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自己成为王公贵族。潘旭澜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编造不出这样荒谬的本子出来。天国是一个邪恶的天国，天王是一个邪恶的天王，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孙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也发现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的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我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著“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著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著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本来，在塔利班覆灭之时，重温《天平杂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当我向朋友推荐这本好书的时候，朋友们却告诉我，坊间已经遍寻不见了。于是，我打电话去问出版社的编辑，编辑无奈地告诉我，出于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这本书已经不再加印了。
杨澜的流氓面目
杨澜女士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的访谈，我有一种在一盘美餐中吃到一只苍蝇的感觉，同时又感叹：这位风度优雅的女子，怎么能够将假话说得义正词严呢？在此之前，杨澜是我极其看好的大陆主持人之一。在半年前接受《新周刊》访谈的时候，我还赞扬说，杨澜是电视主持人中少数有〃文化感觉〃的女性。然而，纵观杨澜在吴征事件中的反应，我不得不将〃流氓面目〃这个词语跟她联系起来。
对于公众的揭露和批评，杨澜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匿名〃和〃栽赃〃。据我有限的阅读，媒体上署名发表批评文章的有：美国的方舟子、多伦多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然而，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质疑、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女士依然辱骂那些质疑他夫婿吴征假文凭的人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杨澜女士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问题，正如**新闻网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的某些人士在重要的价值立场上还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如方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谁有权力将我们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的批评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信用〃的呼唤而作出的，没有人能够〃动员〃和〃组织〃我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杨澜女士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的〃假学历〃问题。杨澜在访谈中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着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 〃也就一两个工作人员负责维护网站，哪里来什么〃导师〃？跟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够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又有何必要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杨澜在访谈中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 〃。然而，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是一种专制时代的〃诛心之论 〃。作为被批评者，重要的是勇于正视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内容真实，那么结果应当与目的无关。聪明如杨澜者，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是，杨澜告诉记者，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 〃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是〃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的词语加诸于一位曾经充当中国申奥 〃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却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能够达到如此肮脏和凶残的地步！
杨老贼究竟爱哪个“国”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谈“爱国主义”谈得最起劲的，除了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员以外，就数身为“美籍华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了。每谈到中国问题，杨振宁通常都会慷慨激昂乃至涕泪纵横，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都是 “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爱国”似乎是彻底的、绝对的。于是，有些国内的同胞被他感动了，有人或许认为：杨振宁老先生一定是个真心爱国的、打入美帝国主义心脏的同胞。
但我总是对杨先生的身份感到纳闷：杨先生乃是“美籍华人”，是早已“归化”的、“如假包换”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是庄严地对着美国宪法宣过誓的，他将永远效忠于美国。按照杨博士入籍时候的誓言来推断，假如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他应当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为中国服务。当然，在国籍上选择当中国人还是当美国人，这是杨先生自己的决定。他有权选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本未可厚非。但是，作为美国人的杨振宁，享受着美国丰裕富足的物质条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条件，却来大谈应当如何热爱中国、服务中国共产党，一旦有谁提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便暴跳如雷，那就未免过于矫情了。国内有无数同胞承担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在为祖国的民主和富强而奋斗，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争取着一点点的尊严，他们用不着一个自以为是美国人来教导怎样热爱中国、忠于中共。他们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而不必听从一个美国人指手划脚。
杨振宁爱的是中共
与其说杨振宁爱中国，还不如说他爱中共——因为中共政权恩赐给他国师般的地位，在寸土寸金的清华大学里他拥有耗资千万钜款修建的超级豪华别墅，他还可以经常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在中国，诺贝尔奖得主是稀罕的宝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而在美国，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若干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许就在人群中与你擦肩而过，他们平凡得像一片树叶。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杨振宁先生爱中共，不如说他爱自己——爱自己在中国所享受的奢华待遇。同样也是身在海外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谈起“爱国主义”的时候，比起杨振宁来却要坦诚得多。丁学良在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爱国主义”大旗掩盖的真实嘴脸这就是杨振宁之流的“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们的“高尚情操”。说到底，他们爱的还是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甚至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反正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谁也看不清楚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旦祭起这把“翻天印”，便是师出有名，崇高无比了。“爱国”是不能被怀疑的——这个字眼如此神圣，只有卑鄙无耻的、不爱国的人，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感情”。然而，我必须怀疑杨博士“爱国”和“爱人”的感情，有一个例子可以深刻地说明问题：杨振宁与蒋彦永医生之间有着亲戚关系和长久的友谊，当年他心脏动手术时，蒋彦永医生专程到美国参与会诊。然而，当蒋彦永医生为六四事件发表公开信，并因此被秘密绑架而失去自由之后，杨振宁先生却从来不曾公开对蒋彦永的命运发言。一个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如此冷酷无情的家伙，会是一个真心诚意的爱国者吗？
外籍华人在中国的不同遭遇
在大洋彼岸谈自己如何“爱国”和别人如何“不爱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杨振宁看来，批评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暴虐，批评六四大屠杀，批评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都是“不爱国”的言论。而“中国的面子”是他挣来的。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莫耶斯采访的时候，莫氏问道：“一九五七年，当您获得诺贝尔奖时，您是在这个国家——美国。而那时中国已是共产党执政。对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杨博士这样谈论自己当年获奖的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国国会曾多次就是否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进行听证。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证词，他认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低等人。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说他测量了不同人种大脑的大小，从而证明中国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当时，那成为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现代科学的证明，对此中国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获诺贝尔奖的最大反应是什么的话，我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自豪。”杨博士忽视了对方提问中的“一九五七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是大陆反右运动开始的年份，数以百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尊严和生命。曾经是李政道的老师、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码的研究条件，而被作为阶级敌人残酷迫害。这一切不在杨博士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之中，他却对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他故意把两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拿到当下来谈论，混淆了时间概念。杨博士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获奖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光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结论则与之相反。与杨博士身份类似，身为法籍华人的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受到国内严厉的封杀和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话题”。于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卖国贼”，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陆都成为禁书。在我看来，正因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加真诚坦率地面对“中国问题”，所以他才会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杨博士显然“过于聪明”了。
杨振宁的精神境界
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或者经常在两边自由走动，杨振宁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到中国时也都是在上层社会浮光掠影，中国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种被隔离的“诗情画意”。从一所肮脏破旧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优雅的民俗风情来，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艰辛和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