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剩余秋雨了。
现代语言被污染了
窦文涛：我觉得很多人都困惑于这个，觉得眼前这套语言写来写去都像陈词滥调，但你又不能凭空——
王朔：所以啊“先锋文学”他们依赖的是翻译体，跟施蜇存三十年代“新感觉”是一回事，只不过后面的翻译更流畅一点。你看鲁迅那文字，其实挺疙疙瘩瘩的。
窦文涛：有人这么说。
王朔：我们占便宜，我不是说比人聪明，因为我接了地气儿了。北京的土话都可以入普通，而且当年《新儿女英雄传》啊，老舍啊，已经把这个话推广到全国了，全国人看北京话——
第三部分 第36节：王朔：文学语言你让我“规范”什么呀（8）
窦文涛：都看得懂。
王朔：它有阅读经验，其他地区文学没有推广到全国。其实很多拿方言写作的，我看着费劲但我能看，非专业读者就不能看，看着累。
梁文道：张爱玲有时候也会用上海话，用吴语。现在的中文，我们常常说被污染了，污染这个概念不大准确，好像是说有些杂质混进来了，其实不是杂质混进来。我觉得现在语言的污染在于有些语言被官方化了，被陈腔滥调化了，用到了一个所有人都用的地步。有些字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我一看就头疼，比如一形容什么，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涛大笑）这怎么回事？
王朔：你们港台话现在进入大陆很厉害，流行歌曲带进来太多了。年轻人说的全是流行歌曲的话，像什么很“四海”，很“高竿”，很“拉风”，这都什么话？这些话已经进入我们汉语体系了。你别排斥人家，说实在的，你要有文化自信，外来语进来多少，比如“秘”是什么啊？那不就是英语的Miss嘛。
窦文涛：啊？我还刚反应过来，小秘——
王朔：飒秘。什么飒秘？很简单，英姿飒爽，这人有英气。我觉得你们曾子墨是自林徽因以后范儿最正的一个。
窦文涛：你说的“范儿正”指什么？
王朔：过去有句话：江浙人，北京话；新思维，旧传统。这是女孩子里的极品，当年他们说林徽因就这么说的。
窦文涛：（笑）林黛玉不也这路子的吗？
王朔：对，苏州人，北京话。林黛玉思想解放，但是从一而终，郁闷而死。那时候林徽因她们很多江浙人在北京读书做官的，那范儿，漂亮极了，书卷气极了，聪明极了，就上海人在北京长大的，严重靠谱。
窦文涛：这倒让我想起台湾眷村啊，其实邓丽君的音乐，你不能认为是台湾文化，她是南腔北调的。
王朔：她是三十年代的流行文化。
窦文涛：你们小时候大院也是南腔北调的人。
王朔：我们不说北京话，我们说普通话，但不是我这种，是标准国语，不加北京土话。我们刚进北京城的时候，什么取灯儿啊，洋胰子、颠儿啊……都听不懂。取灯儿就是火柴，老北京话。我们不会说这种话。
窦文涛：你这么能侃，是不是也是小时候听周围人说话学来的？
王朔：我们周围全是坏人，（文涛、文道大笑）而且老师特别坏，老师逼得我伶牙俐齿。他老把我叫起来说你为什么这样？我怎么了我？我就跟他瞎贫呗。我就做小动作，顶多聊一天，你给我提溜起来，你们罪过不罪过，当着众人的面打击我的自尊心干吗啊，我是没让你们打击下去——
窦文涛：这事到现在都有，有些班里学习差的孩子——
王朔：他们成心打击学生自尊心，我要让你给弄颓了怎么办啊？（笑）
窦文涛：文道小时候也不是个好东西。
梁文道：没错。我特别想问一东西，刚才说到语言，我小时候在台湾听到一种国语，他们叫标准国语。台湾以前老演员有一个叫郎雄的，你们知道吧？
窦文涛：我知道。
梁文道：像他们说的那种话，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地方还能听到。台湾没有了，因为现在本土化了嘛，大陆也听不到。
王朔：这是当年北平知识分子教员讲的那种文绉绉的话，他们书上也这么写，譬如林语堂、周作人，就用这种语言写。而钱钟书写《围城》，非常像美文小品里面抖点小词儿，是聪明文章，精致的淘气。他们那种话非常文雅，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就是这个。
窦文涛：这种话里边的节奏感音乐感跟你现在说的北京话——
王朔：不一样。我们是解放后粗鄙化了，共产党的阵营进来了，加上南城的话，加上天南地北乱八七糟的话，加上外来语，还有港台加在一起，现在你当然听不到那么纯的话了，根本就没那种语言环境，过去是教授和教授之间写文章，现在你写这个叫“酸气”。
语言不需要太强规范
窦文涛：你说这个根啊，我现在想我这个语言没有根。原来我在河北直隶长大，现在我就会说一普通话，你说你往哪儿找根去？往河北话找？
第三部分 第37节：王朔：文学语言你让我“规范”什么呀（9）
王朔：你以为我有吗？我不也被北京串了味儿吗？我这十几年跟最底层人混在一起，嘴里那“片滩话”多了。哪儿有语言？谁也不可能自己说自己一套话，没人听得懂。你看历史上，日本话里有一种音同而训同，全是中国口音，江浙话。你比如……（日语），（笑）我学过点日语。可是日本反哺过咱们，近代好多词儿，科学、干部、哲学——
梁文道：警察。
王朔：全是日语。所以日本说咱们同文同种，排除他侵略我们的国耻感之外，那是对的。汉语圈，你看看，越南话里百分之七十都是汉语。我到韩国去，韩国、共产党、政府，（跟我们）都一个发音。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雷颐《新词与方言：“哇”声一片又何妨？》
窦文涛：所以我觉得语言啊，只能有中心，不能有什么规范。弄个标准什么的，都不是事儿！
梁文道：语言的确不需要有一个太强的规范。
王朔：我觉得政府公文要规范，是吧？文件要规范，法律要规范，我民间文学小说你让我规范什么呀？
梁文道：有时候研究一下语言流变的历史，比如我们说话腔调的变化，你看到的就是整个文化混杂的历史，没什么所谓纯不纯正这回事。我不喜欢追究一个文化所谓的“本原”是什么，因为它没有不变的系统，它的本源在哪儿？没有，它一直在换，在变。刚才讲日本怎么样影响了现代中国，其实何止影响了语言，还影响了世界观。比如我们最喜欢讲的一点，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但就连“文化”这个概念这个词，过去中国都没有。你回过头看中国历史，明朝有没有人写过“文化”这东西？没有。什么叫文化？我们今天讲文化可能是指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但过去中国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叫“文化”的范畴里。所以连文化这个概念，这种看世界的方法，我们都是现代才学会的，是透过日本人学回来的。
王朔：我们实际是向日本学习着在进步。你知道咱吹牛×最大一个牛×是什么吗？长城。最近不是评新七大古迹嘛，咱中央台自己播的，鼓励大家投票把长城选进去。在新七大奇迹里，只有一个金字塔是（真的），人家五千年前修的啊，您四百年前修的明长城怎么可能是奇迹？您把砖码得长那叫奇迹呀？古代奇迹有，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那是建筑上必须有特点的。
政治人物没品位太可怕
窦文涛：最近我有一遭遇，正好去了台北故宫，很快又去了北京故宫。我就想起——，别以为中华文化就现在这大辫子戏，大红大紫的。北京故宫重新翻修了，一去我还有点不适应。我一看——
王朔：完全进地主家了，呵呵。
窦文涛：跟戏台似的，新齐齐的。
王朔：修的是炕！
窦文涛：但后来我一想，它当时新的时候就是这样呀。然后你在台北故宫看北宋的文物，汝窑这些展览，哎呀，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初，那么一种美感，不一样。
梁文道：搞政治的人啊，不懂品位是很可怕的事。我有一回看回忆录，德国魏玛共和的时候，他们冲击普鲁士皇室，有一带头人写回忆录，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一群柏林市民冲进了普鲁士皇宫，进去之后很惊讶，看着这个皇宫金碧辉煌，但怎么那么俗气，墙上挂的不是什么大师的名作，都是他们自己那些皇后的画像，那种结婚照什么的。后来他就想出一个东西，这种人没品位的人当皇帝太可怕了，可怕在什么地方？在他眼中世界上没有好坏分别，他是什么都可以毁灭。
王朔：中国人老传一什么话，说我们为什么古迹没有了，只剩一赵州安济桥，是因为我们是砖头的，人家是石头的，所以我们能烧，他们不能烧。
第三部分 第38节：王朔：文学语言你让我“规范”什么呀（10）
窦文涛：我们是木建筑，保存不下去。
王朔：其实你到欧洲一看，罗马全是砖头的。人家从罗马破国以后没再烧过城市，中世纪一千年教皇统治没再烧过教堂，最多抢点东西，希特勒占领巴黎也没烧。我们是三百年一烧啊。
窦文涛：咱这历史是杀人放火呀。
王朔：圆明园英法联军那儿烧得光呀，那都是后来抬回家修园子了。北京城墙我小时候都有，（唐山）地震盖地震棚才彻底把城墙搬空。圆明园里面那些石头怎么可能烧了，就是有钱人修园子从里头抬回去，把木料全拉走，搬了一百多年给搬走了。
图说：圆明园遗址
清亡后数十年，圆明园遗址里的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等，纷纷被军阀官僚运走修建私园和陵墓。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砍树填湖，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遗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彻底消失。
写电视剧是一体力活
窦文涛：行了，这史学界你祸害了一下，咱扯点别的话题成吗？昨天我还看你以前写的一篇文章，说有过一段很拧巴的经历，就是搞电视剧。你自己也承认那时候多少有点想挣钱，或者想借电视出点名。但是一有了“观众”这概念，弄起来好像觉得很不舒服。
王朔：写电视剧实在太辛苦，是一体力活儿。你想一集写一万五千字，十集就十五万字。那会我和王海鸰、乔羽仨人写《爱你没商量》，四十集六十万字，让我们两仨月写完。一集2500，那时候是最高价，张和平给我们的。最后给我写残了，写恶心了。
窦文涛：写残能到什么状态？
王朔：看到就恶心。
梁文道：就不想写了。
王朔：不想写。一天写一万字，我后来这么长时间不写东西，就那次给写恶心了。
图说：《渴望》剧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剧热潮中，王朔功不可没。他策划创作了红极一时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创造了当时收视率和观众反响的双料奇迹。
窦文涛：跟我主持节目一个感觉。
王朔：我有话我什么时候不能写啊？过节放鞭炮过节放电影，我不能过节我给你们扯这个！我当时就说我不能干这事儿，这什么呀？后来把这事儿交乔羽了，从此我不写电视剧。而且电视剧特别讨厌，它是满足老百姓的，你得按照主旋律来，老百姓的价值观是好人必须有好报，《爱你没商量》为什么不太成功？给宋丹丹这腕儿有点伤了，就是宋丹丹瞎了以后，她又生气。可老百姓喜欢的是刘惠芳，有多大苦扛着，其实你们丫谁扛过呀？我眼睛瞎，我都不能生气呀？但是他就觉得这孩子不善良。我对虚伪的道德说教特别讨厌，我不侍候你。
窦文涛：咱们通常有一印象，感觉搞电视剧或搞节目的脑子都里装着观众，感觉艺术家就是为了自己。可是后来我接触了一些画家，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挺有机心的，好多人都看着市场流行什么我给你整个什么。你写小说的时候，真的就——
王朔：不考虑，因为我没法考虑，我知道你们是谁呀？你们不就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吗？你们有统一概念吗？电视剧有，比如家庭妇女，她们有统一爱好——其实也被长期训练的，根本不是自己有爱好。
窦文涛：这是催眠下的结果。
王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叫典型人物“三突出”，到我们那时候还这样。大部分老百姓是这种（接受）心理。当年葛优他们出来的时候，群众里有坏人，给上面写信，说怎么不是主要人物是次要人物和第三类人物当主角？电影局有帮搞审查的老艺术家，是那时代过来的人，人都是环境产物嘛，他那时候看的是样板戏，样板戏说实在的价值观正确，表现手法极端，现在可称为“表现主义”吧。我们写之前，先统一思想，先看老百姓想干吗，老百姓不就渴望真善美嘛，（大笑）然后弄一苦瓜蛋子，就完了。
第三部分 第39节：王朔：文学语言你让我“规范”什么呀（11）
梁文道：美国电视剧那种编剧方法，是一帮人先做市场调查研究，现在有什么样的观众需求？想看什么？
王朔：对，我在洛杉矶碰上过，请你去看电影。他们制片人导演没有剪辑权，拍完片请不同种族人不同文化背景人去看，看完以后根据这个改。他那基础咱这儿没有，美国几十万编剧，我在大街上两次人跟我搭话，全是作家，哈哈哈，作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