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鬼谷子- 第16部分

　　　　这三个方面只有成为圣人才能胜任。

　　　　所以说谋划必须周到慎密；游说要选择与自已观点相通的对象。所以说：“办事情要稳健，无懈可击。”要想使所主持之事取得成功，必须有适当的方法。所以说：“客观规律是与天时互相依附的。”进行游说的人必须使自已的说辞合于情理，合情合理才有人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规律。

　　　　好比抱着柴草向烈火走去，干燥的柴草就首先着火燃烧；往平地倒水，湿的地方就要先存水。这些都是与事物的性质相适应的。以此类推，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内符”与“外摩”的相适应的道理。所以说按着事物的不同特性来实施“摩”之术，哪有不发生反应的呢？根据被游说者的欲望而施行“摩”之术，哪有不听从游说的呢？所以说只有圣人最能实行揣摩之术。

　　　　大凡通晓机微的人都会把握好时机，有成绩也不居功，天长日久就一定取得成功。

　　　　＇解析＇“摩”篇是“揣”篇的姊妹篇。

　　　　“摩”意为研究、揣摩，推测事情。所以“摩”意就是“揣”情之术。

　　　　“揣情”和“摩意”的规律，则是秘中成事。所谓“用之有道，其道必隐”，而隐微之道的关键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事无患。”秘中成事是成就各种事业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中概莫能外。

　　　　神奇的善摩者们，走向神明境界的关键即如此。鬼谷子曰：“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神明是智者崇仰的概念，从韬略的角度观察，神明是与阴谋为一体的。无精彩之阴谋不达神明之境界。古人言“阴谋”并非今日的贬义，而是在神秘中使功成事遂的高招。比如管仲在他的著作《管子》中论商汤是以阴谋而得天下，而成为一代明君。管子云：“女华者，祭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祭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成其为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由此可知，古人并非鬼谷子一人评论过“阴谋”。不少人都曾高度地评价过“阴谋”在成就大事的过程中犹如神明一般，其价值妙不可言。“阴谋”

　　　　是神秘的，然而它所成就的大事却焕然而卓越，光明而正大，有如日月之高悬，有目共仰既然神明的决策常常源于“阴谋”，那么“阴谋”的实践又当如何？鬼谷子认为：“揣情”、“摩意”。

　　　　“揣情”、“摩意”，常常因机而发，顺情而得。本篇提出十种“摩”

　　　　的基本法式。即平、正、喜、怒、名、行、廉、信、利、卑十法。而这十法却因人性参差，万物纷坛而因机而行。

　　　　所谓“十法”就是“摩”的十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们明确了行为目的后，即可择法而行之。

　　　　“摩”的行为方式也是有规律的。高明的“摩”者。善于独立思考，能辩察对象的内心欲求，他们如同湖边垂钓的渔翁一样，投饵藏钩、稳健自得，鱼儿也就自然上钩了。把握对象的内心，从而游说他，设谋使之对我方言听计从，是件难事。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按照一定的规律，从同气相求的角度认识它，将心比心，将事比事，往往能够驾驭他人，驾驭天下。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都借天意来征服天下人心。先秦陈涉、吴广如此，刘邦如此，黄巾军如此。洪秀全也以此“摩”尽天下人内心，而自编神话谋得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自幼苦读四书五经等，但几次投考秀才皆名落孙山。

　　　　后来，洪秀全在西方基督教宣传品《劝世良言》的影响下，创立了拜上帝教。

　　　　先后编写了《原道救世歌》等，宣传说中国人原来信奉的一切神仙佛道等皆是妖魔邪神，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

　　　　为了鼓舞广大人民跟随他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洪秀全精心编造了一个神话。用神话宣传说，洪秀全在考试失败后得到的《劝世良言》，是皇上帝赐给他的“天书”。回到家后曾大病40　余天。在此期间，忽有天使下凡接他到天上去，天母在圣河为他洗去了污秽，圣贤之士为他剖开胸腹，换上新的五脏六腑，终此脱胎换骨。洪秀全见到了一位满口金色胡须拖地，相貌魁伟，身形高大，高踞宝座之上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超越时空，无所不能的真神皇上帝。皇上帝见到洪秀全后十分高兴，说洪秀全是他的次子，带领他从天上俯瞰全世界，只见人世间妖雾弥漫，鬼怪横行，迷害人民，众生惨凄。

　　　　然后，皇上帝特赐给他一口宝剑和一颗印玺。上帝的长子，也就是其哥救世主耶酥教他如何用宝剑斩妖魔，印玺则是震服邪神的宝物。最后，皇上帝命洪秀全下凡人间做太平天王，救世诛妖。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洪秀全等又利用当地所谓鬼神附体的迷信方式，宣传有一个拜上帝会会员临死时鼓乐之声由天而降，被天使迎入天堂，不久，这一拜上帝会员的神灵附于一名幼童身上。这个幼童忽然神情昏迷，口中念念有词“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三八二一”隐“洪”

　　　　字：“禾乃玉食”隐“秀”字：“人坐一土”隐“全”字；四句联起来的意思就是：“洪秀全当作你们的君王”。

　　　　洪秀全编造的这一承上帝之命，下凡诛妖的故事，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当时广大群众，热切地希望改变受苦受难的生活，因此，幻想能有一个真命天子出世，铲除人间不平。洪秀全利用人们这一心理的要求，掀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历史研究也多在揣摩研究中，从事物的两种定性结果里考证事物的真相所在。

　　　　比如，汉末，曹操在赤壁之战中为什么兵败？原因一直不明。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军确实兵败赤壁，然而一千多年来对其败因的评说，以“火烧论”为多见。近几年来有学者对“火烧论”提出质疑，认为曹操败北的主要原因是疾病。“疾病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史料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

　　　　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有这样的记述：“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魏书。武帝传》）“先王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王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王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军引归。”（《三国志。蜀书。先王传》）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数万人，与权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关于曹军疫病流行的时机，《三国志》似乎未交待清楚。《资治通鉴》上说的十分明白。

　　　　“？？进，与曹操遇于赤壁，时曹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卷六十五）。可见曹军患病是在赤壁之战之前。

　　　　赤壁之战之后，曹操给孙权写信，对这次战败颇不服气。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俾周瑜虚获此名。”（《曹操与孙权书》）

　　　　当代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认为，曹操败北的原因是“曹操远道疲惫，军中又流行时疫，战斗力不强。”

　　　　可以认为曹操若不是遇到大障碍，是决不会轻易“自退”的。也决不可能随便“引军还”的。曹操兵败赤壁，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疾病流行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知，许多科学研究，历史考证的结论也是在对立事态的揣摩中得出结论的。

　　　　“揣摩术”就是通过别人表现出来的情况去了解他们掩饰的情况。摩是揣的一种方法。揣摩之后内部就有反应，这叫内符。揣摩最难，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揣摩要趁对方特别高兴的时候，去使他狂热，于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想法，从而揣出他的真情；或者趁对方特别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使其不能自持，于是露出实意。情绪在心里变动，必然要表现在外边，所以可以通过人的外表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内心的活动。揣摩的方法很多，可用和平进攻，可用正义责难，可用奉承讨好，可用愤怒刺激，可用名望威吓，可用行动逼迫，可用廉洁感化，可用信义说服，可用利益诱惑，可用谦卑欺骗。

　　　　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大将军窦固率领大军西进攻打匈奴，班超也随军效力，为联络西域诸国共同对付匈奴，窦固派班超为使者到西域去。

　　　　班超一行36　人，历尽千辛万苦，首先来到鄯善。开始几天，鄯善王对他们态度很友好，不几天就变得冷淡了。班超猜想，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前来施加压力，迫使鄯善王不敢接近汉朝的使者。恰巧鄯善王的侍者来访，班超故作已知道地问：“匈奴的使者来几天了？住在什么地方？”这件事本该是瞒着班超等人的，经班超这么一问，竞把鄯善王的侍者给唬住了，他只好说了实话：“他们已经到了三天，驻地离这里有三十里。”

　　　　班超立即把这个侍者扣留起来，召集三十六个随从人员商议对策，对他们说：“我们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如果他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尸骨也不能回乡了。你们看怎么办？”

　　　　大家都说：“如今到了紧要关头我们听您的。”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趁着黑夜对匈奴人发动火攻，使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他们一乱，咱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消灭匈奴的使者，鄯善王才会对汉朝友好。”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到了黑夜，班超率领着36　个壮士偷袭匈奴使者的营地，他让10　个人擂鼓呐喊，制造声势其余的人放火烧帐，冲杀进去。一时间，匈奴营帐大火熊熊，鼓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匈奴人从梦中惊醒，到处逃窜，大都作了班超等人的刀下之鬼。

　　　　战斗结束后，班超派人把鄯善王请来，叫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被吓得面如土色。班超乘机劝他与汉朝建立友善关系，鄯善王连连点头称是。

　　　　为了表示诚意，鄯善王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去做人质。

　　　　班超把这一事件的经过报告给窦固，窦固很高兴，并替班超向朝廷请功。

　　　　于是班超被升为军司马，继续承担联络西域诸国的重任。

　　　　班超智勇双全，随机应变，通过鄯善王外表的变化，来判断其内心活动，用火攻的办法消灭匈奴使者，促使鄯善国与汉朝友好。

　　　　统治者要发布政策也应赢得百姓之心，即审时度势，征服大众。清朝康熙年间曾经下令禁止吸烟。烟不是指鸦片，而是指烟草。

　　　　烟草，于17　世纪中叶开始从吕宋（今菲律宾）传入中国，便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的名医张介宾曾在《景岳全书》中慨叹说：“（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有种植烟草矣！”从此，它就像恶雾毒瘴，蔓延四方，危害着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到崇祯未年，竟至“三尺童子，莫不食烟”，更有甚者，“虽青闺稚女，金管锦囊（烟管烟袋）与镜奁牙尺并陈矣”。一时间，男女老幼，皆当“瘾君子”，情况令人怵目惊心。

　　　　到了康熙年间，吸烟现象更是“蔚然成风”，朝野之中，不论臣民，不分妇孺，许多人常是烟筒不离身，任情地吞云吐雾，并以能有一杆称心如意的烟筒为雅，故时人流传着这样的话：“烟筒杆，木不如竹，玉、象嘴，不如铜。”对此，康熙皇帝深为忧虑，他认为：“最可恶的是吃烟，烟这个东西最能耗人精气，不光我不吃，就是前朝的老皇帝也是不吃的。”因此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先从朝中大臣开始，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戒烟，禁烟活动。

　　　　在一次早朝之时，康熙选定素有“烟袋大臣”之称的史贻直和陈元海二人作戒烟试验。康熙当众给他俩每人赏赐水晶烟管一支，并命其公开作抽烟表演。二人受宠若惊，当即兴致勃勃，遵旨装烟点火。谁知，他们才吸一口，便见烟火沿着透明的水晶烟管直往上冒，还发着辟辟啪啪的响声，直至唇边声仍不断。在场臣子，无不惊呆，顿悟康熙用意；史、陈二人，更是深知皇上的苦心了，自此一改陋习，戒掉了烟癖。此举成功，康熙便下御旨，传谕全国官吏军民，禁止种烟吸烟，结果吸烟之风大敛。

　　　　康熙禁烟之法，正是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天下民心趋向，揣摩国精，出奇制胜，妙法惊人，而获得了成功。

　　　　又如到德国去的中国人，大都在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然后乘汽车或火车前往目的地。火车站就在机场下面，有电梯相通，给由飞机换乘火车的旅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在西欧国家，许多飞机场都是与火车站连接在一起的，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机场火车站”。例如在法国，旅客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飞机场还是在火车站，两种不同交通系统已完全融为一整体。

　　　　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机场与火车站融合的建设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德国航空港协会要求迅速补上这重要的一课。在法兰克福机场火车站，乘火车去赶飞机的旅客人数比例还不算高。T993　年的3200　万飞机乘客中，只有29％在此转乘火车，而乘自家小汽车的多达53。4％，使用出租小汽车的占11。6％，使用租车的约占2。7％，使用公共汽车的占3。2％，但在慕尼黑新机场，42％的赶飞机的乘客，乘火车去机场，乘小汽车的只占40％。

　　　　德国航空港协会干事长尼罗比施强调，“飞机场的目标必须是，让旅客总量的分布继续向公共交通倾斜，而在所有机场建设富有吸引力的公共交通系统，将使拥挤不堪的公路交通转向铁路，并大大减轻汽车带来的环境污染。”为此，德国交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