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尴尬的地位：“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丈夫家里住不得，自己娘家回不得，这可真是“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了。因此，她只好总结“教训”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由此可见，私奔，大多是没有“好下场”的。《井底引银瓶》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白居易们似乎就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放弃个人自由意志，任由父母媒人指配，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难道就是“好下场”么？
如果说，私奔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那么，私通便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破坏。因此，私通的风险更大，处分也更重。
所谓私通，就是男女双方并非夫妻而发生性关系。这种非婚姻的性关系，有婚前的，也有婚外的。不过，一般地说，私通多半特指婚外性关系，也就是与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苟且。这种事，即便在今天，大约也至少不宜提倡。然而可惜得很，从古到今，它又屡见不鲜。
比如《诗．郑风．女曰鸡鸣》，尽管历来被学者们“好心”地解释为“夫妻生活”，但我怀疑那写的只怕不是“夫妻”，而是“情人”。诗的原文是：“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灿’。‘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哎呀鸡叫了。男的说，天还没亮哪！女的说，你起来看看嘛，启明星好亮啊！男的说，好嘛好嘛，我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打只鸭子或大雁。女的说，你要是打了野物回来，我就给你做一盘好菜，再弄点酒喝喝，祝咱们能白头偕老，就像那和谐的琴瑟，又宁静又美好。男的说，知道你会常来看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首饰；知道你会体贴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佩物；知道你会真心爱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礼品。请看，这两个人，是更像夫妻呢，还是更像情人呢？只怕是更像情人吧？不过，他们不大像婚外恋，倒更像是热恋中私定了终身，已“非法同居”的青年男女。袭橙《诗本谊》说：“《女曰鸡鸣》，淫女思有家也。”此说除不该称此女曰淫外，应是准确的理解，当然，这个经常来看情郎，与情郎深夜幽会，并接受情郎所赠佩物的女子，也可能是有夫之妇。她不甘心只与情郎做“露水夫妻”，而希望和情郎像真夫妻那样过日子，像真夫妻一样“瑟瑟和谐，白头偕老”。所以，她才会特别说出“弋言加之，与子宜之”的话，这其实是她向往“真夫妻”生活愿望的一种流露。如果他俩本是夫妻，则丈夫外出打猎，妻子在家做饭，原是各人本分，也用不着那么多“废话”了。即便有，也犯不着写进诗里，更不会有“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样的情话。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的夫妻，早上起床之后，会有这样一段“情话”呢？
事实上，如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夫妻之间公事公办，感情相当淡漠。即便有爱情，但为了守礼，讲规矩，像样子，也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情，而更多地是用行动表示体贴。爱情的表达，往往只用于情人之间，或是未婚男女之间的求爱，或是已婚男女之间的私通。所以，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写给情人的，就是写情人之间私相幽会的。
正因为是私相幽会，怕人发现，也就必须“鸡鸣即起”。然而，男欢女爱，两情正浓，自然只恨“春宵苦短”。所以，幽会的情人，最难过的一刻，便是必须分手的黎明。《诗．齐风．鸡鸣》很形象地描绘了情人们的这一心理。诗的原文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之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hong），甘与了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公鸡叫了，天亮一阵子了。男的说，那不是鸡鸣，是苍蝇在闹。女的又说，东方白了，天已经大亮了。男的说，那不是东方发白，是月亮的光辉。女的说，如果真是虫子在闹，我甘愿陪你再睡一觉。可惜时间到了，我该回家去了，你可不要恨我呀！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对此有极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六朝乐府民歌中《乌夜啼》和《读曲歌》“莫非《三百篇》中此二诗（即《女曰鸡鸣》和《鸡鸣》）之遗意。”《读曲歌》是这样唱的：“打杀长鸡鸣，弹去乌臼乌。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这首民歌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还都不够明朗，而《乌夜啼》则明明白白是在写偷情。《乌夜啼》是这样唱的：“可怜乌臼鸡，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欢子”即情郎。只因报晓的乌臼鸟“无故三更啼”，害得情郎半夜趁黑逃窜，这不是偷情是什么？更有趣的是，钱钟书先生还指出：“莎士比亚剧中写情人欢会，女曰：‘天尚未明，此夜莺啼，非云雀鸣也。’男曰：‘云雀报曙，东方云开透日矣。’女曰：‘此非曙光，乃流星耳。’可以比勘。”所谓“可以比勘”，就是说可以与《女曰鸡鸣》和《鸡鸣》两诗对照阅读，而一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中西幽会的情人，原来心理都一样。所不同者，大约也仅仅在于中国是女的更怕被发现，西方则是男的更怕被曝光。
这种害怕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中国，对男女偷情的处分，从来就是女重于男。
就拿私奔来说，男方除了会被痛骂一顿外，几乎不受处分，而女方却要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聘则为妻奔是妾”，这个处分，不是过来人，无法理解其分量。它其实比受刑、判刑还重。因为受刑止于皮肉，监禁总有刑期，而这种“打入另册”的处分，却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精神折磨。结果，同是私奔当事人，男的不过被“罚”再娶一妻，女的却被罚永做贱民，这真是何其不公乃尔！
同样的，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私通，处分起来也是女重男轻。比如贾琏与仆妇鲍二家的私通，事情闹到贾母那里，贾母不过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呢？”结果，贾琏并无处分，反倒是“受害者”凤姐，还挨了贾母几句说：“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几口酒，又吃起醋来了！”话说得虽然不重，但“男尊女卑”之意却也十分明显。至于另一位当事人鲍二家的，连处分也不敢等，先上吊自杀了，可见等待着她的处罚，一定比死还可怕。
当然，贾琏通奸之所以“太平无事”，还在于他之所淫者，不过是奴仆的老婆。这种行为，在贾府的老爷太太们看来，并不犯法，也不犯规，只不过比较“下作”而已：什么人不好偷呢？竟去偷那种东西。正因为公认比较“下作”，大约连贾琏自己也觉得比较“下作”，所以一旦被凤姐发现，也便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恼羞成怒，借酒发疯，居然提了剑要杀凤姐。这与其说是贾琏自觉有理，不如说是自觉理亏。正因为自觉理亏，这才要反戈一击，先发制人，以便“扳本”；而他的理亏，又不是因为不该偷情，而是不该那么“掉价”。
可见，在私通案中，“本夫”（通奸女方的合法丈夫）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本夫如果地位太低，则情夫掉价；本夫如果地位太高，则情夫危险。比如隋朝有个名叫李百药的，色胆包天，居然半夜三更潜入当朝权势最重的杨素家，与杨素的宠妾私通。这就等于在老虎嘴巴上拔毛了。所以，东窗事发后，杨素便喝令双双拿下，一并斩首。这时，杨素发现李百药是一个“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的英俊少年，忽然动了恻隐之心，便对李百药说，听说你这小子挺会写文章的，那就写首诗来说说自己吧！写得好，饶你不死。说完就叫松绑授笔。李百药也不含糊，一气呵成。杨素读了，大为欣赏，便信守诺言，放了李百药，还把自己的那个宠妾，也赏给李百药，另有“资从数十万”。结果，李百药有惊无险。岂但没有险，而且“赚了老婆又赚钱”，占够了便宜。
其实，这个事例也是不作数的。因为这个李百药，也不是等闲人物，而是与杨素同朝为官的李德林之子。杨素倘若果真杀了李百药，李德林那里不好交待，不如“大度”一点，做个顺水人情，等于是在李德林那里，作了一笔政治投资。不难想象，这个李百药如果不过一介草民，那么，这一对情人，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
由此可见，通奸，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然而，尽管通奸有如此之大的风险，以身试法者仍不计其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正是冒死偷情者的口号。甚至，有时皇帝的老婆也会加入偷情者的队伍。比如南朝梁元帝之妃徐昭佩即是。这个徐昭佩，仗着自己出身名门（前进太尉之孙、当朝将军之女），资格较老（萧绎还是湘东王时便已入宫），便不怎么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公然私通情夫。先是结识了荆州瑶光寺的一个风流道士智远，后来又结识了朝中美男子暨季江，再后来又邀请当时一个名叫贺徽的诗人，到一个尼姑庵里去幽会，在“白角枕”上一唱一和。这位徐妃勾搭情人时，已是中年，依然十分风流。所以她的情夫暨季江便说，柏直狗虽然老，却仍能狩猎；溧阳马虽然老，却仍能骏驰；徐娘娘虽然老，却依然多情。这就是后世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出典。
徐娘娘的偷情弄得如此出名，当然不能为萧绎所容忍。至尊天子的老婆居然偷了汉子，则体统何在，体面何存？于是梁元帝萧绎便借口另一宠妃的死是徐妃因妒而下毒手，逼她自杀。徐昭佩没有办法，只好投井。萧绎余恨未消，又把她的尸体捞上来送回她娘家，表示与她断绝夫妻关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死妻”。徐娘一人而生二典，也算是够“风光”的了。
徐娘的风流韵事，终以悲惨的结局而收场。不过她的下场，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教训。到了唐代，婚外偷情，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不但世人乐此不疲，就连天神人鬼，也纷纷下凡转世，来寻情人。有一个故事讲，天上的织女星也撇下牛郎，夜夜到人间与情人幽会。情人问她如何向牛郎交代？织女却说，关他什么事？况且河汉隔绝，他也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足见时人的一种“无所谓”态度。宋以后，理学勃兴，贞节问题越来越被看重，但明清的偷情，并不见得比唐宋少多少，只不过不那么张扬罢了。事实上，直到现代，婚外恋也仍是一个让社会感到头疼和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义愤填膺，力陈其不可者有之；离经叛道，力辨其合理者有之；无视舆论，公然实践者有之；乱凑热闹，忙于捉奸者亦有之。这就说明，所谓“偷情”，乃是一种情况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有难恕之恶，也有难言之隐，有的必须批判，有的又值得同情，实不可一概而论之。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四）偷情种种
应该说，“偷情”这个词，实在蛮准确的。
一般地说，偷情的人，双方多少都有些情意。这情意有多有少，有长有短，有许以终身，也有逢场作戏。但即便是逢场作戏，也多少有点假戏真做的成分，因此在苟合的“春宵一刻”，也还多少有真心实意在其中。完全没有情意的是强奸，强奸却不能叫偷情。
至于“偷”字，就更准确了。偷字有两义，一指“暗地”，如偷看、偷渡；二指“苟且”，如偷生、偷安。偷情之偷，恰恰兼“暗地”和“苟且”二义而有之。因为所谓偷情，通指并非夫妇而产生爱情或发生两性关系。这种男女关系，当然见不得人，只能“暗地”而不能“公然”；当然也难以为继，只能“苟且”而无法“持久”。
事实上，不少偷情者，也只是想“苟且”一下。比如唐代维扬某巨商之妻孟氏就是。有一天，孟氏在家吟诗，一位少年忽然走了进来，说：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便与他私合了一回。又比如长山赵玉之女，有一天独游林间，看见一位锦衣军官，十分地潇洒英武，便感叹地说，我要是能得到这样一个丈夫，便是死也无憾了。那军官听了便说，我暂时做你一回丈夫行么？赵玉之女说，即便只做我一回丈夫，也会感怀君恩。于是两个人便在林子里做爱一次，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苟且了。在上述两例中，男女双方当事人连姓名也互不知晓，当然也不会有“天长地久”的考虑。他们或出于性饥渴，或出于性吸引，两相苟合，一而足矣，何用多余？这种并不打算长久的偷情方式，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露水夫妻”。露水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不过只是天亮前一小会儿。太阳一出，露水便会晒干，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苟合，一般地说，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除非女方不慎怀孕，或被人看见。
露水夫妻对于已婚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偷情方式。它既能满足偷情者的某种需要（如性的需要，因配偶不在身边或受到冷落而产生的感情需要等等），又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因此，它便为那些既不愿意破坏婚姻、毁灭家庭，又确有偷情需要者所乐于使用，并把这种一次性苟合的对象称为“易拉罐式的情人”。
相对而言，“橡皮糖式”的情人就麻烦得多。
所谓“橡皮糖式”的，也就是“一粘上，就甩不开”的意思。甩不开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真产生了爱恋之情，难舍难分，一心希望“转正”；有的则是另有图谋，要把对方的偷情，当作狠敲一笔的“把柄”。无论何种原因，都会“一口咬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