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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属于阳明的问题是后面三个：“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王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像所有的儒家一样，王倾心风俗统治，他的第四个问题是：风俗之美恶关乎天下之治。他认为风俗代有新变，风俗在三代不知凡几变矣，变到汉代以后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贾谊那样高屋建瓴地纵论一通。他代作的“标准答卷”是这样开头的：
“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
风俗统治论的核心是人格决定论，王呼吁像伯夷那样的圣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样的圣之和者来刷新社会风气，来使“鄙夫敦，薄夫宽”。而坏尽天下风气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乡愿”。阳明一生的天敌就是乡愿！或者说心学的天敌就是乡愿。乡愿的危害性在于它极善伪装，他说：泛泛地看，谁也不是乡愿，细看则不是乡愿者几乎没有。这种作风使社会失去正常标准：
“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擐狡而轻朴直，……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预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说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绝对说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然后笔锋一转，指责“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拔不出豪杰来的，但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更有几乎是出格的问题：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龙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好官来，但国家“名器已滥”！
关键是选拔出真才。尽管出个把真才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但体制性的改革王阳明终身都没有想过。由他来选拔人才，他也无非是想让这些秀才们都能写出他五年前那样的《陈言边务疏》。他后来摆平了蕃镇与民变两相，那奇勋的建立，不是现蒸热卖而是积厚孕久的功夫。并非天然现成的“良知”发用。不过其忧国忧民的情志的确让人感动。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结尾处，他说了几句显然是说给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爷们看的的话。真难为他了。
他当考官是不会像周进选拔范进那样选拔人才的。可惜，他只主持过这一次小小的乡试。无权是不能为国家选拔真才的。
按世俗标准，他算一帆风顺，年轻轻的进士及第，刚上仕途也谈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却在边缘空耗时光。他内心的苦闷与其才华成正比。他虽然庆幸能来夫子之乡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愤难舒了。现存他《山东诗六首》，既痛“浊世将焉穷”“下愚竟难晓”，更恨“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个“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呜呼，这位让举子作贾谊式《平安策》的考官，内心深处却怀揣着悲伤的《服鸟赋》。
贾谊和晁错是他这次主考时屡屡提到的“形象”。
８．师友之道
但他不再像贾谊那么想不开了，因为贾谊不能白死，他的教训，自有智者予以总结。苏东坡说贾是“扬才露己”、不会自用其才，只能自速其死，东坡的结论是“但愿我儿鲁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阳明则采取了迂回的办法，采用孔子式不能执政便通过学说和办学来“施予有政”。
他既然从阳明洞复出，就暂时不会骑鹿入蓬岛。那种想法可以随时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取得让他荣升骤起的声誉，或者可以说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他的“宰相经”还缺少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时期的旧制，已在位的宰相们觉得他们已经或正在用“京察法”解决名器太滥的问题，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称职官员，至于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爷的成例在。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王阳明这次主考工作所体现的真正的挑战性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满程朱式辞章讲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为这是放横炮就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他来到兵部武选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所谓选拔“武将上马定乾坤”之事是单纯吏部决定不了的，吏部高于其它五部之处在于它管“干部”，其它部的属员，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导性意见。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上“官”，这个衙门就“灵”。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满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他修习兵学也算有了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离王的理想还有可悲的距离。他的同事和学生黄绾在给王作的《行状》中说他是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就是兵部的倒数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等事。武学一项似乎可以发挥王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面对的是已是武职的官员及其子弟，与科举选拔武举武状元不一码事。不过，王氏自言他是武选司，显然黄绾笔误。尽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实权的司员，比在下面当个知县要名贵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确都比他差远了，而他却须经他们提拨才能进步，从而有所作为。这是让他很难受又改变不了的“事实”。
王有个优点或者说特点，一旦职业与他心头的事业不合辙时，他就不再以职业为意，而集中心思于事业上，这是他与那些除了当官别无所为的混世虫“官崽”的根本区别。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根据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罢，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师。他才34岁，便开门授徒了。
阳明之前，讲学尚未成风，但承宋儒讲学之习，于科举，学校等官学之外，私学授受也小有气候。如前面提到的吴与弼，娄一斋，娄少年时曾四处求师，就是找这种思想家型的导师，而非科考塾师。自然，这种私学讲究的是儒门的正经深义，极利于在科考时超常发挥，居官后亦有特色。开设这种私学的人都是有“主义”的，举一个和阳明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以显示风气之一般，从而也可看出阳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罗伦，即当时学者及《明儒学案》所称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贫，打柴放猪时也带着书，挤时间看，成了秀才后，想的不是顺科举再升，而是“志圣贤学”，尝说：“科举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成化二年，廷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主试者想删去后一句，他不干。最后还是状元及第。
过了没有俩月，正好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旨返朝，罗先到李家劝李不要违背圣训，李不听。罗上疏，说了许多尖锐的大实话：“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圆，盂实主之。臣之直佞，君实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结果他迅速被贬为外地一小官。没过多久，李贤死，罗召复原官，两年后，引疾归，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迹罕止，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多。黄宗羲说他“刚介绝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