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联合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摩擦，这成了一个普遍定律。湖南省委要求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回湘发动另一次起义；湘南农军因井冈山上给养困难要求返回老家；朱德的部下则要求维持独立。到1928年5月底，两个团的湘南农民已大部分返回湘南。7月下旬，当湘赣两省的敌军发动围剿时，朱德率领他的两个团也离开井冈山去了湖南。一个时期内毛泽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通过分裂、失败和后来红四军的重新联合，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最终合并成一个整体，以至于后来很难说哪个部队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从1928年9月至1929年1月，对红四军和湘赣边根据地来说，是一个顺利发展和迅速扩大的时期。［28］
1928年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大约1 000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来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决定投奔井冈山，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十分钦佩。实际上，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和红五军在平江地区遇到的不利形势可能与彭德怀采取上述行动有更大的关系。两军会合后，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1929年1月，当另一场围剿到来之际（这次围剿由闽、湘、赣三省政府联合发动，出动的兵力有12～18个团，大约2？郾5万～3？郾5万人），彭德怀和王佐分别率领红五军原部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到外线作战。这里有无派别之见，暂且不论，单就这种军事安排来说，其出发点是：如果毛泽东、朱德能够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那么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江西省的军队———将不得不从井冈山迅速撤退。这样，不仅围剿可以得以制止，而且敌军还将受到毛、朱和彭、王部队的前后夹击。*
* 参见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52页。另见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38，p？郾153。毛泽东对斯诺说，中共六大的新路线传达到井冈山后，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不同意见消失了。我想补充一句：朱、毛二人之间的默契融合关系主要是随着1928年下半年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而不断进行调整的结果。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既没有攻下吉安，也没能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相反，他们在去赣南的途中，在大余一带受到赣军的重创。此后他们又连输三仗，直到1929年2月才在大柏地取得一次胜利。他们被迫进一步南下，向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进军，重返井冈山已不可能。幸运的是，这年5月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军阀战争，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部队立刻被全部调回。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在张鼎丞、邓子恢等人领导的中共闽西地方武装和刘少奇、李文林等人领导的赣南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毛泽东、朱德在闽赣边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一块新的更大的根据地。［29］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毛泽东与江西中央苏区（2）
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队在1929年1月孤军迎敌，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剩下的300多人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向南撤退。3月份，他们在赣南的宁都遇到了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毛泽东为井冈山反围剿的事表示歉意，彭德怀不肯轻易接受。他集合自己的部队，挥师北上而去，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初次合作就这样结束了，虽不甚愉快，但也没有公开反目敌视。随后彭德怀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并于4月份收复了湘赣边根据地。7月，他又回到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在那里受到了老部下黄公略的热烈欢迎。10月，彭德怀派出一部分军队到鄂南发展。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五军就占领了三个根据地区域，所属部队扩充到3 000余人。［30］
到1929年下半年，江西中央苏区大体规模已经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由赣南、闽南、湘赣和湘鄂这四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组成的。它构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体。在这一区域，有共产党的三大势力：毛、朱的红四军，彭、滕的红五军，以及地方党、政（苏维埃）、军人员。毛泽东从开始便是这一区域内最有资历、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和毛泽东的正式领导，却是通过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之后得以形成的。
多年以来，中共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主题。在江西时期，毛泽东被说成是反对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内地以外的某些观察家试图避免重复这一说法，但又提不出新颖的见解，结果随波逐流，在中共历史学家所限定的范围内左右摇摆，以示独立。他们往往会说，在1927—1935年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同党中央相抗衡。但是，对于“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拥护还是反对中央”这类抽象而又模糊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追求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这样勾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不那么黑白分明，不那么是非明确，但却更加生动，更加真实。［31］
从毛泽东在中央党内的地位看来，江西初期可以说是他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毛泽东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前夕，他又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以后，他的领导地位开始下降为地方一级：先是担任中央在湖南省的特派员，然后又依次担任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苏区的党代表、红军政治委员等职。然而毫无疑问，这一级别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实权地位的提高除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干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党中央的支持和影响。1927年9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家市把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集合起来并置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主要是因为他在党中央的资历较深。1928年4月和11月，也正是在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下，朱德和彭德怀才率部来井冈山。两次会师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军事实力。当时，朱德的部队有9 000人，而毛泽东的部队却只有1 000人，但是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又一次帮助了他，使他在联合部队中占据上风，而毛泽东凭借自己的才干能力逐步成为支配性的人物则是后来的事情。在1930年2月成立红一军团和同年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党中央看来，毛泽东是个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而在红军士兵眼里，毛泽东则是中央领导的象征。这种双重作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初期各项活动的一把钥匙。
直到1930年初，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关系还不密切、不直接和不频繁。他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一般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而且每年只有少数的几次。在这些通信中，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其红军队伍的状况，而不是全国乃至国际方面的事务，即使偶尔提及后者，也只是在它们同红军发生关系的时候。至于党中央，虽然它作为最高权威也在发指示、提建议，但它却很少下达能对毛泽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指令。实际上，党中央有时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待在哪里、干些什么。［32］简单地说，毛泽东既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援助，也受不到它太多的直接干预。中央能向毛泽东提供的只是精神上的鼓励，而毛泽东能为中央做的事情是有时捐献一些打土豪获得的金银，把它们通过秘密渠道从苏区送往上海。
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共同利益。他们毕竟都是共产主义者，不时发生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多半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党的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层统揽全局，他们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以及理论问题上的争论；而毛泽东作为农村开展斗争的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上的应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谈论革命的高潮问题，但是对前者来说，这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世界形势和劳资阶级立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而对后者而言，意味着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将要爆发另一场大战；二者也都在谈论土地改革，但前者把它看成是最终铲除“封建制度”的神圣目标，而后者则把它看作是吸引农民参与其军事行动的权宜手段。有些时候，毛泽东要求夺取江西全省和一些大城市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中央，但也有些时候他又迟迟不肯采取积极行动，尽管中央一再催促；有时毛泽东提倡实行完全没收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以便争取新根据地的群众，而有时他又强调需要实施较为温和的土地政策，以促进苏区的经济生产和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他一再重申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同时又不断强调军事优先的原则；他信赖并依靠广大农民，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对农民的保守和狭隘心理表示反感。在党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遵从的总体框架中，毛泽东的言论和行动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在这些表面上前后矛盾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这同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关于中共革命的总体战略也成熟了：即以武装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治———仅此一条而已，不可缺少，亦无可添加。其他一切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这一主要目标，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什么独特优惠之处。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打败国民党政府，建立共产党政权。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确实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代表着共产党人的真正利益。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地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作用，然而在各个具体步骤和具体时刻上，他们彼此之间又会形成相互对照乃至相互对立。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李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1）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方面，武装反抗国民党已成为中共坚定不移的政策和无可更改的现实；另一方面，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和巨大挫折———由武装暴动发展而来的苏维埃运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得以体现。这两种颇为矛盾的前提使得中共六大采取了一条比较温和的政治路线。这一点从六大决议和新当选的中央领导成员的构成上可以看出。这样被选出来或者说被挑出来的政治局成员有七位，即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和项英，绝大多数都是入党多年的骨干。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上有李立三、彭湃等七人。大会闭幕后，张国焘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苏兆征因患肺炎也留在莫斯科治病。中央其他领导人会后不久便离开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返回上海。［33］
然而在中共六大结束后不久，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开始变得有利于采取一条更为激进的路线。1928年下半年，各处苏区和红军稳步扩大，这给共产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前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布哈林这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中共六大的主导者逐渐成为斯大林攻击的靶子，其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反对六大温和路线的“左”倾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共中央，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激进的李立三接替了保守的蔡和森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蔡被召去莫斯科；李走上核心领导岗位。［34］在国内的四名政治局委员中，向忠发和项英只挂名不主事，实际工作由周恩来和李立三两人分担负责。
从1928年11月政治局改组，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中央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中共六大制定的温和路线基本上得到了维护。但与此同时，从莫斯科刮来的反右倾之风却在不停地吹打着中共中央的航船。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共中央的路线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1929年6月至1930年4月这一时期。［35］周恩来失去依托，李立三开始得志，于是开始了二人的并列竞争时期。在此期间，稳健的周恩来与冒失的李立三虽然常有争论，但还没有分出你高我低。向忠发的自白书为这一分析提供了某些证据。向忠发写道：
在1929年6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与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全会结束后，他们又继续争吵了两天。虽然我不大支持李立三，却也没有能说服他。后来，这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我总是在中间给他们调解。从1930年1月开始，他们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周恩来决定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36］
从1930年4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到同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李立三完全控制了党中央，他的“左”倾言行也到达了顶峰。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史华慈教授所指出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力为李立三走上领导岗位和中共中央采用他的激进路线打开了绿灯。［37］1930年5月，李立三连接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是红军代表会议，要求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