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宋君荣神父首次进入了这片有待他去耕作的上帝的葡萄园。他丝毫没有丧失勇气，只是在耐心地等待着上帝赋予他显示其热忱的手段。学习汉语和鞑靼语首先占去了他的空闲时间。他刚一克服了学习这些语言的主要困难，就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热情致力于深化、发挥他能够从可靠的书中找到的人们可用以完善其科学知识的内容。《中国天文学史》是他最初的工作成果。随后他又致力于完整地翻译《易经》。除了我们的宗教书籍之外，该书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与最宝贵的古代史方面的著作。因为，先生，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易经》在中国人那里是一部简要地记载其民族自尧至周的古代历史的经典著作，这段历史的起讫若按我们的算法来说的话，大约是从诺亚时代的洪水灭世开始直至公元前937年左右。
我丝毫无意跟您谈他那部根据中国人的书籍编写的《成吉思汗》。这部著作已经付印，您本人亦有此书，而且您比我更能够就该书作出评判。但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元朝的历史。我要说的是这些在公元1280年左右征服中国的鞑靼—蒙古人，他们令人生畏的统治扩展到了欧洲的北部以及整个亚洲。宋君荣神父关于元朝以及唐朝等其他特殊朝代的历史著作已经被寄回欧洲，但我直到现在仍没有看到有人在利用这些著作。
此外，无论这些翻译或编撰是多么的值得重视，但它们既不是宋君荣神父主要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主要的兴趣爱好。他的学识非常渊博，阅读面甚广，而且所读的书中既有欧洲文字的书籍，又有中文书籍。他尤其对书中那些能有助于他了解这块土地上的古代居民的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内容颇感兴趣，而且似乎独自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宝贵著作。听他讲从洪水灭世开始一直到当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几乎会以为他曾经在各个时代都生活过，以为他是历史上各个时期人物的同代人。
当弗雷埃（Freret）先生这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致力于确认中国纪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时，宋君荣神父曾给他寄过大量内容与之相关的信件和学术论文。除此之外，宋君荣神父还就此写过一部完整的著作——《中国纪年表》，书中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弗雷埃先生的论文多么清晰透彻，但宋君荣神父在同一领域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更具有决定意义。人们在其著作中可看到许多在这位博学的科学院院士那里被疏忽的事物、原因和证据，却由这位传教士用一种人们在这种典型的著作中所能希望的方法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致科学院德里斯勒神父的信（2）
先生，我不准备对您讲述宋君荣神父在天文观察方面的所作所为。作为每个年度的天文观测资料的保管者，您比任何人都更能知道这类观测的功劳，比任何人都更能领会它的价值所在。我也不准备对您赘述宋君荣神父在完善与这些东方国家有关的地理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都寄给您了。甚至在最后一次得病前几天，他还完成了一部有关科钦支那和东京的著作，并在书中附有这些王国的地图。帕图耶（Patouillet）神父可能很快会把这部著作公诸于世，届时您可以请帕图耶神父把它寄到您那里。
宋君荣神父始终把从事宗教活动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未忘记自己离开其祖国的主要目的是献身于拯救人们的灵魂，甚至当局势需要的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宣扬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真理。为了履行这一始终被他视为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他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虽然基督教在整个中华帝国一般受到禁止，但人们还让我们在首都，即在皇帝本人的眼皮底下自由地行使我们的宗教职责。我们的教堂向所有愿意光顾的人开放。我们在那里祈祷，听人忏悔，主持圣事。更有甚者，当我们在不必冒失去所有一切的风险时，我们还走出教堂给信仰基督教的妇女、病人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精神救助。
宋君荣神父在上述传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别的传教士少，而若没有从事这些传教活动的话，这个传教士将只是名义上的传教士。他的抽象研究、频繁的熬夜苦读、各种各样的内外事物从未妨碍他做善事。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为观测天象彻夜不眠之后，先从观象台来到神工架，又从神工架来到讲道台，再从讲道台来到祭台，在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情况下从事着不同的宗教活动。确实，强壮的体质以及似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健康状态才使他得以如此行事，否则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
虽然他兢兢业业地忙于与我们的教职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日常职责，但宋君荣神父亦以同样的热忱投身于那些只有他才能胜任的其他事务。他曾根据皇帝的命令为那些刚刚入宫，但对中文以及相关事宜一无所知的传教士充当翻译，有时是当着陛下的官员的面翻译，有时则当着皇帝本人的面翻译。这是一项困难的差事，但宋君荣神父每次从事这项工作时均做得不错，并由此获得好评。
此外，他还为那些涉及到中俄两国交往的所有事务充当拉丁文与鞑靼—满族语（la langue tartaremantcheou）的翻译。也就是说，他得负责把所有来自大俄罗斯官方的拉丁文信件译成鞑靼—满族语，并把最初是满文写的中国官方就两国双边事务寄往俄国的信译成拉丁文。
在所有欧洲的宫廷里面，只要懂得两种语言就足以胜任这种性质的工作，但在这里则不然。在北京的宫殿里，人们还应该有充分的机智、无限的耐心，并且熟知地名、蒙古游牧部落以及在中俄边境之间居住的各个小的鞑靼王公的特殊名称，否则的话，人们就可能经常会把某一整个地区的名字与一座山的山名、一条河流的名字搞混，或者把一座山的山名或一条河流的名字与某个人或某个蒙古游牧部落的名字搞混，等等。此外，他在翻译时既缺少充裕的时间，也无法独自待在书房里或置身于书籍和地图当中，而是往往得在皇宫里面或在办理公务的衙门里迅速地进行。他得当着一大批中国官员的面进行翻译，而这些中国官员在等候宋君荣神父翻译时要么高声谈论着他们所特别关注的事情，要么用一连串五花八门但又毫无意义的问题去打断宋君荣神父的翻译。甚至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即宋君荣神父在头一天夜里接到任务，第二天早上就得把它翻译完毕，以便呈给皇帝过目。但这一切均未使宋君荣神父张皇失措和感到为难。他始终做到既能不耽误其工作，又能让自己轻松愉快。他在同一时间里一边翻译，一边与前来打断他工作的人讨论，并使后者向他提出的问题皆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更有甚者，在中国礼仪允许的情况下，他本人也会向他们提问。
这一人们被迫去承担的极端繁重的工作只是在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能胜任的必要情况下才交付给欧洲人去做的。由在位君主的先皇为向某些有才能的满族子弟教授拉丁语而设立的皇家学堂（le collége impérial）只存在了十五年左右，该校没有开设过任何把满文译成拉丁文的课程。继巴多明神父之后，宋君荣神父有幸担任了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以及首席教师。
始终对其服务感到满意的朝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了对宋君荣神父的满意之情，有时是以赞颂之辞来表示，有时则通过赏赐小礼物来表示。朝廷还很想用外在的荣誉标志来对他进行奖赏，但由于人们知道他并不看重它们，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
先生，如果我在向您叙述有关您故友的事情时扯得过远的话，还得请您多多包涵。由于您只了解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所以我很想让您通过他所做的所有值得敬佩的事情，尤其是其在宗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您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在其所处的极为不利的时期中，为传播基督教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曾有幸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中在尘世的审判者（les juges de la terre）面前捍卫基督教，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儿童的灵魂，因为若不是宋君荣神父用他每年收到的来自欧洲的那一点善款去供养教理讲授者的话，后者或许将被剥夺受洗的恩典。虽然宋君荣神父在传教中不会忽视任何儿童，但他尤其对被遗弃或濒临死亡儿童的受洗事宜格外关注。
对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充分赏识的彼德堡皇家科学院在1747年使他有幸成为其杰出团体中的一员。先生，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记住此事，即正是您使他以通讯院士的身份入选皇家科学院的。此后不久，时任伦敦皇家协会秘书的著名的德·莫尔蒂美尔（de Mortimer）先生建议他申请加入这一学术团体，并向他保证，只要他本人对提出申请不觉得有何不方便之处，该学术团体很乐意赋予他这一荣誉。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皇家铭文与美文研究院请他在论文完成时提交他的论文。他的信件、论文以及其他著作经常被作为该院院士的弗雷埃先生等第一流的学者引用，并始终受到好评，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这一杰出的学术机构里受到重视的程度。
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
宋君荣神父于1689年7月4日出生于阿尔比热瓦（Albigeois）省上朗格多克市的加亚克（Gaillac），1759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他接受了临终圣事。他在其最后的时刻迎来了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而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正是始终遵循最纯粹的基督教准则的基督徒的真实特征。谨致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1）
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
（1759年9月12日于中国）大人：
我只是在今年才收到承蒙您于1755年赐予我的大函。
您希望得到稍微详细一些的消息。尽管我通常几乎没有足够平安的处境来写这样的信件，但我将尽我所能来服从您的旨意，我将只在信中告诉您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相关事情。
我进入湖广省大约已有三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方。我看到，在上帝的保佑下，基督教在许多人的心灵当中得到了传播，而神圣的主还在以仁慈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这一部分遗产。在法国的某些人以为，自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流行的基督教的公开传播遭到禁止，并且所有在各省的传教士被遣送到澳门之后，除了首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已完全被消灭，或者说已迅速地走向全面的衰落。而在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当我还在法国之际听到人们这样说之后，我几乎信以为真，并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以为上帝已不需要我们再在那里为他服务。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前往中国的念头，因为我相信上帝还需要我根据他的意愿，去注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一切进展，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去充当这一传教活动受到完全摧毁的见证人。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神圣的信仰在欧洲得到了维持，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人世间显贵的保护，甚至还受到种种阻挠的情况下神奇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神圣的信仰也同样应当在中国的这些地区得到维持与传播。我们希望，这将是上帝对这一繁荣的帝国所持的仁慈看法。
在康熙皇帝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公开向我们神圣的宗教宣战，并且驱逐所有在各省传教的传教士之后，逃往澳门避难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摆脱了这一打击所引起的沮丧。我们当中的一位神父希望率先尝试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在基督教明确被禁的情况下悄悄地返回中国，小心地、秘密地维持我们以前曾公开进行的传教活动。
在上帝的保佑下，这位神父在取得了成功之后，又返回澳门寻求帮助。许多属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神父也循着他的路线前往中国。渐渐地我们重新回到了曾被驱赶的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只是我们曾拥有的，并且可以用来体面地举行表示奥义的仪式的教堂丝毫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教堂在我们被迫流亡期间或被没收，或被用于非宗教用途。首位邀请我们的基督教徒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教堂。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希望皇帝以及帝国中的所有显贵能够大彻大悟，并最终归信基督教，因为许多臣民，也许是所有的臣民都会效仿他们的君主。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除非上帝惠予我们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不甚清楚目前的处境是否有过去的处境那样的价值，但我知道，对我们而言，目前的处境可能比后者更具有价值。通过目前的这种处境，我们的教会神职以及我们的作用将变得更加符合使徒的教义；通过目前的处境，我们将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奖赏。作为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而且也没有人敢收留他们的被驱逐者，我们这些传教士一时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几年来，我们还目睹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打击是如何落到了我们的同道身上。一些圣多明各教会以及本会的教士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处死，而另一些教士则被投入了监狱或遭受严刑拷打。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是率先进入这种美好历程的人。如果我们永远不配享有同样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他们身上得悉我们应当担心，或更确切地说，应当期望的事物。当我们有时从知县或巡抚的衙门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