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依然还在交大的校园里逍遥着。交大的官员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一定要管理好网络，网络上只能够流传对我们有利的内容。
最近，名单上的一名受益考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是人们从那批显贵和他们的子弟们那些获得的唯一的回应。然而，我在这封信里没有看到一句真话和实话，也没有看到一句忏悔和歉意，我听到的却是一篇毫无愧色的“宣言”──“当大家都做贼的时候，最好的策略是我也做贼”。这篇宣言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但他的文字已经老练得如老吏断狱了。如果没有他人代笔的话，我认为他的修辞才华已经不亚于某些中文系的教授。他这样理直气壮地质问大家说：假如你们也像我这样拥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在周围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托关系、走门路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会闲在家中、对孩子未来的命运不闻不问吗？当你的爸爸妈妈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会阻止爸爸妈妈采取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关爱吗？
这个少年的问题无比尖锐，似乎能够堵住公众的嘴。当旁人询问“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因为天下人都是盗贼──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比我还要厉害的大盗，而偏偏抓住我这个小盗不放呢？他巧妙地把众人对他道德上的指责抛回到众人身上。当人们陷入“存在就是合理”的铁的定律的时候，作弊者就从容地逃逸了。对此，《南风窗》的记者张立勤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述：“一种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让人们面对腐败鲜有震惊和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艳羡。可怕的还不是几个该上大学的孩子失去了机会、而没有资格的却混进了大学。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离公平的原则还有多远？为什么面对素来被目为神圣的象牙塔中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却保持着长久令人不可思议的缄默？”耻辱已经不再是耻辱，而蜕变为光荣。不难想象，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跟随其后。如果教育腐败是一时无法改变的现实，那么想捍卫自己的利益，除了参与其中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腐败比官僚腐败还要可怕。吏治腐败打击了民众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权力部门的信任，而教育腐败则摧毁了几代人对公正原则的信念。恢复信任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而重建信念则无比艰难。教育腐败加剧了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也恶化了社会各阶层的亲和关系﹔教育腐败动摇了一个时代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将知识异化为权力网络的附庸。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机动指标”名单中，背后的“大人物”不乏教育界的精英（院士、博导、教授，可谓星光灿烂）。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拥有与学术荣誉一样光彩的道德声名。向来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却大规模地参与腐败事件，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沉痛。我们不能在张立勤的警示之言面前装聋卖哑：“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围绕‘机动指标’名单的观念之争，却使我们看到，钻营‘潜规则’正在变成一种振振有辞的常态。这才是我们真正最为痛心也最需要反思之处。”近十余年来，许多为人师表者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逐渐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公信力。青年作家张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学院为背景的小说《桃李》，就为我们展现了高等学府中触目惊心的种种黑幕。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基本上是“同构”的。既然教育者也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谁有资格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除了对“教育腐败”和“教育者的腐败”的思索之外，这一事件引发我思考的另外一个侧面是：网络在“曝光黑暗”的行动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前网络时代”畅通无阻的“潜规则”，遇到了网络的挑战。两者是不可能获得妥协或者和解的。既然无法“擦肩而过”，那就只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从那些官员的言谈中发现了他们对网络的痛恨和恐惧，以及痛恨和恐惧背后的无可奈何。他们感觉到了昔日脚下坚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松动──而这种松动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他们这个阶层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试图对网络实施某种形式的“管制”，但这也只能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罢了。网络的拓展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获取，必将带来“潜规则”的逐渐萎缩乃至消亡。尽管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是那越来越灿烂的阳光值得我们期待。
“世人都成了鲁迅可不好”
“世人都成了鲁迅可不好”—从王蒙的鲁迅观说起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批评痞子文学”与“寻找人文精神”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坚持人文精神的学者批评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成为一种精神迷幻药，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普遍的幻灭感。对于这样的批评，王蒙站出来为王朔辩护，在辩护之余还对鲁迅顺刺一笔： “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在《小议大师》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种王蒙式的排比和戏拟的修辞手法来消解鲁迅的价值：“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大师不容毁损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的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王蒙不喜欢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说，但还是朱学勤说得好：“本来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 ’？”王蒙将攻击鲁迅作为一种“破除偶像”的工作，却假装不知道今日中国真正的偶像崇拜并非鲁迅崇拜，而是领袖崇拜、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他不敢对离他住宅不远的、躺在水晶棺中的伟大领袖的干尸发表一句议论，却不能容忍作为精神存在的鲁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师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别人将自己当作大师来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个在美国开中餐馆的“文学中年”，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海外作家协会”，每年都发起提名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活动。王蒙本人从来没有加以制止或者声明拒绝，相反这名“作家”却因其钦点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国参加作协大会。最近坊间还出现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写的名为《我的先生王蒙》的畅销书，极写老公王蒙如何关爱小猫小狗，此种将老公当大师的写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么，鲁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让王蒙先生浑身难受呢？在某种意义上，王蒙的作品确实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几乎代表着“文而优则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长、作协第一副主席等官衔不可谓不让大多数文人眼红。王蒙的创作，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来说就是：“他几乎始终置身体制之中；他平正、通达、热乎、幽默，乐于把事往好处想，乐于把话往好里说，虽然幽默也含有反讽的锋芒，但那锋芒决不越过宽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当止；王蒙不写那种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写暴力与死亡的惨痛场面；他的笔是‘止于流血’的。”王蒙的为人，用评论家王彬彬的话来说则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堪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典型。王蒙以“宽容者”自居，他宽容贪官污吏，宽容社会不公，宽容痞子文学，宽容下半生写作，却批评不能宽容鲁迅。王蒙严厉批评鲁迅的“不宽容”，他本人却从未宽容过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意见，王蒙曾经将批评过他的王彬彬侮辱为“黑马”生出来的“黑驹”，谁批评他谁的动机便是想出名。如此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绅士风度？由此可见，王蒙以“反鲁迅”来“争自由”的说法，其实无比虚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蒙从来没有对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言，从来没有对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有任何的关心。相反，他自得其乐地写了不少“喷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对于不愿写作此类文章的作家则统统斥之为“极端主义”。正是在此维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直线下降，“季节系列”和《青狐》等作品，仅仅是一时的畅销书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与艺术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危机。所谓“过于聪明”，其实也就是一种已经不自觉的奴才人格。从一九五七年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场“误会”——“坚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们认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倾向，然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当甘肃夹边沟数以千计不知名的右派在饥荒中悲惨死去的时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却因有高层的照顾而“瓜果飘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毕竟还被伟大领袖亲自点过名。对于王蒙来说，“文化部长”和“作协副主席”的头衔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荣”，这意味着权力阶层的认可。与此同时，王蒙还时常作出某种“体制外”的姿态，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与清高的“隐士”的双重角色。其策略有两个：其一，大谈“人生哲学”，教大众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学”无非就是经过精美的语言包装的“厚黑学”；其二，为以王朔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文化叫好，以猎取所谓“亲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对赵本山的欣赏，王蒙对王朔也大加赞扬。从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鲁迅恰恰对中国文人身上的奴性进行了最为深刻地揭露和最为猛烈的批判，鲁迅说的很多话，都说到了王蒙的痛处。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鲁迅，则无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仅难以面对鲁迅，就连鲁迅欣赏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惯，经过王蒙的一番阐释，嵇康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杀害也成了自讨苦吃——谁让你的性格“太认真”、“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呢？
王蒙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也担心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会发生“地震”。王蒙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今天的中国不是“鲁迅过剩”的中国，而是“鲁迅精神极度匮乏”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不缺少王蒙式的宽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聪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肩起闸门的担当和铁屋里的呐喊。王蒙精于盘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贾，而远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论：“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把他为斯大林所作的传记取名为《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也就是说，斯大林在权力舞台上的辉煌胜利恰恰是苏联人民空前的悲剧和灾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比真理更“高贵”的是邪恶，比历史更“权威”的是谎言。这个庞大的帝国主要依赖“两只手”来实现统治：一只手是铁与血的暴力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克格勃以及人们业已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内在的恐惧”，其目的是制造“顺民”；另一只手是以传播谎言为首要任务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教科书、学校等各种不断重复谎言的渠道，其目的是制造“愚民”。一个由“顺民”和“愚民”构成的社会，虽然是一个便于统治的社会，但也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内在生命力和更新能力的社会。
传播谎言，首先就要改写历史。对于斯大林来说，既然可以一挥手就把一个民族从地图上抹去，那么改写历史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斯大林本人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别列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柏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等他都认真研读过。他把这些皇帝的传记当作自己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看到的是自己冷酷的面孔。他发誓自己将比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更加伟大，也更加残暴。斯大林很少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虽然他自称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马列主义不过是他骗人的幌子而已，他更满足于充当“新沙皇”的角色。正是在对帝王传记的研究中，斯大林发现了“重写历史”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对此，沃尔科戈诺夫敏锐地评述说：“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的方式描述祖国的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于是，一个庞大的编纂历史读本的班子建立起来了，它的成员许多都是斯大林“钦定”的。经过数月紧张的工作，影响苏联社会数十年之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终于出笼了。这部后来臭名昭著的读物，在当时却成了真正的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数超过了四千三百万册！在苏联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