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和理论构织成美丽而动人的花环，掩饰自己的悲哀和不幸。 其实，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就是忘记了“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忘记了哲学的源头，忘记了哲学本身。曾经有人认为，哲学起源于好奇，起源于求知的欲望。 就探求世界的本真来说，就探询科学的定理来说，哲学可以说是起源于好奇与求知。 但哲学不仅仅以自然为对象，从根本上说，它以人为对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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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对象的哲学，不是起源于好奇、惊讶、敬畏，而是起源于苦恼、困惑、疑难。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思维术》中提出探索的五步法。 他认为探索起源于疑难的境地，即感到疑难的存在。 当出现疑难的感觉，发生困惑或疑难时，探究便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生并非时时处处花好月圆，万事如意，踌躇满志，径情直遂，生活并不是流金溢彩，皆大欢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果环境对你百依百顺，那就用不着思考，也用不到哲学了。 真正的思想是碰壁之后才发生的，是遇到困难、挫折、牺牲、不幸、压制与逼迫之后发生的，是碰到困难，面临抉择时发生的。“杨子哭歧道”
，身临歧路，悲悲泣泣，不积极采取行动，这是顶没出息的。 人的问题因而就不仅仅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考。 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人的处境。 每一个新的处境对人都是新的疑难。 人的疑难是个古老的问题，但它并没有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 我们每次却必须重新经历危机、窘迫、困境。 每遇到一个新的处境都必须从头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之所以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异常突出，是因为我们空前地遇到了新的困境。 例如，生态危机与人性的堕落，迫使我们提出，我们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代人了吧，人类面临着末日吧！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
天灾人祸，兵燹水火，促使人们考虑社会政治伦理。赫舍尔提出，奥斯维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难道我们还应当固守某些陈旧的哲学信念吗？
哲学还能那样我行我素、悠闲自在地谈论一般人的本质吗？
空前的劫难，残酷的暴行，兽类的行径，难道不应发人深思吗？人的问题在我们时代变得迫切，这一点也用不着奇怪。“对人的处境的最有价值的洞察不是通过耐心的内省和全面的审视得到的。”如果没有惊诧和震动，那就不会有自我觉醒和意识。期望从《人是谁》这本小书中得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答案的读者会感到失望。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在提出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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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我想到的不仅是关于本质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具体处境。“
我们受到多种多样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的迷惑，却忘记了人的处境，离开处境来谈论人。人类不能被当作一个孤立的实质、本质。人的行为不是由这个本质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力量、准则、异质的压力决定的，是由终极的场合（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ｘｔ）决定的。人类有感受性、服从性。物理事件可以根据其客观性质来确定，人则不能据其全部处境来认识，人的存在不应当被化归为人类本性。赫舍尔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辱、焦虑和厌烦，就不可能思考人的处境；离开忧伤和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窘迫，便看不到成功。 彻底的反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意识到挫折，面对着危机，而不是由于个人取得光荣业绩。
人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因为人是有着自我意识的存在。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这些问题。 没有这些疑难，人就不成其为人。 牛永远是牛，它不会问“牛是什么？”
“我是谁？”牛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牛自己提出的，它是动物学家即人提出的。“人是谁”则不同，它是关于自己的问题，它是人在自发的行动中被迫反省自身时进入人的意识之中的。 英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目睹一男童挥鞭驱策大马，他顿时想到，牛马如果知道自己的力气比人大，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 牛马忘记了“我是谁”
，人如果忘记了“我是谁”
，那就与动物无异。 在探究这个问题时，人发现在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客体之间存在着差别，即在他的特殊命运与他同别人分享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 这个问题必须由他自己来回答。 人处在两难境地：他既是发问者，也是被问者。 他问他自己，他自问自答。 正如他为了理解别的事物，就要走到这一事物的背后探测其隐秘一样，他为了认识自身，也必须深入到自我的背后。人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通过将人与动物进行比较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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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也可以通过把人与神进行比较来认识。 赫舍尔不是通过把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人进行比较认识人的，而是从自身出发来认识人。因为，用比较的方法来思考，我只是个普通人，当我切近地直接面对我自己时，我才发现自己是独特的、珍贵的、不可代替的。从外部，从社会的角度，从制定概念的观点出发进行观察，则难以理解我的实存的重要性。 从统计学和人口管理来看，只能把我的独特性看成是荒诞不经；而从内部来看，我的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苦恼和焦虑外，自我反思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实存的珍贵性、独特性。 人不仅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而且他的实存还在内部空间（即思想）继续发展——这是一个避开芸芸众生的私人空间。 人的思想就是他的处境。对“人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同对某个事物的思考不同。 我们思考一个物，是思考关于某个事物的知识，而思考人，则是思考“我是什么”
；不同于我是根据我学到的知识去识别事物，我则是根据自己存在的形象去观察人。 因此，在认识一个物时，我碰到的是“异”
，而在同人相遇时，我碰到的是“同”。我是什么，我就看到什么。 虽说我们可以对“一般存在”进行思考，但我们不能思考“一般的人”
，因为我对自己的认识会渗透到我对人类的思考之中。我此时此地的存在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是普普通通的人，但当我直接面对自己时，我发现自己是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生活，不能代替我思考，代替我做梦等等。 正是认识到我是某人，自由才得以实现。 因此，要认识人，首先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从而也就认识了人。“认识你自己”
，德尔斐神坛的铭文这样说。 认识人类，首先得有个人心理体验。 因而“人是谁”
就不单是一个社会学、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直接面对自我，不同于面对一个物。 这里无需凭借概念、范畴、逻辑和推理，而是直观。 在认识人的时候，各种概念是不中用的，因为在研究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碰到的不是一般性，而是个别性。 抽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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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这里不够用，一般原理不足以解答具体境遇。 人的生存是一系列事件，是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境遇。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正如在德皇御花园中没有哪两片树叶是相同的一样。 即以人的面孔而论，没有哪两张面孔是一样的。 我们在万头横动的人群中，一眼就能分辨出自己的朋友。 人体最显露的这一部分，正好体现了独特性。 因而，面孔就不是一般的事物。
因此，如何做人是十分重要的，做人（ｂｅｉｎｇｈｕｍａｎ）比人的存在（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更重要。 做人就意味着标新立异，意味着创新，意味着超越纯粹存在的连续性。 做人是奇特性、独特性的出现。 纯粹的连续性是雷同，是承续传统，它使奇特性中断。 做人是由一系列特殊瞬间组成的，其中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刹那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新异的。 做人不能服从于一个“模式”
、规范和形式，而是要经历一连串的迷津。刹那、瞬间，这个概念在赫舍尔的著作中很重要。 印象派画家莫奈认为，真实的东西都和“瞬间”
、“特定时空”有关。 生命的流动，人的感性、感受，都和具体的瞬间联系在一起。 生命离不开这一个个的“刹那”。
人的存在从来不是完成时，从来不会结束；人的状态就是初生状态，每时每刻都要进行选择，没有哪一次选择是一经选择便一劳永逸。人还要面临新的选择。 已经选择的东西可能放弃，已经放弃的可能再拣起。 选择贯串于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因此，做人是一个目标和结果，而不是一个事实。对动物来说，世界就是它现成的样子；对人来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完成，创世还没有结束，因而现在写“创世记”未免太早。 世界正在被创造，而且是将来还要被创造。 世界不是它现在的样子，人也不是它现在的样子。 断言世界、社会、人生就注定永远如此，不会再变化，断言世界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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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未免轻率。 因而做人就意味着“人在旅途”
，风雨飘摇，意味着奋斗、期待、盼望。 如果认为世界已经定型，那么就不再有盼望。 换言之，正因为我们焦急地盼望、等待，人世才演进、变迁。做人是事件，是行为，做人就要谋划、决断、挑战。 做人不是过程，一个过程必遵循恒定的模式。 做人是事件。 事件是突发的、不规则的。 过程遵守规则，而事件则打破先例。 自然界由过程组成，而历史则由事件组成。赫舍尔认为，根据圣经的思想，中心问题是“如何存在”
，而不是“什么是存在”
；真正的区别不是实存与本质的区别，而是实存与行动的区别。 动物和人时刻面临生与死的问题，然而人与动物不同，人知道如何生，如何死，因而我们的首要议题不是“人是什么”
，而是“人如何存在”
，不是“人的存在”
，而是“做人”。因此“人是谁”实际上指：“人怎样才能成为人”。
做人的“做”不是一个中立的事实。纯粹的存在并不产生善与美。不加引导的、来历不明的存在可能会变得邪恶和粗俗。 我们不应当作为一个袖手旁观者，不应当不介入世界（ｌｅｔｌｅｗｏｒｌｄｂｅ）。做人就是介入，就是实行，就是行动，作出反应，就是惊奇和回答。 对人来说，要存在，就要在宇宙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生存不仅仅是当观众，而且是也当演员，充当社会角色。
有一种哲学，把人的存在当作基本问题来讨论。但是赫含尔认为，人的生存（ｈｕｍａｎｌｉｖｉｎｇ）比人的存在（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更重要。 存在可以用于物，但人不仅仅存在，他生存！
生存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能离开人的生存谈真理。 然而人的生存是在具体处境中的生存，因而哲学研究不应当脱离处境来孤立地进行。 人的处境展现为复杂的生存活动。 自我的精髓就是行动。 如果仅仅是纯粹的存在，则无所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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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和自由。正是生存，才使我们具有责任；正是生存而不是存在，更能表达人的真实性。我们的各种范畴，一大套理论，都是生存的结晶。作为纯粹的存在，人消融在无个性之中。 存在是不及物的，而在生存中，人主动将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 生存的语言是行动。 人的生存是人的存在的关键。 因此，研究人，最恰当的题目是生存而不是存在，只有生存才能使存在获得一定形式。 创造性精神的源泉是不满足于单纯的存在，不满足于“在世”。存在应当被生存所超越、所代替。赫舍尔讲的是“处世”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而不是“在世”。
“人的困难处境不是由于惧怕非存在，不是惧怕死亡，而是惧怕生存，因为我过去曾经经历过的荒谬绝伦、残酷暴虐、麻木不仁、不可磨灭的印象，深深烙印在全部生存中。 人是害怕痛苦、害怕受污辱的存在。”
生存并不是活着，活着也不等于生存。 生存不能被片面地解释为活着。 动物也可以活着，然而谈不到生存。 以为放一条生路就是大慈大悲，把活着当作最高价值，把生存等同于生命，这对人类一点不适合。“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但这不可机械地被理解为三个阶段，似乎先生存，后温饱，再发展。 它们的先后顺序不是时间上的，而是逻辑的。 就其重要性而言，人不生存，当然谈不到温饱与发展。 但这不可简单化地理解为在生存中不能谈发展。 人不可能先生存一段，然后不生存，专门发展。 事实上，三者并非截然分割开来的不同的阶段——人要生存，就要生活得好，就要排除对生存的威胁，摆脱幽囚，不被强制。 而且生存意味着有表达意欲、实现自我意欲，有参与的机会、求知的机会、交往的机会、娱乐的机会。 活着表示有一口气，表示没有冻馁之虞，但人在本质上是要活动，要参与，因而生存就包括行为、活动在内。 要生存就要谋取生活资料，就要从事社会实践，因而生存与其它社会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可须臾离开。“人的存在”远不如“做人”重要。 做人，即成为人，即立身处世，“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个物品，它的重要特征是如何对待存在，而不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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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人就是使存在人化，借此，人超越了纯粹的存在。赫舍尔恰当地指出，人如果不成为人，仍旧可以存在。 可怕的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充塞着一种”存在物“
，从生物学上讲，他们可以算作人类，他们存在着，活着，但他们缺少一种可以从精神上把自己与生物区别开来的性质。 人之为人在于人同精神有关联；做人，就是这种关联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