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未被他们看见的一盒圣物和一盒圣油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2）
傍晚时分到达县城后，我们的案子被交到了（县丞）老爷手里，因为知县不在。控告人起草诉状之际，我们被看押在一家客栈里，在那里遭到了成群结队围着我们的异教徒的纠缠和嘲笑。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老爷跟前。地主和他的一个亲戚（向老爷）作了自我介绍，随之呈递了控告我们的诉状。老爷答道，他感谢他们热心公益，还说把我们这样的人送到他这里提起诉讼，这样做非常明智，因为我们的宗教与白莲教肯定是一丘之貉。接着，他传唤了铜匠，要他交待我们的教理和经文，最后还让他说出教他的人是谁。为不连累我，铜匠便说是一个叫Oangthiensio的中国人教他的。有人马上把这个中国人带了上来；他告诉老爷，铜匠在他家里时自己确实对铜匠谈起过我们的宗教而且解释过教理。老爷当即命人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掌颊二十，接着便问我来自何方。我告诉他自己是欧洲人。“你到这里干啥？”他又问道。“我来布讲基督教。”我对他说道，“而且，它不是您所知道的那个白莲教。我们的宗教是皇帝承认的，甚至宫廷里也有欧洲人跟我一样在传教。他们在北京有开放的教堂，人们于其中公开举行我们圣教的活动，康熙皇帝当初差一点也信了教，帝国各省皆有基督教徒，凡了解教理的人从未像老爷您这样将其混同于可耻的白莲教。”
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它可使信奉并实践它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我答道：“除了我对上帝的爱以及因为上帝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你有父母吗？”——“只有母亲还健在。”——“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a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上帝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上帝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
在我之后，他们传唤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年轻的安德烈·杨。虽说我记不清他的全部回答，但我记得他与我所说的甚是契合。事毕，老爷下令将我们投入牢房。
第二天即5月31日，老爷携打手到我被捕之地搜查我的物品，在那里发现了我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只有圣餐杯幸免——它已被人小心藏了起来。看到祭服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是白莲教中人了。祭披被当成我的“皇袍”，祭台前部成了我“御座”的饰物，烤圣餐面饼的铁器成了造币工具，我的书籍则被视为巫书。晚上返回县城后，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手下人，其中一个照例来给我们重新上锁时向我预示，我死期已近。果然，除锁链外，有人立即给我加戴了一个铁颈圈，此外还有一根1法尺半长的铁棍，一端连着我的颈圈，另一端与我手铐相连，使我的双手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老爷认为我是巫师，他要剥夺我兴妖作怪的能力。当晚，他让人在我衬衣内侧盖上他的官印，然后命人对我作更严格的搜查。因此，我此前保留的圣物和圣油盒就被拿走了。老爷执意把我们当成白莲教徒，因此不等有更充分的情况便向重庆主官上了一道公文，告之以发生的事并请协助打击已在该县露头的以一名欧洲人为首的白莲教徒。
次日，星期四，老爷在等候知县回衙时翻阅起了在我物品中找到的宗教书籍。他的眼光落在了一本书上，上帝的诫律于其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而且附有几则神圣的故事。他惊诧于在其中发现了如此美好如此神圣的教理，只得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向上司控告了我们，而当事情变得对他不利时，便竭力设法牺牲我们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他于当天下午把我们叫去盘问，以便看看我们答复中是否有该受指责之处。他先传唤OangthienKio原文如此。前文写为OangthienSio，后文中又写作Oangthientsio。——中译注，从他嘴里只问出了我们据十诫教理作忏悔的情况以及对我几件祭器的说明。随之又传安德烈·杨听审。老爷无法使他承认我们有什么巫术书籍，可又竭力想把我们当邪教信徒治罪，于是强迫这个孩子承认犯有曾使天火降临索多姆城的那种可耻行为索多姆（Sodme），死海附近地名，今属以色列。据《圣经》载，因该地风俗败坏，多有行鸡奸者，触怒上天，故降天火惩罚之。传教士以这一典故暗示：县丞老爷想逼这个十七岁的男孩承认与传教士有鸡奸行为。——中译注，安德烈·杨坚决拒绝。为惩罚他这一坚定态度，老爷几次命人打他五十耳光。严刑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坚贞，于是，老爷又让人先后四次在他右脚踝上敲了二十棍子。孩子的喊叫声使我心碎。他渐渐失去了声音，不久就衰弱不堪了。老爷见状只得停止用刑，将其押回牢房。把孩子的事情搁在一边后，他又派人传我问话。他只问了一些关于祭服的问题，我作了回答；随之又问我有多少信徒，我告诉他男女各约五十名。他很惊讶居然还有女信徒，对此我答道：“女子和男子一样，不是也需要拯救灵魂吗？”我的回答没能使他满意，于是他转而就教名问题问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为什么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后者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习惯，旨在为自己确定一名应予效法的圣徒，以便像他一样得上天堂。这便是第二次审讯中发生的事，随后我们重新被押回牢房。在狱中，我痛苦地看到安德烈·杨这个孩子脸部极度肿胀，眼睛里往外渗着血，而且因脚部刚受过刑，所以几乎无法站立。尽管这种状况使他痛苦不堪，但一见到我，他又恢复了天性使然的那种可爱的温和及天真的快乐，而且，与类似情况下迥然不同的是，隔了一天，他就复原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3）
6月2日，荣昌知县回到了县城，而且在重庆方面的官员来县里前就知道了我们的案子。他传唤了我们，开始时和颜悦色地向我们表示，他不赞成（县丞）老爷于他不在时闹出的这场风波。在问了我诸如从何而来之类的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他又问我是否与其他人一样不崇拜偶像。“当然不！”我答道。他最着重的问题是我如何教化女子。他多次重复这一问题，以便让书记员有时间录下我的陈述。我每次都以同样的内容作答，即：当我在一户人家传教时，我坐在客厅底部，男人们聚在一侧，女人们聚在靠内室门的另一侧；相信教理者可入教，但我从不勉强不信教理者入教。知县问了我片刻后，有人通报道爷（Taoye）到了；于是，人们立即让我退下。
这位王爷是当朝国丈，露面时排场很大，不少下级官员照例簇拥着他，后面还跟着九百名士兵及一批校尉军官。这一排场引得四周啧啧称奇。众多官员同时云集于此，原本为处置和打击白莲教，却恼人地发现他们上了轻率冒失的（县丞）老爷的当。后者为此受到严厉斥责，还被罚了一笔颇叫他心疼的款子。
第二天6月4日原文如此。上文讲的是6月2日发生的事，因此，第二天应是6月3日。——中译注，都察爷（Toutaiye这个词前文作“Touthaiye”。——中译注）即一等城市重庆的主官传唤了我们。他问话不多，仅为核实我们是基督徒而不是白莲教徒。入夜后，有人把我们带到了副总督（Sousgouverneur）那里。他先盘问安德烈·杨，随后就轮到了我。他问了很久，也很详细；如问我是不是到该省的惟一的欧洲人——这个问题颇让我尴尬，因为我是与玛利先生（M。Mary）一起来的。于是我说，我在广州时，那里还有另两名欧洲人，他们去了北京，我则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两名耶稣会士当年确实去了帝国首都。我始终坚持这一回答，他终于不再强调这方面的问题了。他接着问我的国君是否知道我到了这里，对此我作了否定答复；他又让我用欧洲语言说出在北京的我国国民的名字以及我出生地的国名。此举旨在进一步确认我是欧洲人。最后，他问我有多少基督徒，对此我拒绝作答并恳请他不要苛求于我。他未加反驳就重新把我打发回了牢房。
次日6月5日星期一上午，我们再次被带到都察爷跟前，他旁边还有另一位大官。安德烈·杨挨了五记耳光，Oangthientsio因称赞教理书籍而挨了十记耳光，TcheouyongKoui也挨了十下，因为他说他读不懂书——其实这完全是事实。都察爷随之转向了我，试图让我承认我到这里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企图敛财致富（他想以此方法把我们作民事案件处理），还说如我拒不承认，就要把我斩首。但我还是坚决否认。于是，他命人打了我几记耳光，同时说道：“你的宗教若有什么能耐，那就让它把你从我手中救出去吧。”我答道，我们宗教的目的不在于为我们谋取世俗幸福，而要把我们引向天福。闻听此言，他又命人打我，同时忿然说道：“天堂极乐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吗？”对于此等荒诞怪论，我觉得不屑作答，因此默然置之，同时求耶稣基督保佑，因为他被绑在十字架上时对于人们的辱骂也是不予理睬的。我总共只挨了十六记耳光。
都察爷见从我们嘴里掏不出他希望的话来，便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命人搬出夹棍，让我尝尝脚踝受刑的滋味。一伙士兵当即围拢上来，将我跪着反推到大堂下面。在那里，他们脱下我的鞋袜，把夹棍放在我脚上并开始拧紧夹棍。与此同时，都察爷在堂上吼道：“说！承认你到这里是为敛财！”我答道，我不会这么说的。——“那你来做什么？”——“为了传教。”——“什么宗教？”——“基督教。”见无法让我说出他希望的供词，他对刽子手们道：“夹碎他的骨头！”巨大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我几乎看不见东西，只听到刽子手们冲着我耳边喊道：“说吧，承认你是为了钱粮才来这里的。”最后，我隐约见副总督对都察爷道：“大人，此人是不会弃教的，再拷打也没用。”于是，他命人松开夹棍，士兵们立即搀着我胳膊将我带出大堂。受了这种刑罚后，人们会感到五脏六腑似乎都挪了位，浑身不适而且要延续很长时间。被送回牢房后我就感到了这种症状，此外我还发烧了两个小时。我以为自己将大病一场而且那令人渴望的时刻也快到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我在基督徒们央求下吃了点东西后疼痛居然消散了。不久，我觉得几乎痊愈了。
下午，我们又被传唤，这次被带到称为“道爷”的大官面前。他很少提什么问题，轮到我时，对我说，如我承认是为了钱才来这里，我的案子便是小事一桩，如我咬定是为宗教，那便是一桩罪行。说罢，他对齐刷刷都在那里的其他官员高声道：“本案不值得兴师动众，根本不必把我们请来，诸位只管打道回府，由我亲赴成都与总督料理一切。”于是，我们又被带回牢房。次日6月6日，道爷前往成都。三天后，人们让我们也去那里，重庆都察爷一同前往。6月21日，我们到达该省首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4）
进城后，我们被带到一位大官的衙门前，在那里等了约两小时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首府都察爷跟前。我们一露面，他就坐上了堂，而且令我立即应审，还不许任何旁观者在场。我觉得这是个不喜欢虐待的人，但他不愿听我自称是欧洲人，还愣说仅凭我的面孔就说明我是广州人。这是为暗示我照他的话说。若能这样，一切原本就可结束了。但我拒绝这么做，始终说自己是欧洲人。最后，由于我很想制止此种迫害继续发展，便回答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认为是广州人——因为我在那里有一个住所。但这一答复不能使他满意，他坚持让我说我生来就是广州人，还怒气冲冲补充道：“别因为你的欧洲人名字而把别人也连累致死！”说到这里，他叫来打手打了我五记耳光。当时我很虚弱，所以当即昏倒在地。他只得很快把我送回牢房。我在牢房地上躺了很久都无法恢复体力。十二天后，他第三次传唤我。从牢房到审讯大堂的路上，他派人不断敦促我承认自己是广州人。在此情况下，由于看到他有意释放因我而被捕的基督徒，同时考虑到他提及的我让基督徒们遭遇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说他能把我当做广州人——既然我在广州Sinxan县，不，我弄错了，是Hianxan指香山县。——中译注县有一处住所。这是我在（四川）首府经受的最后一次审讯。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