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制最高政府首脑的行为。面对万历皇帝，我们只有长叹当时缺乏民主，没有国会可以弹劾皇帝，结果让朱翊钧一边浪费着纳税人的粮食和金钱，一边荒淫无度，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辈分最低的皇帝，当属后晋的儿皇帝石敬塘。现代中国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会关联地想到法国的贝当，世纪初的袁世凯。其实袁大头的卖国和不要脸，远不如当年的后唐节度使、后来的契丹儿皇帝。石敬塘狐假虎威，拜耶律德光为父，组建了军政府，对外温顺的如绵羊，对内残暴得如狮子，实在是千年以来中国人最大的耻辱。宋朝名臣文彦博原姓敬，为了避免与这可耻的败类重字，宁愿改姓文。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个好的政府应当爱护他的子民，对外则坚强不屈。这让我们在想起石敬塘时更加痛心。
最无知的皇帝，莫过于晋惠帝司马衷。有一年天下大旱，百姓报灾，司马衷睁着无辜的眼睛，惊诧地问：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汤（何不食肉糜）？这简直是在放屁。这说明他的治国理论完全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他不懂得肉汤和饭是成正比的关系，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一次，我真想给他讲一堂经济学的常识。晋惠帝没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否则他一定会开办无数个民间俱乐部，就叫做肉汤人民公社。司马衷除了留下这个千古笑柄外，他同时还把整个国家领入了灾难，八王之乱就是从他的时代开始的，至今还留给我们一个词叫作乱七八糟。他的老婆贾后和后世大多数抓权的女人一样，残暴狠毒，将整个国家推入了不可收拾的混乱。晋惠帝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不关心大多数人生活的政府，一个以一人之心推量天下之心的政府，必然在他的无知和愚蠢中断成碎片。
这些皇帝全都死去了，灰尘飘远，无可追寻，而生产他们的体制，仍然没被根除，仍然还在它罪恶的子宫里孕育着朱厚照、杨广、朱翊钧、石敬塘和司马衷。
一个独裁的政体，一个专制的政体，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出现腐败和荒唐，甚至愚蠢和无耻。让我们警惕。
三
中国的皇帝都是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左右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他娶妻生子，天下人必须陪着笑脸；他死了老子娘，所有人就必须披麻带孝、面带戚容。皇帝的爱好会成为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朝代）的流行色，皇帝推崇的也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强势力量。梁武帝信佛，造出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汉武帝好马，连喂马的也当大官；朱元璋的做法相反，他在伽蓝神像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后来更有人烧掉寺庙和佛卷，还把和尚尼姑统统抓去，强迫他们吃肉。
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来看，一个政府的领袖，应该限制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无限度地扩张。独乐不如与民同乐是对的，自己的悲伤强加于人就有点讨骂了。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历届帝王是英明还是残暴昏庸，他的影响力都超过了他的地位，只是他不自觉。
有一些帝王最大的不幸，就是身为皇帝。他们中有的是天才的诗人，有的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有的是书法家，有的可以成为大学者或是高僧，还有一些，如果不当皇帝，相信可以成为成功的商人。但他们所有的光辉，都被身上的龙袍挡住了，到今天我们只能从历史的壁缝中看见一点影子。
最有文采的皇帝，一定是南唐后主李煜。王国维说他的词“有赤子之心”，后人还有评价为“鬼斧神工”的，可见他填词的境界和造诣。李煜如果不当皇帝，放歌于山林间，相信一定是陶令一流的谪仙。这个人温和善良，气度不凡，相貌也长得让人愿意接近，但当皇帝实在是太不称职了。他平生没有任何抱负，大国不敢相抗，小国来欺他也忍着。南都留守林仁肇曾提议北伐，成功了是皇帝的，失败了他一肩承担，李煜也只是笑笑。他居住的城市有僧人万名，他就在这梵音和香烟中静静地坐着，想着他的诗愁，直到兵临城下，他才站起来，裸露着上身在城外匍匐长跪。
李煜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文采。我们今天看着他的作品，会感到有无边的愁绪笼罩着他，也笼罩着千年以后的我们，而李煜，也为此付出了生命。他在饮下宋太祖赐的牵机毒药时，心里一定会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悲哀，一是为帝王的悲哀，一是为诗人的悲哀。就像《思维科学》一书所说的：政治是艺术的天敌，我们的目光越过千年，看着李煜忧郁的脸，也会觉得多才多艺的人实在是不适合作政府首脑，因为他们太感性，太重视自己的心灵。
最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当属宋徽宗赵佶。他的诗词书画都冠绝当代，还是个象棋国手，相信足球也踢得不错。他的画意境高远，从不以浓重艳丽的色彩悦人，自有一种恬淡幽远的高妙。我看他的瘦金体书法，自然就会想到月夜，想到秋天的枫树，想到静静的河流和青衣瘦削的诗人，可谓是无言的诗。这样的人最好是在国子监里养起来，而不应该让他君临天下，掌管亿万人的幸福和安全。我们从《水浒传》中知道的蔡京、童贯、梁师成和高俅等一干奸臣，就生活在他的身边，陪着他荒淫无耻，陪着他搜刮花石纲，逼得好汉们纷纷投靠梁山。作为政治家的赵佶，在私生活上也十分的不检点。我们都知道他经常从地道跑出去嫖妓，还在李师师家里遇见了大反派宋江和大词人周邦彦。赵佶风流而荒唐，比克林顿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感觉美国国会实在是小题大做。
赵佶后来的命运很悲惨，被金人抓去，关在五国城的一口深井里，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片蓝天。后来怎么死的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内心和刘少奇一样悲哀。我们在千年以后检讨这段历史，觉得当时的人实在太纵容他了。为他的新诗词鼓掌，为他的新字画鼓掌，为他踢了一个好球鼓掌，为他下了一局好棋鼓掌，更甚至，为他在李师师身上爬起而新填的艳词鼓掌，直到他堕入井底。人们全然没有想起，对一个政府首脑真正的要求是什么，只知道鼓掌，
这种愚昧的掌声一直传到我们千年后的耳边。
谈到最痴情的皇帝有一点分岐，朋友说我应该写唐玄宗，但我觉得痴情莫过于清仁宗顺治。民间传说他因为董小宛的死而万念俱灰，到五台山上剃度作了和尚，我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但他的痴情是无可置疑的，他把董小宛生前说过的话都记录下来，编成《端敬皇后语录》，让天下人敬诵，这是领袖语录最早的版本。顺治当时一定做过权衡：是天下重，还是爱情重？他认为是爱情。所以就抛弃了政府，抛弃了百姓，抛弃了年仅六岁的康熙，不顾天下大乱和千万人的生死，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没有问题，因为自会有人按程序行使权利，但在一个世袭制的政府里，我们就必须谴责他的不道德、不负责任。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也不是一党的天下，政府和它的首脑没有权利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清朝成立国会，我认为首先就应把顺治从佛国引渡回来，在庄严的民主法庭上接受审判。
创作力最旺盛的皇帝，我除乾隆不作第二人想。据统计，爱新觉罗？弘历一生作诗十万余首，按他的寿命折算，平均每天都作诗一首以上。史书记载他曾在一天之内作诗三十四首，但很可惜到今天我们一首也不记得。乾隆朝御制诗风行天下，还曾专门刊刻发行，读书人人手一册，很像二十多年前的红宝书。我相信会有人在奏章中引用乾隆的诗来捧臭脚，但没有来得及查阅资料。不过在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确实为数不少，我真为当时读书人的眼睛感到耻辱。乾隆还喜欢鉴赏书画，书画们就从那时一直哭到今天。他总是把“乾隆皇帝之宝”的大印盖在正中央，血一般红，让我这种附庸风雅的人觉得他的大印实在是好看，比书画本身更好看。这真让中国人脸红。
文化和艺术从长远来看绝对是清醒的、反功利主义的，不管作品的主人有多高的权威，它只根据作品本身的价值决定取舍。所以我们到今天依然记得李白、杜甫和陶渊明，记得苏东坡，记得与乾隆同时代的纪晓岚，而乾隆和其他作臭诗的皇帝，我们只会把他丢进垃圾箱。
多才多艺的皇帝，作诗的皇帝，多情的皇帝，喜欢艺术的皇帝，从统计数据来看，实在不能算是百姓之福，不能算是救星，他只会把国家领向贫穷，领向衰弱，领向灭亡。我们不反对政府领袖有一些个人爱好，但一定要反对他对这种爱好的自豪和纵容。因为我们给他权力，不是让他作诗，我们要求他的，一定是善和正直的良心，当然，还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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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抬杠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有家人生了一个孩子，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肯定会发财，这家人于是千恩万谢。另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被大家痛打。故事讲完了，鲁迅先生评论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我以前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惭愧，因为我就是那个说谎的家伙，人家结婚我说早生贵子，人家生孩子我说长命百岁，这当然是谎话，因为新郎有可能患不育症，孩子也许会掉进井里，我说谎说得这么坦然，想想真是惭愧，觉得自己缺乏讨打的勇气，实在不象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
现在我是一个中年人了，对这事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那家人谢也谢得对，打也没打错，以己推人，如果我儿子满月摆酒，你喝着我的酒咒我儿子死，我说不定也要满地摸砖头。
那个挨打的人不是不诚实，而是话没说对地方，人家请你吃满月酒，你不去说满月的事，非要讨论生命的自然规律，我觉得这跟诚实无关，而是在抬杠。抬杠不是死罪，但你非说自己抬杠抬得客观，抬得合乎真理，还骂不抬杠的人虚伪，我看挨上两砖头也是活该。
抬杠不是讨论问题的好态度，我有个朋友在养猪场工作，每当场长批评他把猪喂瘦了，他就在那儿小声嘀咕：“你口那么臭还敢来说我？”要按鲁迅的逻辑，我这个朋友也算坚持真理，因为他们场长确实不爱刷牙，口臭得苍蝇都不敢近身。不过我觉得口臭跟喂猪不是一回事，自己的工作跟别人的口臭更是天差地远，领导说你把猪养瘦了，你就应该反省，勇敢承认错误没什么丢脸的，即使要辩解也应该围绕着猪来辩解，说饲料不足、猪得了猪瘟什么的，都算是正当理由，现在你闭口不提，却反过来指责人家的口臭，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抬杠这事的核心就是要回避事实。我在沈阳看过这么一幕：一个美女的裤门没扣好，有个小伙子上去提醒她：我看见你的内裤了。那姑娘以为遇上流氓了，气得满脸通红，泼口大骂：＊你妈！照我看这姑娘也是在抬杠：你内裤被人家看见了是个事实，是事实就应该承认，现在你不但不承认，还想＊人家的妈，我觉得不大合适，因为第一，你＊不到；第二，就算＊到了你也照样丢脸。
前面这两杠抬得都比较低级，明显不是高人所为。根据《慕容雪村抬杠大法》，抬高级杠一定要不露痕迹，一定抬得合乎逻辑。比如领导指责你把猪喂瘦了，你可以这么说：为了猪圈的坚固，猪一定要瘦，因为猪肥了就会把猪圈撑破；再比如有人说你裤门开了，你可以骄傲地回答：我散热，不行啊？
要抬高级杠，必须先想好后路。如果领导说喂猪是为了让猪长膘，而不是为了猪圈的坚固，你一定要这么回答：猪圈要是破了，连猪都跑光了，还长什么膘？如果小伙子说散热也不能开着裤裆丢丑，那么记住，下面这句话将是最有力的反击：每个裤裆都有它的具体情况，你管得着么？
当然，我们都不是喂猪的，有个道理必须要明白：猪即使长到一千斤，也不一定就能把猪圈撑破，所以最好的态度还是承认错误，老老实实把猪喂好；同样，裤门开了，丢的是自己的脸，还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拉上的好，即使真需要散热，也完全可以往里面放点冰块什么的，没必要让全世界的人看自己的内裤。
再说说鲁迅那个故事，如果非要用“撒谎”和“诚实”这两个词，那也应该区分语言环境，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一次苏格拉底问欧提德姆斯：如果孩子生病又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是甜的，这算不算正直？欧氏想了半天，说恐怕要算。在这里，孩子生病也好，孩子满月也好，都属于私人生活，私人生活的主旨是求善，所以善意的谎言可以接受，否则就没人敢卖假牙；但在公共生活中，求真是求善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就必须讲真话，死了多少人就一定要说死了多少人，不能瞎蒙。但事实上我们却常常把这个两种生活混淆起来，人家孩子满月，我们说这孩子要死；真正楼倒了桥塌了，死人无数，我们却又在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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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此向南
细雨微风江南岸，王孙去后久不归，诗歌里的“南方”好像总是跟离愁、怀乡、身世飘零连在一起，一过长江，便处处离散、遍地忧愁。张继高中进士，夜过枫桥心有所感，写“江枫渔火对愁眠”，我实不知此愁何来。王维一生未到过长江，《相思》诗也要以南方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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