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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起惊天大矿难，也许人们永远不会了解到，某些地方政权已经成为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丧心病狂的矿主之上，当地的有关执法和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织起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在这张网络里，官僚和奸商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左右着财富的分配，他们阻挠着真相的传播。而那些矿工的名字，仅仅是工资单上微不足道的号码。今天随意划掉一个，明天就会有新人来替补。在这里，讨论宪法和人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官员们在争先恐后地表态，但他们的表态对那些消逝的生命、腐烂的尸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高级官员赶去了，他们的表情沉痛而坚定。然而，我想追问的是：那个汇报虚假死难数字的地方官员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些纵容矿主转移尸体的警察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调查之后，有关方面会公布一个怎样的结果。我有过太多的期待，也有过太多的失望。
对于苦难，人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些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兄弟们的苦难，很难说你已经抵达了苦难的内核。加缪说过：“我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贫困的”；那么，我是在矿区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苦难的——这是我与那些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所谓“文化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如今，童年的那个矿区再也回不去了，矿工们都迁下山来。山间，还有当年父亲的几名同事的坟墓。幼小的我曾经在坟墓间奔跑，而母亲则在背后惊惶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母亲有些迷信，她担心我惊扰那些在坟墓中沉睡的人们。而我，只是专注于坟墓间茂盛的野花。
我们的家在半山腰上，是一排背靠山岩的平房。春天，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灿烂的油菜花抵消了我对矿井的恐惧。
而条件比我生活过的矿区还要简陋、危险和艰苦的矿区，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同样，生活状况比伍大叔还要困苦、窘迫和哀伤的矿工，在这个莺歌燕舞的国度里，还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无论生者还是死者。
让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因为我们都是血肉相连的亲兄弟。
被丢弃的双胞胎
我很喜欢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不是我有“窥阴癖”，而是我认为从一个政治家怎样对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视出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人民。
在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中，最为玄妙的是他与两个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严的关系。
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州与年轻美丽的女秘书章若亚发生恋情。章若亚怀孕后被送到桂林，不久产下一对双胞胎。蒋经国要求双胞胎跟从母姓，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会被当着蒋家的成员来对待。章若亚是一个解放女性，不愿意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开始跟一名美国人学习英文。半年之后，章亚若突然因为腹部绞痛而暴死。章家怀疑有人下毒手，背后一定有主谋，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当年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与蒋氏有密切来往的漆高儒回忆说，他曾经听蒋的副手、特务主管黄中美说过，章若亚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了麻烦，黄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但这一决定究竟是黄的自作主张还是出于蒋经国的授意，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抗战胜利之后，章若亚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不久之后，蒋经国便立下誓言，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显然，他发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妻子蒋方良——作为“蒋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迁台之后，孝严、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长，蒋经国偶尔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医院里送。有意思的是，这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双胞胎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各自展翅高飞。孝严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蒋经国去世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孝慈则成为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过东吴大学校长。相反，在蒋经国身边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却全都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孝武一度还成为频频惹祸的酒鬼。大约他们承受不了身为“伟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就好像大树下通常只能长出小草、而难以出现第二棵大树一样），反倒没有孝严、孝慈经过平民生活的磨砺而产生的一飞冲天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严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过“总统”。显然，蒋经国有意回避与儿子见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果实”。作为父亲，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时候，是否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呢？
蒋经国处理自己与孝严、孝慈兄弟的关系，显然不是以父子亲情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为首。换言之，作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家，他必须保持自己近乎“完美”的政治形象，大到施政方略、小到家庭生活，都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就本性而言，蒋经国并非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传记中附录了他趴在地上给孩子当马骑的气氛温馨的照片）；然而，在面对孝严、孝慈兄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父亲而是“领袖”了。蒋经国一直拒绝承认孝严、孝慈兄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法国总统密特朗却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并携她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的不同举动，与其说是因为人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如说是缘于政治制度的分野——前者是威权主义政体下“子承父业”的领导人，后者则是民主制度下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忽然之间，我又想到，如果把蒋经国与斯大林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两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照，也透露出些许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来。
蒋经国一方面抛弃非婚生的双胞胎，以捍卫其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颇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乐于让媒体报道他家庭生活的点滴，并始终呈现出相当平民化的作风。他曾轻车简从跑遍台湾所有的乡村。与老部下吃饭时，他会不顾医生的叮嘱，热烈地划拳饮酒，甚至亲自上台弹奏吉他。蒋经国对自己将糖尿病遗传给孝文、孝武而感到痛苦，从而造成了对他们稍微显得过度的溺爱。作为一个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维护者，他非常注重遵守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而作为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僭主”的斯大林，则完全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独的，独裁者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于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斯大林逐渐与子女们疏远，甚至他曾经喜爱的女儿长大以后也难得登门一次。斯大林不愿意接见孙子，有一半的孙辈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像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说的那样：“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他的精神上的吝啬发展成极端的无情，乃至毫无怜悯之心，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命运被毁灭的代价。”
这就是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蒋经国属于半个“卡里斯玛”，另外还有一半人性的成分。蒋经国的长相不如父亲蒋介石威严庄重、气势凌人，却更为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他的人性部分地受到了威权主义体制的伤害，却还没有被消灭殆尽。而斯大林则是一个纯粹由“钢铁制造”的“卡里斯玛”。斯大林比列宁更缺乏生活轶事，他像一尊冰冷的塑像矗立在帝国的中央。他在缔造这个铁血帝国的同时，自己也沦为一个“非人”。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中概括了斯大林之流的极权统治者的总体特征：“统治者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倾向：他为了自己，不仅仅要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求所有人服从他，这是主要的历史悲剧……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紧紧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
我的观点是：看他们怎样做父亲，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领袖，就知道他们捍卫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还让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解体。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七十多年的镰刀和斧头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
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他们两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
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氏无疑最具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地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戈氏堪称是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丝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的这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切尔诺贝利的惨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