济有关，是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种副产品，但快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有二成的人是自愿卖淫的。我在《非常日记》里写了一个大学生单美去进行色情服务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大学生进行色情服务的现象已经人所共知了。大部分学生的确是为了金钱的，但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好奇和享乐才进行卖淫活动的。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呢？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刘达临：卖淫的本质特点是为了金钱。不为金钱的性活动不算卖淫。大学生卖淫的现在是一种新的现象，这是社会观念的开放形成的。她们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所以就参与到卖淫的队伍里，而且大学生卖淫，比一般女子的卖淫赚钱要来得快。她们的道德观念也比较薄弱，对自我的约束力很差。这是需要社会警惕的现象。
第五部分第67节 从夫妻对换15年的故事说起
从西方性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每一个性学家都遭受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待遇”，这种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观念。中国现代性学也是从20世纪开始的，从性学先驱张竞生到“中国的金西”刘达临，可以说性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张竞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传奇，那么，刘达临呢？他的人生境遇和研究是否反映了中国近百年的性观念？
1947年3月，同山乡的刘仁智、王宝珍、陈玉含、李淑英四人奉各自父亲之命结伴去常德师范求学。李淑英是刘仁智的表妹，王宝珍是陈玉含同年爹的千金。不说青梅竹马，也是沾亲带故，各人的父母让他们去读书，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在常德读书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错位。王宝珍爱上了刘仁智，李淑英恋上了陈玉含。
但父母坚决不同意，《红楼梦》中“钗”换“玉”的诡计在现实中上演了，等他们发现并不是自己意中人时，生米已成熟饭，闹也无用了。
刘仁智提出私奔，出处闯荡，但宝珍和淑英不想远去，不敢公开地违背家庭之命。于是，四个白天按父母之命结为两对夫妻，夜里则按自己的意愿结成真正的夫妻。1950年，各自生了子女，但将错就错，陈玉含的儿子叫刘明阳，刘仁智的后人叫陈月强。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没有勇气来改变现状。1960年，两对夫妻设法调进了县林业局，在一个单位，“瞒天过海”就更方便了。不料，在“文革”期间，他们的“通奸”行为被人发现，经过一番批斗后，刘仁智、陈玉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淑英、宝珍因“作风败坏”受开除。
1978年7月，他们终于被平反昭雪，换回了妻子，在知天命之年才真正地举行了隆重的洞房花烛夜。
就像我从未想到今天会写这样一本有关性学的书一样，刘达临也从未想过他的性学研究会跟他的家世有了联系。时至今日，他仍然犹疑未定。实际上，一个人从他一生下来那天起，就已经成为一个性的兴趣者和研究者，无论后来他是否承认，也无论他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性，但他几乎每天都要跟性打交道，都要不自觉地挤出一点时间面对性。性是人的根本之一，如同吃饭一样难以逾越。往往是那些禁欲主义者，他们一生的痛苦，倒是更多地来自于性。越是想斩断人性，人性的鞭子却抽得越猛。谁敢说，他一生从未跟性打过交道？
徐兆寿：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上面这个非常现实的《红楼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父母是子女婚姻的命定者，无论子女如何要求，爱的是谁，他们是绝不会考虑的。
从您写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可以看出，您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受东洋进步思想的影响极深。您的伯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您的父亲则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当工程师。从您的家庭情况来看，您从小就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您的祖父、伯父和你的父亲正好生活在新旧思想剧烈争战的时期，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半是旧式的，一半是新式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幸福吗？
刘达临：我的祖父与鲁迅大概出于同一个时期，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私塾老师许配的，而且我祖母比我祖父的年龄要大。后来，在祖父年纪大的时候，还纳过一个妾。
我父辈的婚姻也是祖父辈指定的，而且他们都是结完婚才到国外去读书的。当然他们的婚姻已经有些半新不旧了，有媒人先介绍，他们要去看一看，同意了才决定的。他们的婚姻基本上是一个新旧婚姻的过渡时期。
徐兆寿：人人都惋惜林黛玉的死，我们可以想想，若林没死，贾宝玉会像陈玉含、刘仁智一样如愿以偿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也会是否定的。因为那时候的男人谁没有三妻四妾呢？在读陈玉含四人的故事时，我一直悬念重重，提心吊胆。他们竟然那样生活了十五年？十五年内，他们难道从来没有过假戏真做？十五年内，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过“算了，就这样过吧”的灰心？十五年内，多么个夜晚啊！他们竟然就偷偷摸摸地过来了！他们比起贾宝玉等来说，简直就是幸福之极，然而对于今天的我来说，那是何等地惊诧。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世间就有的真事。
应该赞美他们吗？准确地说，他们是无需赞美的，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来反抗传统，没有那些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
那么应该批评他们吗？生活是由他们选择的，谁由批评的权利呢？更何况他们在十五年的“白色恐怖”中从来没有违背爱情，这样的精神是一般人能具备的吗？
我矛盾了，但是我后来也霍然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多少矛盾在交织啊！这才是真正的人性，一段情从无数的苦难中袅袅升起。
第五部分第68节 三次恋爱
1949年8月，甘肃临洮解放，大批学生参军，150名女学生也被调往新疆。她们初到教导团，就要写一份自传，很显然，她们成了解决这里男兵婚姻的主要对象。高兰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天晚上，她被政治部主任叫去：“你最小，听说你们临洮娃还要找你们老乡，要找个学生，还要会唱几句秦腔。”
她不明白。主任又说：
“你们老是嫌老干部老，老干部怎么老的？他没有文化，为什么没有文化？他要有文化，他就不革命了。他要是早早结了婚，谁来打仗？全中国谁来解放？”
她惊恐地看着主任，还是不明白。主要干脆就说了：
“李中庆这小伙子不错，人又老实，工作又好，各方面都不错，你考虑考虑。”
她们就这样被部队安排进入“恋爱阶段”。李中庆比他大11岁，一幅首长的架口。她只好把头低下。“首长”问话了：“你是哪里人？”“家里几口人？”“家里来信了没有？”等，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除夕到了，他们和另外5对“情侣”集体结婚。
日子开始了，刚开始并不美妙。她动辄就发火，他则一幅兄长的样子，从不对她发脾气。一年后，李中庆奉命去中印边界塞士拉戍边，她也去了。在哪个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地方，他们真正地相爱了，并有了第一个孩子。
徐兆寿：高兰英的婚姻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女兵的代表。女兵们说，这种组织上半包办的婚姻之所以最后大都圆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女兵们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老干部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都有高尚的品质。对于这种婚姻，现在的青年肯定是要大摇其头了。您怎么看那时的婚姻？
刘达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处理。那时，把革命利益、稳定军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组织安排、组织动员并不是强迫，最后还是要本人同意。另外，在大家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组织安排也容易被接受，夫妻“先结婚，后恋爱”也比较有思想基础。婚姻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何建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从社会利益出发，即使在现代也是如此，“破坏军婚”要判重刑，也是为了稳定军心。如果军心不稳，国家安全难保，又哪来每个人的自由以及自由恋爱呢？
徐兆寿：您的父母一心攒钱要送您出国留洋，但您却进了燕京大学读新闻专业，后来又参了军。读您的书，就可以看出您对军队是很有感情的，对军队上的事情也比较了解。不过，这是您后来的生活。我们先从中学时期说起吧！
从您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得知，早在中学时期，您就喜欢上了一个叫郑梅（系化名）的女同学。你们在一起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起在公园散步，后来又一起到了北京求学，在北海和颐和园都留下了散发着芳香的踪影。可以说，这是您人生中第一次恋爱，即您的初恋。但这次初恋却失败了。
刘达临：我们是在北京读大学后关系才密切起来的。那时的北京真美，秋天更美，天高气爽，天空碧蓝，使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们在一起泛舟北海，畅游香山。我记得10底的一天，我骑车去北京农业大学找她。校门外有一大片白杨林，树木笔直、高大，树叶已大部分凋落，踩在林间厚厚的落叶上，沙沙作响，仿佛是自己那美好的内心。我们躺在厚厚的落叶上，一直到天色渐暗，夜幕降临，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11月下旬，我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二年年初，她也被批准入团了，但突然和我不来往了。写信给她，她不复信，电话找她，她总说没时间见面。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在部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又一次地审察干部，我开始重视所谓的“政历问题”。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想起，在解放前的中学，我给郑敏说我参加过学校中的“三青团”，那是我信口开河。
徐兆寿：很多人都要在女友面前夸耀自己，说自己在哪方面很厉害，如打架啊什么的，现在有些青年说自己参加过或认识黑社会，以此说明自己是有男人气。听说解放前的“三青团”很厉害。您当时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刘达临：反正这个玩笑看来是开大了，郑敏当真了。我就给她写信，她复信了，说：“如果早点知道这个情况，事情也许完全不是这样。”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是一个地下党员。她好像有些遗憾，也有些自豪。我那时还不是党员，对此只能惘然若失，感到一个偶然的误会可能影响了一生。
徐兆寿：您有没有想过，你们可能根本就是两种人。这跟您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您家里的人都是留过洋的，思想很自由开放，在您的心里，虽然政治的影响是很大，但您绝对不可能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她呢？她就不一样。她所受的教育是政治教育，她是一个把政治的因素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