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花边。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屈从斯大林的淫威，参与编纂那本光辉灿烂却又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与此同时，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们便承接了史家放弃的责任。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索尔仁尼琴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更是集中营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暴政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无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获奖。在答谢辞中，他这样说：“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生存的过程中，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经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那汩汩的血脉还在大地深处翻涌，那仰望的眼睛透过森林的树荫伸向天际。索尔仁尼琴逼问我们：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
只要我们还能够写作，我们就还能够记忆和呼喊。写作是人类战胜恐惧的诸多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奥威尔通过写作与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峙，索尔仁尼琴也是通过写作挑战“古拉格”的秩序。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者的“新语辞典”的发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发现了苏联统治者将谎言“经典化”的过程：“穴居时期人类原始野蛮的感情──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泛滥过程中，竟以阶级斗争、种族斗争、集体或工会斗争等等响亮的代名词出现，粉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使之陷入空前混乱的局面。”统治者的秘诀在于：以施展暴力为主，以制造“说法”为辅。他们在瞬间之内就能够毁灭旧世界，也能够花同样短暂的时间去建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初民好勇斗狠的顽劣品性竟被演化升华为理论准则，视为合乎道德的错误思想，认为世界无所谓有恒定、普及的正义与善恶的观念可言，认为这些只是水月镜花，永远随世情而变幻，因而个人必须永远适应团体之需要而行动。任何职业性的集团，只要有什么便能攫取什么，纵使非法，且无需要，亦必须倾全力去取得，而社会团体之解体也可不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伟大的文学恰恰是“新语辞典”的克星，它向所有读者昭示著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它唤起人们麻木的尊严感和即将熄灭的希望。职之是故，统治者对文学始终充满了仇恨和警惕，甚至派出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统治者已经将文学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统治术之中了──“今天的边界上仍然到处污染著鲜血，充满原子武器爆炸的声音，密布著炽热的高压电网，而且有些国家的内政部门依然相信文学也应是内政之一，报纸标题仍经常出现‘他们无权干涉我们内政’这一类的措辞。”索尔仁尼琴的这种“透视”的力量跨越了种族和国界──最高境界的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文革”等事件的认识却远远超过了某些多次来中国的西方左翼作家。他痛斥红卫兵运动的背谬与残忍：“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竟被认做金科玉律一成不变地为青年人所效仿。庸俗无知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基本的了解，天真浮浅在于他们幼稚心灵中无经验基础的盲信。于是他们说：‘现在我们要打倒贪婪、残暴的压迫者，从他们手中争得世界，然后放下屠刀，我们会变得公正而有理性。’”红卫兵们所奉行的，不正是《罪与罚》中主人公的逻辑吗？索尔仁尼琴看到了中俄两个民族的性格中最相似的、也是黑暗的那一面，并再次引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以前惊人的预言。
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了遗忘的民族来说，记忆显得无比的遥远；对于我们这个保持著沉默的民族来说，呼喊显得无比的艰难。但是，没有记忆和呼喊的文学，就像没有脊梁的人一样──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了许多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以此为归宿。
那么，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呼喊，让我们写作，让我们阅读，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仰望。
假如他是一个老百姓
一位法学教授被无罪拘留长达8天之久。教授重获人生自由以后，要求国家赔偿金一元钱。这不是一个黑色幽默。
1998年9月28日，南京东南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叶树理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来自珠海的两名警官拘留押往珠海。原来，东南大学与珠海电子工业公司合作，后来产生经济纠纷，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叶树理受命协助工作。然而，珠海警方却以“招摇撞骗罪”将叶拘留。叶愤怒地质问押送的警官：“珠海公安局在未向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何以对我进行立案侦查？何以限制我的人生自由？”无人回答他的问题。后来他才知道事件的黑幕：对方的公司正在准备上市，而有重大民事诉讼的公司是不能上市的。于是，法学教授便成了珠海电子工业公司尽早上市的绊脚石。地方利益自然是高于一切的，包括国家法律在内，于是珠海的公安部门便以空前的高效率行动起来了。
先是坐汽车到上海，当晚叶树理被寄押在上海闸北看守所。在狱中，法学教授亲身体验到了以前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情景。牢房里的老大对他进行了“提审”，当得知这名“新兵”是法学教授、兼职律师的时候，老大对他顿时十分客气。老大找出刚刚收到四天的判决书，请叶树理代写上诉状。接著，警官押著他乘火车南下。在火车上，押送的黄队长威胁他说：“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要配合，千万不要有糊涂的心思。如果你逃跑，我开枪怎么办？”10日凌晨，叶树理被押进珠海第一看守所。在25舱，舱头照例“提审新兵”。恰好舱头也是南京人，他得以免遭杀威棒。在狱中，叶树理参加做绢花的劳动，从早上6点起床漱洗之后劳动就开始了，一直要干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短暂的吃饭、冲凉时间。用餐时，必须集体背诵《六做到，六不准》，必须唱监歌：“曾经犯过错，决心要改过，为了明天创造幸福新生活……认真服法，重新做人”。10月4日晚7时，看守突然通知叶树理教授“出舱”。警官若无其事地对他说：“撤销案件”。
叶树理教授被刑拘的第二天，东南大学的师生无比愤怒，他们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法律的侮辱和践踏。10月3日，6名学生代表向江苏省委书记递交了请愿书：第一，尽快释放叶老师；第二，惩治司法腐败；第三，保护学生上课的权利。江苏省领导批示，要从速解决。10月3日晨，东大接到珠海方面的消息，珠海公安局原则上同意放人，但由于该案是市委交办的案件，且个别领导施加压力，困难很大。
10月5日中秋节的晚上，身陷冤狱八天七夜的叶树理终于回到了南京。在机场，憔悴的叶教授面对熟悉的师生们，沙哑的声音流著泪连声说谢谢。学生们也哭了。叶教授对学生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放弃了对法律的信心。”然而，当课堂上学生向他提出“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初回讲台的叶树理拙于辞色，无言以对。现实就摆在师生们的面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如此法律，如何建立信心？既然有法不依，学法律又有何用？一连串触及到根本的问题，教授又如何能够回答？这件事情，将对许多学生的一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案至今没有下文。珠海方面没有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个别领导”自然是稳座钓鱼台。不过，对于叶教授来说，他总算获得了自由，他痛切地总结说：“牢里的八天七夜，是我一生的疼痛和财富，让我做律师每时每刻都记住维护人的权利。”叶教授的遭遇，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件发生在佛山的博士被殴打的事件。那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也得到了相对合理的解决。教授和博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等级秩序中，他们还算是有点身份地位的人，连他们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使人们怎能对法律有信心呢？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南方“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地区，而且是广东省最繁华、最富饶、经济和文化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的沿海城市。连珠海和佛山的法治程度都是如此这般，那么内地广大的、偏僻的农村地区的情况呢？
法学教授和文学博士被冤枉，对于媒体来说，是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就连他们也饱受司法不公正的侵害，那些完全没有身份和地位的平头百姓，在面对司法腐败的时候更是如同沉默的羔羊。我想，假如叶教授仅仅是一个普通百姓，没有师生为他伸冤，没有江苏的领导为他说话，他的牢狱之苦大概不会只有短短的八天七夜，而他在牢里的经历也会“丰富”得多。我们当然应该关注叶教授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老百姓以更大的关注。叶教授在描述狱中生活时，曾经提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早上醒来，发现有三个伙计，一名头顶著墙，一名腹部贴墙，还有一名站在牢房内的厕所上，一动不动。原来，这是三名新来者，正在享受著自己所免受的“杀威棒”。我认为，我们难道不应该关心这些受苦受难的无名之辈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屈辱，跟教授和博士相比，难道就轻如鸿毛吗？媒体有媒体运作的规则，他们会寻找“新闻点”，也就是“卖点”。所以，媒体会报道教授和博士的遭遇，而不会报道一般老百姓的遭遇。我们能够理解媒体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绝不能持跟媒体一样的思路──只去关注教授和博士们的事情，而对更大多数老百姓的血泪熟视无睹。
在一个长期以来漠视个人权利的社会里，对权利的维护不应当从那些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人开始，而应当从平凡的、普通的人开始，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开始。只有每个公民的权利都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权利才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实践。美国法学家亨金在《权利的时代》中指出：“个人的权利是合法政府的试金石。”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声称，人们不可以跨越“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的障碍，这仍然是“使公众不幸的腐败政府的唯一原因”。1999年，我国修改了宪法，将依法治国写进了神圣的宪法之中。法律当然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但它更应该保护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它应当起“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不应该“锦上添花”。亨金认为，人权成为我们时代的观念，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是城市化的时代。人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每个男人和女人，在出生到死亡之间，都有权享有不可侵犯的完整与尊严。“根据这一同意，在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上，人权观念是基本的观念。”为了维护、捍卫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理所当然该把目光瞄准底层的民众。
轿车不如轿子说
官员满街走，轿车多如狗。据说，在熙熙攘攘的长安街上，每分钟跑过的高级轿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最繁华的街道。有人因此说，这是我们国力强大的标志，这是我们人民富裕的标志。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的高级进口轿车并不是属于老百姓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各级官员们。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格限定官员座车的级别，但是规定毕竟写在文件上，没有几个官员当真来执行。
官员数量的膨胀导致的轿车数量的膨胀，两者成正比。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精兵简政”，其结果是越减越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扩张。中国历史上“官”与“民”的比例是：唐代3900比1，明代2900比1，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为297比1，1994年为29比1。比例的变化，从唐代到现在居然是130倍。官多当然接著就是“座骑”多。为了控制官员的“座骑”，有关方面不断制定措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专家们绞尽脑汁也不见任何成效。例如，明确规定某级领导只能坐某种品牌的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政官员可以让自己管辖的企业购进宝马香车，以“借用”的名义归到自己的麾下。这样，既不犯法，也不亏待自己。
此一难题，日久天长已成顽疾。吾本为一小百姓，无奈患了杞人忧天症，老是念叨此事。一日，行至阴山脚下，偶遇一隐士。该隐士见吾愁眉不展，乃徐徐问之。尔后哈哈大笑，曰：“此事何难之有，老夫手到擒来。不费半点周折，不流一滴鲜血，三日之内，保管圆满解决。”
吾大惊，急忙询问道：“前辈有何妙法？”
老隐士曰：“以轿子取代轿车即可。”此法看似老调重弹，实为制度创新。轿车不如轿子，轿子优于轿车，道理有十，且听其一一道来。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一：不用再进口外国名牌轿车。过去进口大量外国高级轿车，花费弥足珍贵的外汇收入，让外国人轻而易举地赚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