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是相互为用的，一个打掉狂者的盘算，在他脑袋里开始发育。不予奖励，是第一步。
阳明本来就防着这一手，还专门让宦官在前线对战绩做了审计。但那没用，整你的时候才有用。杨一清则说了几句，这个人好穿古人服装、戴古人的那种帽子之类的话，在聊天中贬低了刚刚立了大功的国家的栋梁。桂萼又说了些阳明居然敢非议朱子，他的心学是在妖言惑众，等等。这场“手诏”廷对遂结束，阳明那泼天的功劳便拿风吹走了，还埋下了后面禁毁心学的伏笔。
再高级的会议也保不住密。方献夫、霍韬、黄绾纷纷上疏为阳明鸣不平。他们从广西的地理形势、历史问题讲起，想教会皇帝懂得阳明干的这个活儿为大明家省了多少钱粮人命，保境安民，多么重要，阳明根据实际便宜行事，正见出他为陛下分忧的耿耿忠心，等等。但皇帝认为他们在替老师说情，所以他们的话听不得。个中逻辑其实是他想听的都是真的，不想听的都是假的。而且他当皇帝认定一个道道：必须按照自己的旨意办，大臣越劝越要顶住。为了给他的本生父母争正统，他廷杖、发配、罢黜的官员比刘瑾并不少。他并不觉得这个国是他的，只觉得这个家，必须把这个国的便宜占完，才没浪费了皇帝的权力。国亡事小，家不舒心事大。
黄绾的上疏言词激烈：“臣以为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讨平叛藩，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等饰成其事，至今未白。若再屈于两广，恐怕劳臣灰心，将士解体。以后再有边患民变，谁还肯为国家出力，为陛下办事？”
哪怕你们说破大天，嘉靖皇帝心坚意定，淡淡地说知道了，便完事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大凡如此，指挥千军万马的王阳明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阳明这只鞋，是被他们践踏的鞋。尽管他们践踏这只鞋是在败坏自家的基业，但这样做开心便就要这样做。别人徒叹奈何也是瞎操心。
嘉靖皇帝没看到阳明写的情深词切的《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这篇感人的性情文章被毫无性情的桂萼给压下来了。阳明写给皇帝看的东西等于给狗看了。这种事情常有，但这回是致命的。
阳明详细论述了他必须回去就医的原因。说他在南赣剿匪时中了炎毒，咳嗽不止，后退伏林野，稍好，一遇炎热就大发作。这次本来带着医生来到广西，但医生早已不服水土，得病回老家了。他还得继续南下，炎毒更甚，遂遍体肿毒，咳嗽昼夜不止。出发前脚上就长疮走不了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喝几勺粥，稍多就呕吐。但是为了移卫设所，控制夷蛮，他亲自考察地形，才敢提奏朝廷。他就用浑身是病的身体，硬是上下岩谷、穿越林野，确定下了让廷臣认为出格的改建城堡的方案。他的方案成了一章罪状，他的身体却从此一厥不振。被抬回南宁，就移卧于船上。他实在等不见朝廷批准了，他将从梧州到广州，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他再三哭诉这样做是大不得已，请皇帝怜悯他濒临垂危不得已之至情，使他幸存余息，再鞠躬尽瘁。“臣不胜恳切哀求之至！”
就是有点怨仇，看到这样感人的文字，也会焕然冰释。但那是一般人，桂萼是特殊的小人。他跟阳明并没有过什么利害冲突，只有点反感而已。但他现在大权在握，主观好恶就威力大了。他也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并不因此增长己所不遇勿施于人的恕道，反而增加了仇恨人的歹毒心。他与嘉靖是君臣遇合，一对“猜人”。当他看到阳明表示要离开两广军门，只身回家时，嘴角上浮现出专琢磨人不琢磨事的吏部官员特有的微笑。这个因逢迎嘉靖而骤贵的马屁精，已感觉到皇帝对阳明不感兴趣，至少嫌他那股自大气，皇帝不舒服是大事，大臣的头等大事就是让皇帝舒服。他于是把阳明的手本，放到“留中”箧中：你不等朝廷准假就径奔老家，我偏匿而不发，坐成你个擅离职守之罪。
他和杨一清等也没想到，时隔不久，传来的竟是阳明客死南安的消息。他们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既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也有随之而来的空虚。桂萼说，我要参他擅离职守、江西军功滥冒。杨一清说，即使他还活着，我也要说服圣上查禁他的新学。若不查禁，大明江山非亡在这些异端邪说上不可。他们提议开会，清洗之。
其实，他们倒王的真正动力在于与张璁的矛盾。张援阳明入阁，以分杨、桂之势；杨、桂便来个先剪除新患再去旧病，唆使锦衣卫聂能迁奏阳明用金银百万通过黄绾送给了张璁，张璁才推荐阳明去两广。张璁、黄绾也不吃素，起而抗击。结果是聂能迁在锦衣卫的监狱活活被打死。皇帝也没别的高招，便用挂起来的老办法。按说应该颁发恩荫赠谥诸典礼，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嘉靖忘了他当初为了让阳明去两广，说了那些夸奖阳明的话－－鲁迅说流氓的特征就是没标准。皇帝一没标准，大臣就更没标准了－－宫廷成了唱大戏的舞台，后来他们之间互有胜负的斗了几个回合，忽而张、桂去职；忽而一清落马。反正一天也不能闲着。
阳明的沉浮，从一开始，真正的导演就是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平定江西后，张、杨同具揭帖，桂个人单具揭帖一致反对阳明入阁。阳明赴广西，杨与桂谋，他势必成功回京，张璁、黄绾还得推荐他入阁。于是让他巡抚两广，把他铆死在那里。有时加官是带锁。黄绾、方献夫等王门学生的存在也是他们必打掉阳明的动力。一查禁王学，他们就在皇帝面前成了伪学之士。否了阳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学说，否了他的学说，才能扫除列于宫廷的这些张狂的家伙。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游，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内容还是那一套，什么擅离职守，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为高，非议朱子，伪造朱子晚年定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但平叛捕盗，功有足录。宜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则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将桂萼等人奏本下转各部，命廷臣会议该定何罪。此时黄绾等阳明的学生被排挤到南京或说不上话，望风承旨的众臣自然以皇帝和阁臣的意见为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夺伯爵，禁邪说。事实上等于想将阳明的事功、学说都一扫光。
孙中山死后有副对联，大意是：举国哀痛，举国愤恨，若分清哀痛和愤恨是些什么人，便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功业，毕生学说，若分功业与学说是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庶几可移赠阳明乎？
２． 悟透之后须物化
阳明走的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无治人，则百姓倒霉，国家生事，他们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呢？怎么才能给予他们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学说别无良策。他又报病给山阴的学生写了信。对龙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２３１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连淡泊的湛甘泉还走到哪里都大建书院以祀他的老师陈献章呢，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江门之学的影响，以补救白沙学门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遗憾。这也表明建书院已成“形势”。
客观的说，起脚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发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然而连孔子都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尽管有权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那是量的问题，不决定事情的本质。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祖国各地的学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精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仁、黄宏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１２００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鸡工厂”，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学派领袖多从此“黄埔”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洞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阳明学为主导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掘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号召的，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而且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学的禁毁，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４０余人，定期宣讲阳明学，聚会的地点为庆寿山房。十二年，欧阳德、季本等在南京大会同志，讲会地点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国子监，使阳明学呈现继兴气象。除了前面提到的王门书院，尔后的书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及全中国，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华市附近」的讲社，分为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是王门各种讲会的先声；贵阳的王公祠。十四年，九华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庄。山阴的新建伯祠、龙山的阳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庐陵「今吉安」的报功祠都是纪念堂、讲会地。秀水文湖的书院、永康寿岩的书院，还有混元书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云兴书院「万安」、明经书院「在韶关」、嘉议书院「在溧阳，刻印了阳明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楼」。建祠堂的还有龙场、赣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丰、南康、安远、瑞金、崇义、琅铘山。尔后再传弟子建的书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学书院。
各种讲会更是不可数计。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还有泰州的心斋讲堂……．．
诚如顾炎武所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日知录》卷１８」。明人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庆年间以后，几乎没有笃信程朱的了。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工商市井，竞相讲学阳明学。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愿变成了现实，他要成圣的志向也变成了现实。他真不朽了。
明代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针对心学的。嘉靖十六年为打击阳明的邪学；嘉靖十七年，严嵩反对自由讲学，借口书院耗财扰民而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主要为打击泰州学派等王学的支派而禁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魏宗贤为打击东林而禁毁天下书院。
然而每次禁毁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动，明代已不同于以往，已有了“社会”，已非只有官方之国家。在野的力量已成为相当可观的自主集团。王学的流传主要在社会。以王学异端的姿态发展了王学精义的东林，则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并能赢得全社会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东林领袖肯定阳明之学是圣人之学，但认为阳明之教不是圣人之教。肯定阳明，否定王门后学。因为王门后学既无阳明万死一生的实际体验，又无阳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们也有认为阳明起脚于道士的养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对，尔后也没往对里走，在龙场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后就以“格物在致知”来对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应该在致善，而不该滑到无善无恶上去，一旦以无善无恶为教，就势必导致天理灭绝，只变成了养神。再说王学末流的讨厌程度与东林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