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她。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新政权了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了。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最后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牙齿。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