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欢迎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是人们能够想像的最漂亮的仪式之一。钱德明神父二十来年以前对此已作过浓墨重彩的描述，我只简单地说几句。为让阿桂以更显赫的身份在仪式上露面，皇帝封他为帝国一等公阿桂封爵为“一等诚谋英勇公”。——中译注和皇族成员，还授予他几件只有皇帝可以佩带的饰物。在他到达前一个月，军机处（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ｓ）下令，从距举行欢迎仪式地点60法里的地方起，黄土垫道——正如对待皇帝本人一样。
礼部确定的欢迎地点离北京8法里，位于皇帝建在黄新庄（ＨｏａｎｇＫｉｎｔｃｈｏｎｇ）的行宫不远处。行宫四周装点得惊人地壮丽。简直要用一整本书来描述那些人工堆积的假山、引入山谷中的小溪以及修建在那里的游廊、厅堂和各式各样的楼宇。人们在皇帝和皇后“万寿”（Ｏｕａｎｃｈｅｏｕ）时节，即庆祝他们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岁诞辰时欣赏到的一切，在此可按原样大小看到。
皇帝身穿礼服走出（行）宫，在两列官员簇拥下来到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男性皇族成员、ｒｇｕｌｏ、爵爷、大臣高官、帝国六部官员及由八旗士兵组成的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已在那里。鉴于需在那里举行的第一项仪式之故意指该项仪式与传教士们的信仰有抵触。——中译注，没有任何传教士在场。
阿桂将军率领他那支得胜之师的精锐成员从另一方向走来，到了两根红柱子附近便翻身下马。礼部（ｌｙｐｏｕ）尚书请皇帝登上一个高台，左右两侧是无数旗子和军旗；皇帝在高台上站了片刻。帝国庄严的乐曲响了起来，乐声静下时，一名礼部官员朗声道：“磕头。”立刻，皇帝、将军及其军官们、众亲王、ｒｇｕｌｏ、爵爷、各部官员及大臣，所有人都跪了下来，以前额触地九次以示敬天并因胜利而感谢它。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3）
这一仪式结束后，司仪官走近皇帝，请他前去一个大厅，有人已在那里为他设了御座。阿桂率众军官向皇帝磕头。后者站起身来，按古老习俗走向将军并拥抱了他。皇帝做这一切时情真意切，在场众人无不为之动容。接着，他对阿桂道：“卿累了，到这边歇一歇。”他把阿桂让到自己身边坐下，这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恩典。众军官被安排在蓝色帐篷内，有人献上了茶；然后，一百名太监在音乐伴奏下唱起了《得胜歌》，这是一种已有约四千年历史的古老赞歌。有人告诉我人们为这次典礼谱写了一首新曲。礼部尚书上前对皇帝道：“礼毕。”皇帝重新上了轿，当天就前往北京，以便在那里举行另一场盛大仪式，人们称其为“受俘”（ｃｈｏｆｏｕ），即接受战俘并决定其命运。在此场合，帝国还要将大臣老爷和王公贵族们集中起来。仪式在宫中第三个院子里举行，这个院子北侧尽头便是午门（Ｏｕｍｅｎ）。皇帝坐在设于游廊上的御座上，游廊建在高52法尺的平台上，平台上还耸立着一幢约50法尺高的建筑物。皇帝身边是宫廷大臣，下面是列位亲王、ｒｇｕｌｏ、爵爷和高级官员。沿这个巨大院子的东西两侧，帝国所有标志符号性的器物（ｉｎｓｉｇｎｉａ）排成了平行的两列：旗帜、军旗、长矛、大铁锤、狼牙棒、龙饰、器械、象征性图形等等不计其数。手持这些物件的人身穿镶有金边的红绸服装。第二排是帝国各部衙门官员。第三排是武装得如同临战一般的皇帝卫队。在院子前部，人们可见到负载着活动攻城塔的几头皇家大象，旁边是战车；庞大的乐队和乐器布置在游廊两侧，这个大院子的北端到游廊这里就结束了，皇帝正端坐在游廊里的御座上。
礼部起初把仪式开始时间定在早晨7点，皇帝在夜间撤销了这道命令，他希望仪式于凌晨4点半开始。一听到北京大钟寺的钟声，亲王们、达官显贵和各衙门的官员们以及御林军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来到了皇宫，一切皆依礼部规定安排妥当。
皇帝于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在御座上落座，他先接受众人朝拜祝贺。随后，礼部一名官员朗声道：“押解战俘来京的将官们，你们上前磕头。”得胜的将官们在鼓乐声中行完礼后退了下来。那名官员又道：“兵部官员和战将们，你们把战俘押上来。”
不幸的索诺木、他的弟弟、他的大将军、僧格桑之弟及金川另外三名要员从远处出现在皇帝和这些令人生畏的集会者面前。他们每人脖子上都套了一根白丝绳似的东西，向前走了几步后奉命跪了下来；有人把妥藏在笼子里的僧格桑的首级放到他们旁边的地上。他们后面是一百名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右侧是五十名北京政府的官员和兵士，左侧是五十名宗人府（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ｓ）官员。面对这一恐怖场面，索诺木的（大）将军不禁做了个只有在他近处的人才看得到的恼恨的动作，不过他仍与索诺木及其他人一样以前额触地（磕头）。有人立刻将他们带到旁侧一个厅堂。皇帝再次接受帝国大员们的祝贺，随之在鼓乐声中离开了，对这几名显赫的俘虏的命运未作任何裁决；但大家很快就明白他们没救了。
皇帝立刻前往几乎与我们住院（ｍａｉｓｏｎ）毗邻的一座大殿，人们称其为Ｉｎｔａｉ殿。一个大堂里摆放着各色刑具。皇帝坐在大堂深处一个矮小的御座上。不幸的索诺木和其他俘虏们是何等惊讶啊！大将军说道：“万能的皇帝，索诺木的父王临终时把他托付给了我。这个年轻的国王还无力作出决定，是我下决心打仗的。如果我因此犯了罪，犯罪的仅我一人，只有我该受惩罚。我请您饶恕这个不可能有罪的年轻国君。我们原本可使贵方遭受重创而后再死去，我们是怀着人们给我们许下的可以获得陛下宽恕的希望才投降的。”他徒劳地说着；但他们的死亡是由政治或许是由怨恨所决定的。皇帝一句话或是一个手势使他们统统上了刑。他们在酷刑下招认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又使他们受了更多的刑罚。据说索诺木承认，他把温福折磨了一百天，随之亲手用箭将其射死；另一些人说索诺木公开表示，他让人用浸了油的棉纱把温福裹住，然后他点着了火。他还承认是他杀死了额驸，后者名叫Ｔａｑｕｅｆｏｕ。皇帝很高兴能杀死这个有地位的人作为祭品以抚慰公主的忧伤，因为他女儿因丧夫之痛而无以安慰。这次审讯中其他一些细节就不那么可靠了，有些事情甚至显得互不一致，因此我也就不再打听这些事了。确凿无疑的是，索诺木和另外六人经受了严厉审讯后，嘴里塞着钳口物被装进囚车，在痛苦和耻辱的状况下被带到刑场绑在了木桩上，上午11时许，他们作为叛乱者被碎尸万段。然后，刽子手取下他们的首级装进笼内，笼子下方写着他们的名字。在随后的日子里，官方又血腥地处决了一批地位较低的苗子。这个可怜的民族只剩下处于最下层的一些人，他们作为奴隶被送给得胜的军官们。
这些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了迦南人（Ｃｈａｎａａｍ）的历史；在他们罪恶的凶暴行为中，这些苗子准是仿效了迦南人。报应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便从被他们长期玷污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为某些地区感到担心。但愿已被它们遗忘的上帝仅以特别的慈悲忆及它们。
尽管我们去年未收到你们的信，我们对欧洲状况还不算一无所知。我们获悉了波兰的灾难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中译注和俄国人惊人的胜利，还知道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 ⅩⅤ）和克莱芒十四世（Ｃｌｍｅｎｔ ）已去世……
此外，亲爱的先生，如果说你们有苦难，那么请相信，在大洋彼岸，我们同样有许多苦难。当这些苦难开始使人难以忍受时，我就重新阅读欧洲好朋友们的来信。由于我和朋友们之间只因为相信上帝和为了上帝才相互投缘，所以从他们信中我通常能得到一种可大大减轻我痛苦的情趣。我越是贫困，就越是请求您在我们仁慈的主面前不要把我遗忘。我尤其祈求您弥撒圣祭的保佑并荣幸地与您一起祭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几位在华传教士多封信件之摘要
广袤的中华帝国如今正享受着太平安宁。以其威严和睿智统治帝国的皇帝虽已六十七岁，却依旧康健。他刚失去八十六岁高龄的皇太后。必须用一卷书才能描述皇太后下葬前后的种种仪式，但因其中多数都夹杂着迷信，所以传教士都未能参加：我们颇担心在此情况下会受到打扰（我们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也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谢天谢地。
在欧洲流传的出版物上（其中一些传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散布说皇帝对我们冷淡了。这是谣言，他始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位君主是如此公正、开明，不可能效法他人之行为。他是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行为方式来决定他（对我们）的态度的。只要我们表现出色，任何外力都不能损害我们。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把对我们最可怕的诬蔑传到他耳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应我的请求，皇帝已准许在华传教的教廷传信部管理财务的教士公开居住在广州。为对付某些葡萄牙人的追踪，后者曾被迫在广州寻找一个隐避处，因为这些葡萄牙人一心只想阻止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也是去年，我们还使另一名法国传教士（外方传教会的艾若望先生［Ｍ．Ｇｌａｙｏｔ］）获释。
您可能知道，原先的圣绪尔比斯（Ｓｕｌｐｉｃｉｅｎ）修道会修士、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艾若望先生自1769年起一直被关在狱中。他被迫躺在一个肮脏狭小的地方，身上系着三条锁链：脖子上一条、双手上一条、双脚上一条。尽管痛苦万分，他对自己的境遇却心满意足。以下是他在1775年6月8日一封信中表达的想法，我眼前就有此信之原件：丝毫不必为我担心，除非是为我祈祷。请您相信，在索多姆以色列地名。古巴勒斯坦城市，靠近死海。——中译注（Ｓｏｄｏｍ）帮助过洛特（Ｌｏｔｈ）并在关狮子的坑中救助过达尼埃尔（Ｄａｎｉｅｌ）的上帝在这里是和我——它可怜的信徒同在的，圣母玛利亚也在庇护我。恳求您切莫为让我出狱而做任何尝试，据我所知，这将是徒劳的。把我交给耶稣基督和圣母吧，它从已经下达的死亡判决中拯救了我，难道还不能因其神圣的荣光而把我救出牢房吗？“父给我的爵，我能不饮吗？”（拉丁文：Ｃａｌｉｃｅｍ ｑｕｅｍ ｄｅｄｉｔ ｍｉｈｉ Ｐａｔｅｒ，ｎｏｎ ｂｉｂａｍｉｌｌｕｍ？——《若望福音》第18章11节）他的猜测应验了；一位传教士向皇帝谈到了他，于是，官员们立即让他返回了传教会。
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具备种种美德的榜样，他就是南京主教先生（Ｍ．ｌ′ｖêｑｕｅ ｄｅ Ｎａｎｋｉｎ）。他身上一切都是高贵的：贵族出身、学识渊博、虔诚的热忱，他样样具备。看到一位主教，一个已年届七旬的南怀仁此前在华传教士中汉名南怀仁者有二人，一为比利时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二十七年逝世于北京；此处之南怀仁为奥地利人，于乾隆三年（1738）来华，时年三十一岁，到七十岁时应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故知此信写于此时。又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三五二南怀仁传引晁俊秀1776年7月31日信述南怀仁事，与此处同，故知此信为晁俊秀所写。——中译注（Ｌａｍｂｅｃｋｈｏｖｅｎ）拖着病弱的身子，不停地奔走于比整个意大利还大的一个教区之中，犹如普通农民一样头上仅一顶草帽，身上仅一件粗布衣服，在难以忍受的大热天里被迫躲藏在一条小渔船上，冒着接连不断的风险，希望以殉教者身份结束其一生，这是一幅真正传教士画像！有了这样的榜样，人们还能懈怠下来而不感到力量倍增吗？
今年我失去了两位善良的保护人：一位是约四十岁的皇长子即定安亲王永璜，死于乾隆十五年。故此信应写于1750年。——中译注，他真是一位仁慈又和蔼可亲的亲王，从他那里我获得过最大的照应；第二位是内阁大学士按原文直译是首相、宰相、丞相、总理、首席大臣等；但清制无上述职位，故译为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中死于乾隆十五年者为张廷玉。——中译注（ｐｒｅｍｉ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在一切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上，他都曾是我的依靠和顾问。这两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然而，靠了上帝佑护，我完全放心。
我们希望罗马和葡萄牙的宫廷尽快下达恢复和睦与协调的命令，它对这些传教会的发展是如此必需，而且还将铲除某些传教士之间因不适当的民族性而引起的不和。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1）
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
（1778年7月31日于北京）先生：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过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且可以说就发生在北京门口：即在距此仅12至15法里的霸州（Ｐａｔｃｈｅoｕ）。一些年来，该地基督徒数量明显增加，宗教信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而且到处赢得成功。光是在叶家庄（ＹｅＫｉａＴｃｈｏｕａｎｇ）一地就有三十户人家新近信奉了宗教。刚入教的新信徒们热情而且受过教育。节日期间，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他们的加盟增添了节日的隆重。这些事情引起的哄动或许太大了些，当地官员对宗教的发展感到震惊，因此想予以制止。
为借机给基督徒制造麻烦，这位官员下令基督徒捐资重建一座寺庙。众基督徒答道，他们不能做这件事，但乐意捐助其他公共开支：例如修桥补路之类。官员期待的正是这一