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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Benjamin Yang：《长征的幸存者们仍然主宰着中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4（12）。
［2］已有许多描写长征的新闻性著作，最著名的有Edgar Snow的Red Star over China（1938）、Dick Wilson的The Long March（1970）和Harrison Salisbury的The Long March：An Untold Story（1985）。
［3］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载《共产国际》，第7卷，第1~2期，45页；另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写于1935年2月或3月，发表于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4］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9~10页，台北，1969；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01~205页，台北，1970。
［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9~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卷，附录，北京，1958。
［7］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1974，p。12。
［8］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Stanford，1964，p。7。
［9］Ilpyong Kim，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munist：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Berkeley，1973，p。201。
［10］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p。8。
［11］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1979，pp。189~190。
［12］同上。
［13］Shanti Swarup，A Study of the Chinese munist Movement，1927—1935，Stanford，1966，p。266。
［14］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pp。309~310。
［15］John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1983，p。547。
［16］Derek Waller，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Berkeley，1973。
［17］参见龚楚：《我与红军》，389~394页，香港，1953。颇为奇怪的是，有些以前的共产党领导人极力否认他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又吹嘘甚至极力夸大他们以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8］John Rue，Mao Tse？鄄tung in Opposition，Stanford，1966，p。263。
［19］Dick Wilson，The Long March，New York，1971，pp。135~136；Jerome Ch？蒺en，“Resolution of the Tsun？鄄yi Conference，”in China Quarterly，Octorber 1969，pp。18~19。
［20］Noriyuki Tokuda，Mo Takuto shugi no seiji rikigaku（《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5、8~127页，东京，1977。Tokuda把毛泽东在中央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2）由掌握领导权逐步转变为形成权威———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3）个人的绝对权威———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我赞同Tokuda的总体分析，但是我不相信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权威在五六十年代下降了的说法。
［21］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p。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图）
1927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创作。这是当时他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简单地回顾一下长征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南方进行的苏维埃运动的状况看来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长征的一些基本背景知识，因为长征毕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代表着苏维埃革命的低潮，而另一种意义上当然也可以说是标志着苏维埃革命的高峰。其次，这种回顾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本书作者自以为是的新鲜视角，对前一时期的若干突出事件本身进行一番与众不同的观察评议。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以往认识角度的不同之处。起码鉴于中国内地最近公布的许多崭新的档案文献材料，我本人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革命活动的许多论题其实也都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虑。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国共合作的结束
就党际关系而言，1923—1927年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时期。从全国形势看，国共合作的后两年是两党携手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战争或称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共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其实这个过程从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过的一种政治规则上更容易获得解释：共同的强大的敌人的压力使得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共同敌人的消失和联合行动的完成则意味着新的政治分裂，新欢旧恨的各种具体理由倒是次要的，也是现成的。*
* 这一观察可以适用于近代以前中国许多新王朝的形成，比如汉、晋、唐、宋、明、清几个朝代。
直至今天，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大都把北伐说成是极大的成功。他们还说，若没有共产党人从中捣乱，北伐会取得更大的胜利。［1］然而，中共历史学家则把北伐看成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而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2］虽然对这一课题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从总体上对它稍加审视还是有必要的。
看起来，国民党在北伐中赢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1926年7月开始北伐时，国民党只有几个军，不足10万人的武装力量，它所控制的地盘也不过是以广州为中心很小的一块根据地。1927年初，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扩大为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有约10万人，而华南各省大部分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到1928年下半年，中国各大军阀势力不是被打败，就是主动易帜，归顺国民党的统治。南京政府确立了它对全国的合法统治，其军事力量猛增到80个军，200多万人。［3］
但是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同以上国民党官方立场有所不同的是，虽然北伐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不应忘记，共产党人为北伐取得成功所做出的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除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给北伐军带来了高昂的士气之外，他们还在北伐中发挥了各种具体的影响。比如广东、江西、湖南三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势如破竹，为北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和取之不尽的物质供应；工人的武装起义使得夺取南昌、上海这些大城市看上去更像是政治示威而非军事行动。而这些农民运动和工人起义主要是靠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
* Harold 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1951，p。111。我不认为大革命和北伐时期只是“悲剧”而已。提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艾萨克斯写道：“人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使得国民党军队除接管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地盘之外，再无他事可做。赶在主力部队之前出发的政工队伍，每到一处就能立刻将当地的革命势力鼓动起来。”
此外，国家政权的迅速建立仅仅证明是一种表面上的成功，而且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国民党刚刚宣布全国统一，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通过招安各地军阀，国民党在1928年顺利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但是各军阀所控制的地盘却都原封不动。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军队和长江流域的五六个省份处于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其他的军队和地区仍然由各军事派系控制，其中主要属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四大军事派别。随之而来，在1928—1930年期间，蒋介石不得不接二连三地进行军阀内战。*
* 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内部各军事集团的状况，李守孔列了一个表格（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93～494页），现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2。1 20年代末国民党内的军事派别
派别 首领 地盘 兵力
中央军 蒋介石 6个省 60万人桂系 李宗仁 4个省 30万人西北军 冯玉祥 6个省 42万人晋系 阎锡山 4个省 30万人东北军 张学良 4个省 23万人
在社会政策上，国民党由注重发动基层工农群众革命转向与上层地主资产阶级精英的合作，以使国家的政治管理走向正轨。这一转变对于国民党而言也许不无道理，但却使它脱离了人民大众；尤其在广大农村，蒋介石政府从未成功地在县级以下建立起任何正式的行政机构，也没有能进行任何像孙中山先生所期望的重大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4］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工农大众的革命代言人，并以此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向国民党政权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中共历史学家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看成是一场失败也不无道理。他们也有着足够的证据。从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开始清党运动，到同年12月镇压广州起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脱党或死在蒋介石的屠杀之下。由共产党所扶植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曾一度拥有几百万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捣毁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预料，使得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茫茫然不知所措，从而共产党自己的表现行为本身便成为其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明。［5］
但是若把我们的视线放得稍微长远一些，就不难看出，从1923年到1928年这一阶段对共产党人来说并不能一概以失败论之。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逐年增长着，而军阀割据作为传统的帝国专制向现代的共和政府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到1927年已经宣告结束。仅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进步，而不宜用“失败的悲剧”一言以蔽之。［6］
即便是把国共合作的破裂仅仅看成是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总的上升趋势中的一个暂时的回落，也无法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开脱责任。陈独秀已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1927年7月国民党的左翼武汉政府开始后不久，他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后来他更加公开地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训令。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拒绝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公开声明，严厉抨击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粗暴的官僚主义和中共在国内采取武装暴动的轻率政策。［7］陈独秀的这些言行，若从私人的或道义的角度来看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不过从政治上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照此而论，陈独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本来不该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该做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总而言之，1927年以后陈独秀辞去了中央领导职务，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 陈独秀最终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在晚年所写的一封信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涯和个性：“宗派意味着局限。我对宋代学者所提倡的正统之道一向表示反感。当我感到儒家学说不对的时候，我就起而反对它，当我发现第三国际出错的时候，我也站出来反对它，我会同样对待第四、第五或其他任何国际。胡适先生曾说我是天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确如此。”见《致H先生、S先生的信》，载《陈独秀自传》，86页，香港，无出版日期。
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这可以理解为中共在当时的主要成就———正是经过共产党抛弃陈独秀或者说陈独秀抛弃共产党而得以实现的。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建设（1）
国共联盟的“盖子”一旦被揭开，共产党人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当中所产生的组织上、思想上的影响力也就自然爆发出来，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对抗。1927年下半年和随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组织发动了十几次武装暴动（主要是在南方各省）。虽然这些暴动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打击之下，绝大多数都趋于失败，也没有任何一次暴动能够立刻引起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些暴动又是成功的，因为它们为中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创建由共产党人自己控制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简单介绍一些比较著名的、对当时及随后几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武装暴动和苏区建设。
理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党人的暴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以它们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把这些暴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由党中央直接组织的大规模起义，另一部分是后期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小规模起义。一般说来，这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