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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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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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无路可走,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却说出这么侠义心肠的言语。

有一片以一根棍子撑起的木窗,放下来,便什么也看不见。

就这么一个地方,四周也吵得要命,他却非常能够自得其乐,常常唱歌,中英文的都唱,还在那么局促的地方练习舞步,真不简单。

林良国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故事,不像有的老兵,故事都是一套套的。我自己为他拼凑出了的身世大约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人是在大陆占领之后,最后残余在沿海的海上游击队,个个神勇过人,身手矫健,三下两下便能爬到敌人的船上登上桅杆。至少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是吸鸦片的,吸了之后精神百倍,更加的所向无敌。到底属于海上的人还是陆地上的人,都很难讲,我有点怀疑他们的祖先头目就是郑成功的海盗爸爸郑芝龙。从前,也没有要中央给他们什么援助……到了局势已不可为了,也依然出生入死……后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台湾的政府就支援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台的,可以来台。仓促间,他父亲只带了他先出来,没想到再也来不及把家人接到一块儿。

在学校里,我们大概都是异类,不怎么跟一般的同学来往,包括一位独自在此地生活读书的菲国华侨丘汉荣,以及后来成了北联帮的什么人、又成了成功的木材商的岳宜昌,一位个子不大却能拿起武士刀砍杀起来毫不迟疑,连超级艳窟何秀子的所在也敢去收保护费的傅桃华,这个狠角儿,后来猛然间大彻大悟,读了官校,变成了将军。另外还有个成天追追杀杀的,长得一脸斯文,说话也文绉绉,绰号菜头的,去了巴西。我只跟这么几个人合得来,今天回忆,也是各走各的,谁也没有强迫谁,更没有碍着谁。

林良国也穷,但是他交游广阔,车站四周许多卖吃食的他都认得,我们就赊欠着吃,到有点钱了,便还一些。实在还不出,又欠得太久,他就带着我绕小路,不让债主发现。

在那么样狭小的空间里,是无法充分活动的,何况晚上又没有电,除了点上蜡烛读书,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新公园、博物馆、火车站、西门町、淡水河水门等地压马路,天南地北地聊,充满了理想。是啊,一无所有的人,一定充满了理想,更穷的话,就变成幻想,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想的都是钱,没什么境界。但是他很务实,偶尔做做小贩生意,想的都是怎么使得一个钱变成两个钱。我则非常倾向书生造反,相信赚钱也要从读书开始,我读晚周的《经济思想史》,读马寅初的《通货新论》,读得非常仔细,无限神往,以至于忘了想要发财的目的。想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走着不同的路了。

我离开复兴中学的官方理由,是因私自换贴学生证上的照片,被勒令退学。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大考的试卷上不答试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两三千字的文章,鼓吹废除训导处,又配合了自绘的插图。一位老师跟我说,全校的老师都读到了你的宏文。当然,我也缺课太多,实在太多,大概上学的日子还没有缺课的日子多。至于换贴照片,实在小题大做,只因买公车的学生月票,要贴照片,临时没有带,便把学生证上的揭了下来充数,然后在注册时给一位自认跟我有仇的老师,发现了我没有钢印的照片。当时居然被他罗织成了伪造文书。林良国也跟着我一起转学,转到我们自己接洽成功的东方夜间部,那是个我更不去上学、更加陌生的学校。阿兄的义气到这样的地步,直比两肋插刀了。

我们为了生活,去应征一种给青少年读的、唤作《学生周刊》的报纸,发行人是当时的名记者刘芳刚先生,但是我们不太遇到他。负责管事的是一位夏先生,另有一位秘书吕小姐,好像后来刘社长还追上了吕小姐,但是我们那时太年轻,搞不清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努力地卖报,争取订户。林良国跟我,得利用中学中午休息的时间,溜进校园,对着正在吃便当的学生鼓吹推销。这一方面当然我比林良国行,短短的时间,要摸进去,然后上台说上一段儿,要能让大家心动,然后来填订单,一边林良国就发样品报。我们还要闪得快,给训导处的人抓到了也麻烦。一个中午,手脚口舌都灵便的话,可以跑两三所学校。我曾经创下一天里争取到了八十二位订户的纪录。

然而从拿到订单,到他们的家长也同意订阅,然后寄报、收款,然后拿到我们的佣金,我们差不多都快要饿死了。还要再想办法活下去。林良国又有一位什么亲戚,据我的观察,他们那种族群,好像很容易变成叔婶兄弟,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一位他同样唤作叔叔的人,跟那个捡破烂的有些交情,有一天,拿了好多毛衣给我们看,都是崭新的,包装件件完整。请我们帮他卖卖,只要卖掉了,我们便可以得到不少利润,看来很不错。我们分头四处推销。

那个时候只有松山机场,国内外旅客都从松山机场进进出出。

我就穿上漂亮的西装外衣,打上领带,擦亮皮鞋,头发梳得油亮油亮,到松山机场去卖毛衣了。我假装自己是刚回来的侨生,跑跑单帮,故意讲话不卷舌。一时也十分顺手,钱是拿到手了,正要想交给那个叔叔,不料却见不到他,他那个叔叔让警察给抓了去。这才晓得他把人家百货公司的仓库铁门都撬了开来,大批大批地偷出许多货色,叔叔已经关在监牢里了。

叔叔终于招出了也帮他销赃的我们,我们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又没有灯火,警察找我们也不容易。曾经有两次,警察已到了门口,还爬梯子上来。林良国警觉性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理讲从里面是锁不到外面的锁的,但是那片门实在差,锁上了还是有一条很大的缝,这下子可好,我们可以拉出个缝,锁住了,关好门,一把锁就挂在外面,跟外出未归一模一样。警察就在一片木门外,试着拉门,我们便紧贴门板站立,屏息无声,直等到他离开,如是者有两次。到那位贼叔叔判刑确定,我们也没事了。

《学生周刊》的钱不好赚,天气却冷了下来,我们就拿了不少周刊回来,当然是卖不出去的,装在被胎里御寒,除了转身有些叽叽呱呱的杂音,还真保暖。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中兴大学教授吴英荃伯父,忽然无预警地出现在梯子口,还是穿了长衫爬上来的。他身子坐在铺了草席的地面上,两脚放在梯子上,背对着我,要我马上收拾收拾就跟他走,一刻也不留。林良国那时不在家,我只能留个信给他,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分戏剧性的逃亡生涯。

后来我上了“国立艺专”影剧科,林良国去考空军士官学校,想要当飞行员,他居然考取了。我从学校寄了一封信给他,力劝不可去读,因为飞官的死亡率太高。待遇当然好,但那样的荣华富贵我说不可要。那封信写了有二三十页,磅礴淋漓文情并茂。他读信之后,特地转了好几道车,不辞路远来学校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几欲痛哭。旁边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我知道,他在市场边上开了个杂货店,生意不恶,却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了两个老婆,日子过得当然不安稳。但这也是多年前的消息了。

救星

吴英荃,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大法学院长、创办了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早年还担任过“国防部”的政工局少将处长。但这些资历我都不熟悉,我印象中的吴伯伯,十足的寿者之相,一对长长的寿眉,两眼炯炯有神,多半一袭长衫,家中客人来往不断,各种人物都可能是他的座上客,只要他在家,常常应接不暇,但是他总是一介布衣,轻松自在地听人家说,也说与人家听。正在求官的,他便指点迷津,求学的,他解决疑难,求见什么人的,他写介绍信,连求运命的来访,他也为他掐指算算气运如何。

看他做的事情,似乎该有三头六臂,他要教书,还兼行政,他担任过台湾书店跟正中书局总编辑,又另外办了多年的《小学生》杂志,每期的封面文章插图他都要事先看过,为的是落实年轻时的理想,因为他是“国父”的信徒,深信大事业必定要从根本做起。又常常有应酬来往,便是不在家,家里的小小客厅已经有人在等他。但是他总是气定神闲,见人的头一句话便是那临川口音的:“怎么样啊?”似乎事事好好地想想谈谈都可以解决。人家还没开口,焦虑已经放下了一半。在国共战争期间,他被列为第三号战犯,只因他料事如神,计谋层出,林彪视他为大患。友朋之间戏呼他为智多星。但他虽然相貌堂堂胸襟开阔,却未享大年,只得一甲子又五。算算吴伯伯今天在世的话,也过了百岁了。我枉度大约七十寒暑,这样的人物,也只见到这么一位,并且有幸亲受教诲。

吴伯伯是父亲的好友,几位老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重庆南路的世界书局二楼,记得应该是星期五中午,几位老友聚餐,饭菜就请附近的饭馆送来。聚会的老友变动不大,有当时世界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史学家杨家骆教授、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立委”李文斋先生、吴英荃教授与先父,这几位应属基本成员,其他人当然也有,却不是固定的。

吴府人口很少,只夫妻二人跟一位公子吴大成,吴大成是先父台大地质系的学生。另外吴英荃伯伯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小他至少十几岁的吴英蕙,在通讯部队里当一个士官。在那时当然还没有电脑,他却能以电报机当做画笔,当着对面的人,打出他们的画像,快速又准确。有一天“老总统”来视察,他也替他“画”上一幅,而且,他比较得意的是:“‘总统’站着,我坐着。”用他的江西口音说。吴伯伯相识遍天下,却从未为弟弟关说,弟弟就一直当那个士官,但是弟弟常常到家里来,备受关怀。后来他又为弟弟完婚,所有大小事务,都替他想得周到,办得妥帖。

吴府其实是一处很小的日本房子,在爱国东路,当时吴大成正在服兵役,一方面准备出国留学。我可说是被吴伯伯抓回来的,据他后来告诉我,几位老友一起吃饭,他听到了我逃家不归的事情,就决定把我先带回他家再说。他到了我居住的地方,一看那么简陋,他也吓了一跳。他当场就要我跟着回去,只有一个原因:怕我又溜掉。其实对于联考,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读的那个东方夜校,逃学太久,路都快要认不得了,一心只想以后当个门童先糊口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条件谈。发财的梦还在,但也知道遥不可及。要是吴伯伯真的说明天再来,就可能明天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我。

在吴府,没有人逼我读书,但是不读书又要干嘛?我再也无路可走,只得一门门顺着读。吴伯母有气喘病,身体谈不上好,氧气瓶总在身边,时不时地往喉咙里喷喷药,却能让我到时候上桌就有得吃。她生怕我吃不好又吃不饱,口口都盯得紧,忙着用另外的一双筷子为我挟菜,我总是不容易吃到堆着鸡鸭鱼肉下面的白饭,让我想起当小和尚却能有鱼有肉的好日子。

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你了。”情真意切,让我暗自想着好歹考上个学校给他们看看,不要再为难谁了。

很难得看到别的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见到吴氏父子见面时自然地相拥拍打,开心得要命。吴伯母在下午靠在沙发椅上睡午觉,睡梦中还口口声声念着她孩子的名字。他们夫妻在餐桌上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句指责,都是得意跟为他的未来着想。原本我以为父母都是只会责备孩子才对,在经验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家里大人的肯定与赞美。年过六十了去纽约看姑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变得又老又丑啊!这些我都视为当然。吴大成也有出息,学业身体都好,在部队里上柔道课,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肋骨摔断了一根,他爸爸赶快买礼物去跟人家赔礼。除了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吴大成从不让父母操心。

我的生活习惯不好,吴伯伯从来不批评,也不要求,总是那么笑眯眯地说些民国人物与掌故,有时也品评时事。我总觉得我不仅是他的晚辈,同时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许多调皮捣蛋的事,跟他说,他从不以为忤逆,反而听得乐呵呵的,跟伯母俩笑到不行,一边还说难怪你把你爸爸气坏了啊。真的是有容乃大。

某日上午,刚吃了早餐,不意之间,看到了吴伯伯在为我折被窝。从那天之后,不仅再也不敢让他老人家费事,还特别天天早起,早早地把床铺整理好。

那一年专科跟大学是分开来考的,考大学时我根本没去考场,白交了报名费。考专科之前还有一点读书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我就拚命读书,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到了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三民主义一页都还没有读,怎么办?吴伯伯只说不要慌,我给你讲讲好了。

于是,他用了一晚上对我讲了一通三民主义,井井有条,成一系统,每一重点都有例证,每个例证又可旁通其他的纲目,纲目与纲目之间彼此相关呼应,十分易懂又有趣味。以后有好一阵,都想把“国父”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再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讲稿之后,已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永远的粉丝。

考试的结果是,我的三民主义得到了我的成绩里的最高分,而我的数学只得一分,据我自己的估算,应是零点六分,阅卷老师奉送了零点四分给我,凑了一分。这一分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任何一门零分,便不录取。我考上了“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很不合父亲的口味,也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每个周末都回到吴伯伯家,他还给我零花钱。在艺专,我年年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将就着解决。

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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