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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
28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万律师得有事可做嘛。他们必须每年挣3万美元。别的国家认为我们发疯了。”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看见一块用手写体写的招牌：高级图像实验室，还带有一个箭头。桑德斯带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国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流学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毕业生不会看汽车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文盲。”
我们走到过道的尽头，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懒懒散散，没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学，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样，并且能在二十几岁前赚上100万美元。能赚这么多钞票的唯一途径是当律师、从事银行投资、去华尔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赚钱、无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们想做的事。”
“也许只是在南加州大学才这样。”
“相信我，到处都是一样。大伙儿都在看电视。”
他打开另一扇门，那儿又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旧派，”桑德斯说，“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就在这颗行星上，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服，干我们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走向。而在世界这个小小角落里，”他说，“我们主张少做蠢事。我们分析广播网中的新闻，看他们在录像带上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分析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提出他们在何处施诡计——”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他问，“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带其他人？”
“没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继续飞快地走着。“我老是担心在这儿把人给弄丢了。哦，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实验室。好，这门我刚才离开时就是这样。”
他伸出手来，把门推开。我看着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桑德斯说。
我想这里的一切实在不敢恭维。
这间地下室里铺着生锈的管子，设备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地板上绿色的亚麻油毡有好几处卷了起来，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内到处排列着磨损的木头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两边垂着电线；每张桌子跟前，一个学生面对监视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处在渗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进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说：“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这儿的地下室。我们没有钱使环境变得舒服些，比如说，重修一个天花板。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注意你的头。”
他走进房间。我身高大约180公分，还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进这房间时得低头弯腰。我听到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传来粗厉刺耳的丝丝声。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释道。
“什么？”
“我们在溜冰场的下面。你会习惯它的。实际上，现在就算不错了。每当他们下午练冰球时，那更是嘈杂不堪。”
我们朝屋子的深处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潜水艇里。我扫视着坐在工作台前的学生，他们全都在专心地工作。我们打他们身旁走过时，无人抬头张望。桑德斯问道：“你想复制什么样的录像带？”
“8毫米的日本录像带。保安用的。复制起来也许有困难。”
“困难吗？我看不见得。”桑德斯说，“你知道，我年轻时编了不少早期视频图像增强规则系统。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统曾经是人人使用的方法。当时我是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在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工作。不，不，我们能够复制。”
我递给他一盘录像带。他看了看：“漂亮的小东西。”
我问：“你的系统后来怎么啦？”
“我的系统没什么商业价值。”他说，“80年代像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一些美国公司完全放弃了商业电子产品。我的图像增强系统在美国没有多少用处。”他耸了耸肩。“因此，我设法把它卖给日本的索尼公司。”
“后来呢？”
“可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它的专利权。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掌握了这方法？”
“不，他们只是获得了专利权。在日本，争取专利权是一场战斗。日本人对专利像着了迷似的。他们有一套奇怪的体系。在日本要花8年时间才能得到一项专利，而你的申请18个月后就已经公诸于众，打那以后专利税就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当然，日本与美国并没有互惠特许协议。这是保持他们优势的一种办法。”
“不管怎么说，我到日本时，发现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拥有一些相关的专利权。他们取得了‘泛专利权’，也就是说，他们取得了一些可能相关专利的使用权。他们没有权力运用我的系统——但是我发现我也没有权力使用那些技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对我的发明的使用专利权。”他耸耸肩。“这种情况太复杂，难以解释清楚。不管怎样，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发明了更加复杂的视频软件，远远超过了我们使用的软件。现在他们比我们先进好多年，然而我们却还在这实验室里奋力挣扎。哦，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吗？”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计算机控制台前抬起头来。她长着一头黑发，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她的脸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挡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说道，那声音听起来很惊讶。“特里萨，丹在哪里？”
“在准备一门期中考试呢。”特里萨说，“我在帮着运算实时级数，快结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学生的年纪要大些，但我很难说清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这肯定不是因为她的那身打扮。她头上扎一根颜色鲜艳的束发带，身穿U2式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夹克。她那镇定自若的神态使她看上去比较老成。
“你能再干点儿别的吗？”桑德斯问道，一边绕过工作台，去看监视屏。“我们现在有件急活儿要做。我们得帮助警察解决难题。”我跟着桑德斯，低头避开管子。
“我想，当然可以啰。”这个女人说道，并开始关上桌上的装置。起先，她的背朝着我。最后，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脸。她肤色很深，看上去像混血儿，也许是欧亚混血吧。她实际上美极了，就像是杂志上的那些高颧骨的女模特儿。我一时感到有些困惑，因为这女人太漂亮，不像是在地下室的电子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类人。这实在不合情理。
“你跟特里萨·朝熊打个招呼！”桑德斯说，“她是唯一在这里工作的日本毕业生。”
“嗨。”我说。我满脸涨得通红，感到自己太愚蠢。这消息对我说来得太突然。从各方面考虑，我宁可不要一个日本人来处理这些录像带。但是她的名字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她看上去也不像日本人，倒像欧亚混血儿，也许有点儿像日本人。她看上去很有异国情调，甚至可能是——
“早上好，中尉！”她说着伸出左手来和我握手。她的手从旁边伸过来，就像有人右手受伤时所做的那样。
我和她握握手：“你好，朝熊小姐。”
“特里萨。”
“好吧。”
“她不漂亮吗？”桑德斯问道，做出由衷赞美的样子。“漂亮极了。”
“是呀！”我说，“你不是模特儿，真让我感到惊讶。”
这时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她迅速地转过身去。
“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
桑德斯急急忙忙插进来说：“特里萨，史密斯中尉需要我们复制一些录像带。就是这些带子。”
桑德斯将一盘带子递给她。她用左手接住录像带，把它放到亮处。她右臂的肘部依然弯曲着，右手紧紧贴在腰上。接着，我看出她的右臂是萎缩的，从那牛仔夹克的袖子里露出了一截残肢，看上去像是吃了瑟里多迈德后生出的婴儿的手臂。
“很有趣，”她说道，眯眼看着这盘录像带，“8毫米高密度带。这也许就是我们听说的那种专利数据编排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增强实时图像的能力。”
“抱歉！我并不懂。”我说。我感到自己真傻，说什么关于模特儿的事。我把手伸进我的箱子里，拿出了放像机。
特里萨立即拿出螺丝刀，打开盖子。她弯下腰来看着里面。我看到一块绿色的线路板、一台黑色的发动机和三只小水晶圆筒。“唔，这是一套新装置。棒极了！桑德斯博士，你看，他们只用了3个磁头工作。这块线路板肯定是产生红绿蓝光的组件，因为在这里——你认为这是压缩线路吗？”
“可能是数字模拟变频器，”桑德斯说，“十分整齐，如此之小。”他转向我，举起箱子。“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把东西做成这样，而我们却不能吗？他们在不断地改进。一个审慎的、耐心的、连续不断的优化过程。每年，产品质量提高一些，体积变小一些，价格降低一些。美国人可不那么想。美国人总是期望数量的飞跃，大幅度地前进。美国人试图来个本垒打，把球击出场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却是整天地搞一垒打，从不贪图休息。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
他转动着圆筒，称赞了一番，一边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子。最后，我说：“你们能复制这些录像带吗？”
“没问题。”特里萨说，“根据这个变频器，我们能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